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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这么多事，打赏下面的小吏是免不了的，要不谁心甘情愿给你干活？
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分等级为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政大爷（看门的），稿签大爷（签押房磨墨的），下面是一群二爷，包括“发审”、“值堂”、“用印”等人，这些人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此外县里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知县还会带着自己的厨师、师爷——这一大帮子人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部要他养活。
一个月只有7。5石的俸禄，大家就只好去喝西北风了。
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俸禄是远远不够的。
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打了折扣……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纷纷出炉。
贪污的方法
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招历史悠久，十分有名。
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当时交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物、丝织物等，但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铸碎银时可能会有损耗，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
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可谓流传几百年，长盛不衰，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一直到清朝雍正时期，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这一招才从历史上消失。
话说回来，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执行中实际操作技巧不算太高，下一招就不同了。
这一招叫做淋尖踢斛。十分值得一提。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斛来装的，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粮食放入斛中，要呈尖堆形，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口，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斛猛踹一脚！此时超出斛口的部分谷粒就会震落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喂，说你呢，还捡！
这就是淋尖踢斛，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
请大家注意，这两招只是封建社会最平常的，明朝的很多名臣如三杨、李贤、徐阶、张居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的收益养活自己的。而后来的皇帝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
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这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去找原因。
扫除一切###者
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的这些法典，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
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
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
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洁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
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
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戒石、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但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
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就是人皮。原来朱元璋命令将贪污官员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
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侯（侯爵），镇守广州，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骄狂。
……
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打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
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廷打死的大臣。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此后，当廷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终明一朝，很多直言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
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
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
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
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六十两为限，全部杀掉！”
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
该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
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别急，后面还有：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358人。大家明白了吧，这300多人一个没漏。
什么叫戴死罪、徒流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人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
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官吏是比较廉洁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官员因贪污被杀，是很不正常的。
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的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甲申年的杀人有“道”
吴茂华
老一辈的四川人，上至士绅阶级下至贩夫走卒之流，对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的史事差不多都耳熟能详。我小时候听当过塾师的外婆讲这段史实，说起当时川人血流漂杵、尸骨蔽野的惨酷情形，虽是讲古，外婆脸上仍神情黯然，唏嘘连连。我听到心惊处，忍不住发问：张献忠何以这样滥杀川人？外婆说，张献忠是老天爷降下的魔王，来扰世害民。又说起那句脍炙人口的张献忠七杀碑名言：天生万物养于人，人无一物回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后来上中学读历史，教科书上讲到张献忠，是和领导农民革命军打天下的李自成相提并论的。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这是农民革命起义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虽有其局限性，但革命造反精神的意义是伟大的。我那时当学生，虽不敢怀疑书本与老师的正确，但心里却禁不住想起了七杀碑上那句刀剑铿锵、杀伐有声的名言。
2004年，张献忠屠川三百六十年后的今天，我翻开《蜀碧》、《蜀警录》、《蜀难叙略》等史书，读到有关记载，满篇血腥扑鼻而来。终于明白所谓农民革命军的“局限性”有多可怕，其残忍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支军队大规模杀人如砍瓜切菜，简直就是古代的“恐怖分子”，且死难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普通百姓。我们川人的祖先黎民，何以遭此蹂躏惨难！三百六十年来，几十万生灵的亡魂且何以安？历史长河，滚滚逝波，而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皆痛史。正史野史，是耶非耶？有识之人自会分辨。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皇帝即位。他继承的大明政权是一个气数将尽、腐朽衰败的烂摊子。国土北方有皇太极努尔哈赤率领的满族大军虎视眈眈，边患不断；内地则天灾频频，盗匪蜂起，肆虐大半个中国。明朝最后一个朱皇帝面临的局面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势危如累卵。
是年，陕西、山西、河南大旱，连年荒歉使饥民相继为盗，从者十之有七。首先起事的有王小六、姬三儿、王嘉胤、黄虎、一丈青、小红狼、掠地虎、闯王、刘六等，名目甚多。奇…＇书＇…网张献忠和李自成初投王嘉胤，后与闯王高迎祥并为一股，攻略陕西、河南一带。1633年，闯王高迎祥与活动在川东北一带的摇天动、黄龙合作，率部由巫山水道入夔府。第一次入川，破大昌、巫山、云阳、巴州。石柱县女土官秦良玉带兵阻击，打散农民军主力。张献忠回窜陕西，集合残部，新募流民据十八寨，已自成气候。
张献忠与李自成同为延安人且同岁，虽都是拉杆子起队伍造反，但绝不同志。其间利害纠缠、合纵连横自是题中之义，属革命队伍中的“内部矛盾”。只是有一次李自成进攻四川，在梓潼被洪承畴打败，几乎全军覆没，“孑身入楚，依献忠，献忠纵杀之。”（《蜀龟鉴》）李自成星夜逃出，才保住性命。但他们二人的造反事业有一点倒是共同的，那便是血腥残酷的扰民害民远远大于“动摇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的作用。后人都说“张献忠剿四川”，实际上李自成也几进几出四川。张、李二人祸蜀，轮番为患，只不过张献忠为害更烈罢了。
崇祯七年（1634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联合各路大小农民军由楚入蜀，陷夔府、剑州，又屠巴州及通江、开县等地。巡抚刘汉儒、总兵张尔奇带领官兵阻击，将其撵回陕西。张、李流窜于陕南一带。1635年，李自成从车厢峡被困逃脱之后，纠结罗汝才、老回回、摇黄等十三家会于荥阳，称“十三家支党”。专在四川巴山、湖北、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