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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中自从遭到张献忠的杀戮，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凶猛，在路上咬死人，不吃干净就走了。百姓逃到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都生了毛。顺治三年（1646年），在四川已经赤地千里之后，张献忠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他焚烧了成都的宫殿庐舍，率众出川北进，又想尽杀川兵。属下的将军刘进忠统率川兵，听到这个消息逃跑了。在盐亭界凤凰坡，张献忠被清兵捕获斩首。当清军到达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二十户人。
清代彭遵泗所写的四卷《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作所为，书前作者自序说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听到的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当时的西洋传教士也有相关的记载。
张献忠的残忍或许让人难以接受，其实这是游民的最真实一面。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指出：游民不同于农民，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起义者都是游民而绝非农民。而且张献忠与腐朽的明朝政府为敌，缺少切实的目的。他占领一个地方然后再放弃，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并且不停地杀戮，如此才使他的毫无目标的行为具有存在下去的活力。
明代###的营建制度
单士元
从一本鸣冤录谈起
在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重建乾清、坤宁两宫的工程中，主持的官员中有一名营缮司郎中贺盛瑞，由于在工程中节余九十万两白银，既没有给掌权太监行贿送礼，也没有和工部官员私分，其结果是被加上一个“冒销”（虚报）工料的罪名而罢官。他写了一个“辩冤疏”向皇帝申诉，说明他确实没有贪污，而是想方设法为皇家效劳。但万历皇帝不理政事，有二十多年没坐朝。这位官员便忧郁而终。他的儿子贺仲轼根据父亲的笔记及生前口述，写了《两宫鼎建记》一书，详述他父亲主持施工的经过，并把那辩冤疏附在后面。这本《两宫鼎建记》并不是关于营建技术的著述，文字水平也不高，实际是一部表功状和喊冤录。从这本著作中也反映出明代晚期营建皇宫极端腐朽的内幕：贪污勒索，侵吞盗窃，无所不用其极，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
贪污受贿，公然为之
明朝中叶以后在营建方面采取了买办收购方式，因而出现了一批供应皇家建筑材料的商人。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反映，但是对宦官、官僚有极大的依附性。两宫初兴，钻刺请托，蚁聚蜂囤；广挟金钱，依托势要。宦官和工部官员靠受贿发财，商人靠宦官和工部官员营利，上下勾结，形成一个吸血网络。
从《两宫鼎建记》的序言可以看出当时的风气。这个序是作者贺仲轼的朋友邱兆麟所写，公然写到“朝廷建大工，莫大于乾清、坤宁两宫，所费金钱有原例可援，乃先生省九十万。夫此九十万何以省也？是力争中（太监）垂涎之余，同事染指之际者也。割中之膻，而形同事之涅，不善调停人情而谐合物论，莫甚于此”。从这段序言可以看出明代政治的概况。在官僚集团的心目中，省这九十万两白银反而会招祸，是不善调停人情。他儿子说他父亲之被谪也宜也。虽然有所愤慨，却也反映出明代官僚贪污的程度。
营建皇宫的大权操于宦官之手，主持者为内官监，再上则为东厂司礼秉笔太监（皇帝的特务头子秘书）及其爪牙。这批太监贪污受贿，干没（侵吞）、冒报、盗窃已属公开之事。其中还有一项是利用财政上兑换的差价进行剥削，如每一两铸钱六百九十文，市上每四百五十文换银一两，给与夫匠工食则以五百五十文作银一两，收利一百四十文。……则发银万两可积银二千五百余两矣。由此可知只在兑换差价这一项，剥削工匠就达到1/4以上。营建皇宫所耗银两前后何止千万两，那就是说至少有数百万两被太监、官僚侵吞。这是不露形迹的剥削和贪污。
至于冒报人夫数字也有一段记载。两宫开工，公（指贺盛瑞）命止出夫百名。是日同科道管工者同至工所（工地）报五百名。公曰工兴才始，不遵令者谁也。询之者乃内监……虚报出工数字竟然多出四倍。从这本鸣冤录中也可以看到宦官和工部官员之间的矛盾。太监主持工程和监工，工部官员主管施工。其中提到太监命人往外抬剩料和渣土时，工部官员要进行检查，太监非常尴尬，央求官员放过。官员为了拿太监一把，于是放行了。一般说来各层太监的贪污和侵吞要甚于工部官员。因为太监不仅掌握实权，而且更为贪婪凶狠。
明代营建皇宫的买办制度
明嘉靖以前，一般都是派官员直接往产地派民工伐木、烧砖以及采购各种建材并派出大批随员、军士、锦衣卫督工。《明会典》记载，正德九年重建乾清、坤宁二宫，起用军校力士十万，差工部侍郎一员、郎中等官四员，奉敕会同各该镇巡官督属采木烧砖。这种由皇家直接经营的备料，不仅动用大批人力，而且财政支出浩大。更重要的是由于侵扰百姓造成逃亡，甚至激起###。嘉靖以后开始施行收购买办制度，以银二万两发江南而鹰平（木）至，以银二万两发苏州而金砖至，以银二万两发徐州而花斑石至，未尝添注一官。后来又改在北京附近许可商人开窑烧制砖瓦，并许可商人运木到北京，由政府收购。这是明中叶以后政府财政匮乏而采取的措施，但也反映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商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依附性表现为：商人对太监行贿得找靠山，同时因必须向工部领取执照，又受工部官员挟持。有一次两宫营建需用铜料二十一万斤，显然是冒报。官员明知丁字库铜积如山，可是不向太监行贿就无法领料。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向商人限期限价勒令采购二火黄铜二十一万斤。铜商估计去南方采购不仅会赔钱，而且时间也来不及，只好向工部哀求。官员就叫铜商向管丁字库的太监行贿，太监提出要二百两银子的干礼，铜商估计要比采购所赔的钱少，只好忍痛行贿。太监这才给工部官员铜料。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太监、官僚、商人之间的勾结和矛盾。一般商人处在被敲诈地位，但领取执照的商人有太监为靠山，以皇商名义不仅夹带私货，偷税漏税，而且假借运送皇木，勾结地方官勒派百姓拉纤。尽管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在牟取私利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
在《万历野获编》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可以做旁证：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犹未满志也。盖内府之侵削，部吏之扣除，与夫匠头之冒破（虚报冒领），及至实充经费，所余亦无多矣。余幼时曾游城外一花园，壮丽轩敞，侔于勋戚。管园苍头及司洒扫者至数十人。问之，乃车头洪仁别业也。（洪）本推挽长夫（工头），不十年即至此。又一日于郊外遇一人坐四人围轿，前驱呵叱甚厉。窥其帏中一少年，戴忠靖冠，披斗牛衣，旁观者指曰：此洪仁长子新入赀为监生，以拜司工内为父，故妆饰如此。
工部官员盗窃皇宫建材营建私第
嘉靖三十六年，工部尚书赵文华主持营建皇宫，大量利用木材砖瓦等建筑材料，营造他自己的私宅。嘉靖皇帝见正阳门工程缓慢，不大痛快。一次登高望到远处一片楼阁亭台非常壮丽，问是谁的宅子。左右说是赵文华的新居，又说赵文华把工部的大木弄去一半为自己建府。皇帝便问首辅严嵩，严嵩替赵文华开脱。皇帝派太监去打听，果然是盗窃皇木。这个赵文华从此得罪。（《国榷》卷六十二）
赵文华是明代著名奸臣严嵩的心腹，严嵩是嘉靖的首辅。他勾结宦官，广植爪牙，排除异己，贪污受贿，无恶不作。甚至伊王在洛阳要扩建王府也要向他行贿（伊王请求十万两，答应到手后给严嵩二万两《明史·胡松传》）。当赵文华被嘉靖皇帝罢官流放后，严嵩又乘机吞没了赵文华的钜万家私，派人运送到严嵩自己的家乡，公然让沿途官员私役民夫护送。
如前所述，嘉靖朝营建最为频繁，这一朝严嵩当权最久，他不仅大量贪污营建费用，即连边防、民政、水利……举凡财政支出无不从中侵吞，以至鬻官卖爵，视官爵高低定贿赂数额。他儿子严世蕃也当上工部侍郎，大量中饱侵吞营建费用。
这样的贪官权奸，嘉靖皇帝长期倚之为左右手。到晚期由于御史连续弹劾，严嵩终于败露，嘉靖四十四年即皇帝死前一年，抄了严嵩的家，从他江西老家所抄出的财产为：黄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九两，银二百零二万七千零九十两有余，玉杯盘等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束，金银玳瑁等带百二十余束，金银珠玉香环等三十余束，金银壶盘杯箸等二千八百八十余件，龙卵壶五，珍珠冠六十三，甲第六千六百余楹（间），别宅五十七区，田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余玩不可胜纪……又寄贷银十八万八千余（两）（《国榷》卷六十四）。至于严世蕃的家产，只提到“追赃二百万两”。这些家产加起来，竟然超过了国家岁收和国库所存。可是当时的百姓却是骨肉相食，边卒冻馁。
太监的贪污
明代从永乐起就开始重用太监，朱棣派遣郑和下南洋就是一例。而营建北京也是由太监阮安主持。其后有好几代皇帝重用官僚，而像严嵩那种专权的首辅大臣不多。正统朝的王振，成化朝的汪直、谷大用、曹吉祥，正德朝的刘瑾，到天启时的魏忠贤，太监的权势达到了极点。营建皇宫自不必说，正德朝把太素殿油饰一下，就花掉二十万两白银。
明代物价变动得很厉害，堪称奇昂。按照记载，明代贫农五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大体可定为五两至十两白银（赤贫农民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真是吃猪狗食）。那么二十万两白银可以供几万户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至于太监贪污受贿的程度就更厉害了。根据正德朝提督东厂、司礼秉笔太监刘瑾被抄家时的财产粗略计算一下为：
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锭，又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衮服四；蟒服四百七十袭；牙牌二柜；甲龙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狮蛮带一；玉带四千一百六十。又得金五万九千两，银十万九千五百两，甲千余，弓弩五百。（见《国榷》卷四十八）
当正德皇帝看到这份财产清单的时候，并不介意，只是见到弓甲才发怒，认为刘瑾要造反。他把刘瑾财产没收之后，不交国库却贮藏在他的秘室豹房，作为皇帝个人挥霍的私财。由于他荒淫无度，在祭祀天坛跪拜时呕血不止，回宫后很快就死了。
动用官军营造私宅
明代营建皇宫和北京城，除募集工匠外，官军是一支主要力量。因此工部和兵部发生密切关系。太监和工部官员可以公然借营建贪污受贿，而掌管军队调动的官员或者和兵部有关系的官员，在捞不到营建肥缺的情况下，要从军工身上捞一把。有的官僚公然动用大批军士营建私宅。在成化朝，太监汪直当权，手底下有两名兵部官员陈钺（兵部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