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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我把艺术搬到了现实世界，领导一个团队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科学研究，目的就是寻找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我们并没有探讨将笑话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性，而是想从科学的角度研究笑话的笑点所在。
除了寻找最吸引人的笑话之外，我的搞笑研究项目还衍生出了一系列离奇的经历，其中涉及到美国幽默作家戴夫·巴里、一套巨大的小鸡服装、好莱坞演员罗宾·威廉姆斯，以及500多个以“有只鼬鼠在不停地咬我的私处”结尾的笑话。
更重要的是，该项目还为当代幽默研究人员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值得考虑的见解。能够让男人和女人发笑的笑话是否并不相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会觉得同一件事情很好笑吗？我们的幽默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吗？如果你要讲一个有关动物的笑话，你会让哪种动物变成笑话的主角，一只鸭子，一匹马，一头牛，还是一只鼬鼠？
小鸡为什么要过马路？
2001年6月，曾委托我研究金融占星学的权威科学团体英国科学促进会又找到了我。为期一年的全国性科学庆祝活动急需一个大型的实验项目作为亮点，而且该项目还必须能够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他们问我对此是否有兴趣，如果是，我将会选择什么作为调查对象？
我苦苦思索许久，也没有想出什么好的点子。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重播的《蒙蒂·派森之飞行的马戏团》，于是开始考虑是否有可能真正去寻找全球最爆笑的笑话。我知道这个项目有扎实的科学基础，因为许多全球最伟大的思想家都针对幽默写过大量的文章，其中就包括弗洛伊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事实上，德国哲学家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特别着迷于这个主题，他甚至说过哲学界应该为笑话专门做一次全面而详尽的研究。随后我发现，每当我提到这个想法的时候，都会在人群中引发热烈的讨论。有些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世界上最爆笑的笑话。另外一些人则觉得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方式分析幽默。不过，几乎所有的人都非常热心地把他们最喜欢的笑话讲给我听了。这个想法能够以罕见的方式将科学性和公众的兴趣点结合起来，所以我感觉值得好好研究一番。
于是我拟定了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国际性研究项目方案提交给了英国科学促进会，并将其命名为“笑话实验室”。我将会设立一个网站，该网站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人们可以在线输入他们最喜欢的笑话，然后提交至档案库。在第二部分，人们需要先回答几个与个人信息有关的简单问题（比如性别、年龄和国籍等），然后评估从档案库中随机选出的一些笑话到底有多好笑。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将能够逐渐建立一个庞大的档案库，而且能够采集到全球各地网民对不同笑话的评分。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能够以科学的方法找出让不同的人发笑的因素，以及到底哪一个笑话能够让全世界都乐开怀。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人对我提交的方案都表示认可，于是“笑话实验室”一路绿灯地顺利上线了。
这个项目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得说服全球各地成千上万的人访问我们的网站并积极参与其中。为了扩大影响，我和英国促进会在发布“笑话实验室”之际拍了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这张照片基于据说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笑话（后面我们会用科学的方式证明这个笑话其实一点都不好笑）拍摄：“小鸡为什么要过马路？为了到对面去。”2001年9月，我穿着白大褂站在马路中间，手里拿着一个有纸夹的写字板。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个身穿超大号小鸡服装的学生。好几家全国性报纸的摄影记者排在我们面前猛拍照片。当时的场景我依然记忆犹新，其中一名记者抬起头来大声喊道：“装扮成科学家的家伙能站到左边去吗？”我大声回答他说：“我就是科学家。”然后有点窘迫地看了看站在我旁边的巨型小鸡。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我经常会遇到这种超现实的情形。
网站的发布非常顺利，“笑话实验室”很快就上了全球各地的报纸和杂志。网站正式上线后的几个小时内，我们就收到了500多个笑话和10000多个评分。随后我们遇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很多笑话看起来有点儿粗俗，事实上，我这么说还是太委婉了，那些笑话完全可以用猥亵下流来形容。其中有一个笑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低俗的笑话中出现了两名修女、一大串香蕉、一头大象和小野洋子。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谁会访问我们的网站并给档案库中的笑话打分，所以不能允许此类的笑话入库。网站上线的第一天我们就积压了300多个来不及处理的笑话，很显然我们需要有专人对这些笑话进行审查。我的研究助理艾玛·格林宁把我们从这个困境中拯救了出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艾玛每天都仔细阅读网民提交的每一则笑话，并把那些不适合全家人共赏的笑话拦在档案库之外。不过，艾玛也会时常感到比较郁闷，因为她会一再地看到同一则笑话，其中有一则低俗的笑话竟然被提交了300多次。不过，她也因此有了一个额外的收获，那就是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下流笑话库。
网民对笑话的评分共分五个级别，从“不太好笑”到“非常好笑”。为了简化分析过程，我们将评分为四级和五级的笑话全部归类为“是的，这个笑话很好笑”，然后再把所有归入此类的笑话按评分人数的多少进行排列。如果某则笑话的确不是那么好笑，很可能就只有1％～2％的人将其评为四级或五级。相反，那些真正令人捧腹的笑话肯定会吸引更多的人给出高分。到第一周结束的时候，我们查阅了其中一些排名领先的笑话。其中的大部分笑话都非常糟糕，所以并没有太多的人给出较高的评分。即便是排在前几位的笑话，将其评为四级或五级的人数也未达到50％。大约25％～35％的参与者认为下面这几则笑话比较好笑，所以它们成为了第一周排行榜的前四名：
一位老师心情不好，所以决定拿她班上的小朋友出气，于是说道：“觉得自己很笨的学生，起立！”过了几秒钟，只有一个小朋友慢慢地站了起来。这位老师看着这个孩子问道：“你觉得自己很笨吗？”
“没有……”小朋友回答说，“……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你一个人站在那里。”
你听说过有人因为在30分钟内完成了拼图而沾沾自喜吗，原因就在于包装盒上写着“五到六年”？（译者注：其实是“五岁到六岁”的意思。）
得克萨斯人：你打哪儿来？
哈佛大学研究生：我来自一个讲话不会以介词结尾的地方（译者注：得克萨斯人的问题是以介词from结尾的）。
得克萨斯人：好吧。你打哪儿来，蠢货？
一个白痴沿着河往前走，然后发现河对面有另外一个白痴。第一个白痴冲第二个白痴喊道：“我怎么才能到对面去？”第二个白痴马上回答说：“你已经在对面了！”
名列前茅的这几则笑话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让读者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这种感觉的出现是因为笑话里的人看起来都很愚蠢（比如拼图的男人）、会对一种显而易见的情景产生误解（比如河对面的白痴）、嘲讽另一个狂妄自大的人（比如得克萨斯人回复哈佛大学研究生的话）或者让掌握权力的人看起来很可笑（比如老师和小朋友）。关于喜剧和悲剧的区别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如果是你掉进了没盖盖的下水管道检修孔，那就是喜剧。不过，如果掉进去的是我……”我的这些发现刚好为这种说法提供了实验上的支持性证据。
当人们感觉到自身的优越感时就会发笑，这一点可不是我们首先发现的。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古希腊学者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就提到了这种理论。“优越性”理论的支持者认为，笑源自于露齿的动作，就像是“古代丛林决斗中胜利者的吼声”。正是由于笑与动物性和原始性有关，所以柏拉图不太爱笑。他认为取笑别人的不幸是错误的，而开怀大笑是一时失控的表现，会让我们看起来有失人样。事实上，这位现代哲学之父非常担心笑对道德品行的潜在破坏，所以建议人们尽量少看喜剧，而且永远不要演这类低俗的戏剧。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后来写的文章也呼应了柏拉图的观点。遗憾的是，我们只能间接地从一些参考资料中看到亚里士多德对笑的看法，因为他的原始论述早已年久失传（安伯托·埃柯所著《玫瑰的名字》的核心思想就来自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很多成功的小丑和喜剧演员就是通过为我们营造出一种优越感而把我们逗笑的。支持这种理论的证据是很容易找到的。在中世纪，侏儒和驼背的人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笑。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会取笑精神病院的患者和畸形秀中的怪胎。197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当要求人们用几个形容词来描述喜剧演员时，他们通常会想到“肥胖的”、“畸形的”和“愚蠢的”等字眼。＇1＇
“优越性”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取笑某个群体。英国人向来喜欢讲爱尔兰人的笑话，美国人喜欢取笑波兰人，加拿大人总拿纽芬兰人开涮，法国人总爱嘲讽比利时人，而德国人调侃的对象是本国的奥斯特弗里斯兰人。＇2＇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是一群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另外一群人的痛苦之上。
1934年，伍尔夫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发表了“优越性”理论的首个实验研究成果。＇3＇研究人员分别请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评估各种笑话的可笑程度。为了尽量控制笑话的呈现方式，研究人员把所有的笑话印在了一条长140英尺宽4英寸的布上，然后以固定的速度把长长的布条从实验室墙上的开孔里穿过，确保每位参与者一次只能看到笑话中的一个单词。每则笑话的结尾处都会印上一个星号。只要一看到星号，参与者就必须喊出他们觉得刚看到的笑话有多好笑。笑话的好笑级别介于…2（非常无趣）和＋4（非常幽默）之间。正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所预测的那样，非犹太人会觉得贬损犹太人的笑话更可笑一些，而犹太人更喜欢贬损非犹太人的笑话。实验的另一部分是探索有关对照组——贬损苏格兰人的笑话对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来说是不是一样好笑。研究人员向参与者呈现了一系列贬损苏格兰人的笑话，比如下面这则经典笑话：为什么苏格兰人高尔夫打得那么好？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击球的次数越少，球的损耗也就越少。结果惊奇地发现非犹太人觉得这些笑话好笑的程度要远远高于犹太人。开始的时候，研究人员在想是不是因为非犹太人更有幽默感，后来意识到选择贬损苏格兰人的笑话作为对照组实在是不明智之举。犹太人和苏格兰人都经常被人当作笑话中的“吝啬鬼”，这让犹太人对苏格兰人产生了同情心理，所以他们会觉得嘲讽苏格兰人的笑话并不好笑。很显然，参与这种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对于人们来说并非易事，有些参与者抱怨说很多笑话他们以前早就听过多次了，有一个人甚至表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