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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伯尔）
，尽管有的作家出身于新教或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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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
会背景。不仅如此，伯尔所拒绝的东西，在博登湖畔天主教区域长大的Ｍ。 瓦尔泽，在新教教区苏黎世（苏黎世湖右岸）的“黄金海岸”长大的Ａ。穆施格显而易见同样拒绝：按Ｔ。英泽尔的《中上帝的毒》的书名，可称之为“中教会的毒”。
Ｍ。瓦尔泽甚至把自己称作“天主教的残废人”。对这位５７岁的作家来说，过去半个世纪的那个时代已不能再活现了。 天主教的社会化给瓦尔泽一生打下了很深的烙印，这一点很明显。瓦尔泽所提到的问题具有原则性的意义：与母亲的纽带和恐惧是一种宗教性丧失的根源。 为了说明天主教会“的畏惧世界，瓦尔泽给我们描绘了那”充满畏惧的“忏悔。在新教教区这一瑞士环境中长大的Ａ。 穆施格与瓦尔泽相近。 童年时代的对上帝经验的畏惧不安，尽管不是出自忏悔实践，却来自他父亲的教育。 他凭自己的上帝形象（从天上执法的天父变成了一个在人世间进行审判的父神）
，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 但对穆施格来说，同他母亲的关系也是一种创伤。“宗教”和“上帝”成了如今业已年过５０的儿子的既往症，母亲对他而言已经成为丧失信仰的“代名”
，宗教信仰的发展的突破长期受到阻碍。结果，母亲不得不老“娇宠”
孩子，被督促去参与她那“种种虔信的虚构”。因此，要想通过宗教批判真正摆脱这种宗教的形式就不可能。童年处境、父母纽带、畏惧、精神上的畸形，这一切表明：作家们都从自己的体会来谈宗教，以自己的生活经历来看宗教。 因此，触及宗教也就是触及自己，触及自己的历史和身份。 社会分析和心理诊断、内省和外部观察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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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作家之路５２
结合成一种复杂的、往往是持久的尝试，要摆脱创伤性的宗教痕印。 当然，同宗教的关系并非文学家们独有，因此本来就不新奇，但是作家们却可以代表无数的人公开说出他们的经验。 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谈话本身就已经是解放的一种行为。我觉得，下面三个方面才能反映文学与宗教的独特关系。
（二）
自传性的背景让人们理解，为什么瓦尔泽和穆施格要把他们对教会的批判扩展为对基督教的批判。 他们在一点上与自称（无疑是变化多端的）
“无神论者”的Ｗ。 施努雷的看法一致。Ａ。 穆施格以为，已市民化的基督教失去了精神力量。他不再相信基督教具有必要的“生活艺术”。
正面的对立形象是禅宗。 穆施格在日本停留时熟悉了禅宗。 他感到自己被这种宗教吸引，甚至还准备修行。 穆施格的宗教理解在于享乐人生、塑造生活的功能。在Ｍ。 瓦尔泽那里，政治批判与民族批判结合。 阿雷曼人①的区域性文化认同成为问题，虽然他在谈话中把自己表达的立场说成是“可笑的”
，或者“为时尚早”。他要“更深入地”
“研究”这一问题，但是批判的实质性方面已得证实。瓦尔泽感到有一种“民族怨恨”在增长。 对他来说，基督教的传教是帝国主义式的行为。同样，一神教成了统治工具，阿尔卑斯山北部各族人民的基督教化是政治压迫，是宗教文化的外化。Ｗ。施努雷接受犹太神学，并以此论证他的基督教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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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或者任何类似的宗教形式——都会间接变成消极的对比衬托，他描述了自己精神上同犹太思想的亲缘关系（受必须如何探究“犹太人受苦能力”这一问题的推动。）生命艺术，与统治、自然和团体的另一种关系，肯定尘世，所有这一切就是批评基督教的各种根据。
（三）
但是，基督教批判不等于拒绝基督教。 施努雷也要人们注意到“应用的基督教”
，注意到“真实的基督教”。穆施格在批评基督教时，也同样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同样期望。 教会的社会参与博得了他的“好感”。
瓦尔泽是个严厉的批评家，但他仍以嘲弄式的结结巴巴的口气谈到“一个难忘的教会，可爱的教会，美丽的教会”。
这种与教会的距离和教会具有的持久魅力的奇特混合在各个作家那里各有不同。Ｋ。 施图克和Ｂ。弗里施穆特，一个在新教环境中长大，一个在天主教的环境长大，她们俩都想持守各自信奉的宗教。 奥地利人Ｂ。 弗里施穆特在她的处女作长篇小说《修道院附设学校》中，冷静客观地断定天主教世界是一种“非常封闭的社会体制”。
她不隐讳自己同今天现存的天主教没有关系。 她不抱任何期望。 虽然她的热情没有达到如此地步，但她承认修院生活对她有持久的影响。 这种影响更多是一种给艺术创作提供形象、故事和场景的储备，而不是创伤的记录。天主教徒Ｂ。弗里施穆特拒绝教会的“陈腔”。
对她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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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中对立的两极并非圣事和感性，而是苦行和狂放。 非天主教徒Ｋ。 施图克则承认她对天主教的兴趣。 由于母亲问题和自己的婚姻经历，她注意到“圣母马利亚的形象”像天主教里的许多东西一样开始吸引自己。 当然，要在这里找到某种东西是一种幻想，学潮兴起时她退出了教会。 但是，她这次谈到对她自己的心路历程的观察，这个过程同穆施格和瓦尔泽不一样，尽管有些相似的特征，她并不认为它天真和压抑。 具体地说，这里出现的是沉默和沉思的愿望。
（四）
对于所有的作家而言，在批判建制化宗教时，都有同样的矛盾心理。 这种矛盾心理按照其同宗教的亲疏关系，又各不相同。 某些作家对基督教的批评与对它的种种期望连在一起；在有些作家那里，既与教会保持距离，又感到教会持久的魅力。 既使那些同教会和基督教关系更亲近的作家，也通过个人的经历折射出上述宗教现象的两面性。 比如，马尔蒂作为牧师，面对难以置信和不可理解的事，发现传统的教会语言明显苍白无力，他希望在文学作品中重新找到自己的语言；Ｌ。 林泽尔是笃信基督教的女作家，但她批评“纯理智的神学”
，批评神学回到了唯理智论和社会批判；Ｉ。德赖维茨不倦地为社会中受社会歧视者而斗争，这位女作家承认她在新教教会中的义务，同时又说“教会对我来说没有多大意思”。
“疏离教会”只是外部景象吗？这里显然有两个层面。Ｐ。黑尔特林表现出令人惊异的教会参与热情。 黑尔特林同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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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图克相似，讲述了他童年时代的教会经历的正面经验。黑尔特林也清楚，教会不能作为“官办教会”继续存在，他对教会的的行政管理、官僚化和教条化的批评很明确。 虽然如此，他仍把自己称作坚持常去教堂作礼拜的教徒，他在自己的住地默尔菲尔德—瓦尔道夫，在那个对法兰克福机场西区跑道大为震惊的镇上，参与教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另一种观察也很重要：Ｐ。黑尔特林发现，在民主德国，人们与教会和教区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因此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可能也要密切得多，出身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民主德国作家Ｓ。海姆证实了这一点。海姆令人信服地指出：教会在第三帝国的最后阶段仍然不失为“市民意识形态的臂膀”。
虽然如此，对他来说，今日民主德国的教会已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面。 对海姆来说，社会主义的顽固派代表右翼反动势力，新教教会中年轻的牧师反倒是更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海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犹太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只能在基督教教堂里公开露面，这说明了民主德国教会的特殊性。
与耶稣对质
主题纷呈，观点多样，教会有两面性，基督耶稣也有两面性吗？通常，批判性作家在谈到耶稣时，都从莱辛对基督教和基督的宗教的区分或克尔恺郭尔对基督性和基督教的区分出发。 本书的谈话表明，绝非人人如此。 譬如，在Ｍ。 瓦尔泽的长篇小说或短论中，引人注目的是：尽管“上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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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泽散文的一再话题，但很少触及耶稣形象，他甚至持一种强硬的拒绝态度。 这样一来，瓦尔泽的嘲讽和偏激也就可以理解了。施努雷与此相似。 显而易见，在《逆光摄影师》中对耶稣的理解是出于犹太人的观点。 施努雷那首以鱼作为象征的关于基督的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令人惊异的是，这首诗对耶稣形象的相对化和以“正统”犹太人的观点来反对基督教徒的基督形象。穆施格的基督形象也有两面性。 一方面，对他来说基督是“反教会、反制度的人性存在”
，绝对不能缺少；另一方面，他又将基督教和基督与佛教和佛陀对比。话虽如此，谈话中表达的见解却并非最后的判断，而且也不愿意如此；对耶稣的探讨尚未结束，正因为如此，这对神学富有挑战性。 正如Ｓ。海姆所说，耶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海姆在长篇小说《阿赫斯维》中所描绘的耶稣令人印象深刻。 耶稣之所以有矛盾，是因为“他也是一个上帝”
，更何况——海姆这样说道：“诸神也有矛盾……耶稣是一个很值得人们同情的人。 这是一句令人感兴趣的话，它让人们注意到耶稣的布道与教会实践、诉求与实际、梦幻与实在之间的根本差别。其他作家也注意到这了一方面。Ｐ。黑尔特林以为，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为他提出了”一个人类共同生活的典范“。
这一伟大的乌托邦是独生气勃特的，而且它也不仅是单纯的乌托邦，它还包含着托付。人们还未听到Ｐ。 黑尔特林过去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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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从Ｉ。德赖维茨对普罗米修斯和耶稣这一对形象的具体说明才得悉，她对现代性的批判性诊断。这里出现了双重性：对当代作家而言，拿撒勒的耶稣既是针对社会行为，也是针对他们自身实践的批判性主导形象。他们提出了自我要求，并以耶稣为尺度！
Ｋ。 施图克说，耶稣“同造反者、异教徒、教外者站在一起”
，而且正是作为这样的人，他具有拯救人的力量（在Ｋ。 施图克那里，对“作为拯救者的基督”。电子书
的文学描绘出人意外）。
与耶稣对质变得更具有私人的性质，更触动人，不再是保持距离的比较或者讽谕性的叙事。Ｗ。 简斯是一个例证。他向自己提出在实践上应尽的义务，并促使他去具体表达自己的政见。毫无疑问，这是通过基督透视自己内心，是将基督教传统变成自己个人的重读，并激发了对耶稣基督的深入理解和“来自外部”的热情批判。Ｗ。 简斯和Ｈ。伯尔对文学美学问题的反省清楚地说明，在文学中要恰如其份地接近耶稣形象并不容易。 他们两人一再试图采用文学手法来恰切表达耶稣基督其人其事。Ｈ。 伯尔主要是在《一声不吭》和《《小丑之见》中，而Ｗ。 简斯则是在《犹大案件》中做了这样的尝试。伯尔以“成人”来描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