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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会按照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则来运行，这个概念似乎没有给自由意志留下任何空间。为了解决或者至少绕开这个难题，他们争辩说，上帝不可能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自由意志亦是一样；由于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上帝的一部分，它一定也具有自由行动的能力。这个假说显然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反证实，因而给心理学留下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
罗马借用者
当东地中海世界在沉沦中进入没落和昏睡时，罗马却越来越有生命力，越来越有进取精神。可是，罗马人尽管征服了东地中海人，它本身却被希腊文化所征服。罗马人精于建立帝国，但却不是很好的革新者，是很好的管理者，但不是思想家，他们采纳了希腊的文学、建筑、雕塑、宗教和哲学风格。公元前二世纪和公元二世纪之间，按照吉本斯的说法，罗马人“占领了地球上最美好的一个地区，拥有人类中最文明的一部分人”，可是，在这整个期间，它仍然是希腊的文化寄生虫。罗伯特·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罗马人没有发明任何艺术形式，没有建立有创见的哲学系统，也没有作出任何科学发现。他们会修路，会订立系统的法典，还会有效地指挥军队，至于其它的东西，他们只好看着希腊人。”
可是，在哲学上，他们有选择地照抄了希腊人。他们只关心军事征服，对从属国土地的管理，对奴隶和无产者的控制和其它一些实用的事情，他们对希腊哲学幻想更高层次上的飞行派不上用场。比如，他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用来的只有逻辑。他们大体上认为，哲学的合适范围应该是法律的颁布，以利人们在不稳定的人生里明哲保身。
卢克莱修修士
因此，伊壁鸠鲁主义对一些罗马人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卢克莱修修士是裘里斯·凯撒的同代人，他在其科学文集，名叫《物性论》的一篇长诗中详细阐述了伊壁鸠鲁的学说。他在这里宣扬的理性和消极的伦理学，对共和国的那些贪婪和进取型的统治者没有吸引力，可是，对大多数希望远离战争暴力和政治学的罗马贵族来说却是正中下怀，因为他们需要一门能够帮助他们在社会动乱中求得平静生活的哲学。
卢克莱修修士在《物性论》中对心理学没有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他只是以某种学校老师式的口吻重述了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增加了一些旨在修补二者缺陷的评论。他的世界观和他的资料来源都很有限。比如，他说，由于我们在“胸脯的中间一带”感到害怕和喜悦，因此，那就是思想或者理解力之所在的地方，而且，思想和灵魂（他认为这两者是相连的）都是由特别小的、移动很快的原子构成的。可是，在别的一些地方，他又非常突出地很有见地，而且非常现实。比如，这里有一个例子，说明卢克莱修修士最好的一面：
思想和灵魂的本质是有形体的……（而且是）有生死的。如果灵魂是长生不死的，并且能在出生的时候进入我们的肉体，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记住遥远的时代，也留不住以前的行动痕迹呢？如果思想的力量完全被改变了，所有对过去的记忆都丢失了，那么，我认为这与死亡毫无二致。因此，你们得承认，以前存在的灵魂已经消失了，现在存在的灵魂已经形成。
虽然我们也许得赞扬这位古代诗人的常识，可是，在他的身上，心理学已经停止。我们不必在此多停留。
塞内卡
斯多葛主义更对罗马社会进取型的统治阶级的口味。从公元一世纪起，这个说教就风行于罗马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中，他们过着奢侈的极权生活，可他们知道，任何一分钟都可能失去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对于他们来说，斯多葛式的消除激情以及面对个人悲剧时保持平静的态度是一个理想。
这种教义集中体现在哲学家小塞内卡（前5－65）面对死亡的行为中。这位诗人、戏剧家、政客和斯多葛主义哲学家被人编造谣言，也许是弄错了，说他在谋划推翻尼禄王。尼禄王听说谣言后，派一位百夫长到塞内卡的家乡去告诉他说，尼禄王希望他死。听说这个以后，塞内卡平静地要人们取蜡板来写遗愿。百夫长不许他完成这份冗长的事情，因此，塞内卡对身边哭泣着的朋友们说：“我不能回报你们给我的服务，只好把我能够留给你们的最好的东西留给你们——我的生活方式。”他平静地割开了自己的血管，躺在热水池里，一边咽气一边向秘书们口述一封告罗马人民书。
爱比克泰德
爱比克泰德（约55－约130）是罗马最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他早先是一名希腊奴隶，跟他的斯多葛先辈一样，他对宇宙的本质、物质或者精神没有兴趣。“所有存在的事物是否由原子构成……或者是否由火或者土构成，”他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光知道理解善和恶的本质这还不够吗？”他最关心的是要找到一条忍受人生的办法。他对心理学惟一的注意是提出了一条准柏拉图式的、对如何“忍受和放弃”的理性化：
永远不要说什么“我已经失去它了”这类的话，而只说：“我已经把它还回去了。”你的孩子死了吗？它是已经被送回去了。你的妻子死了吗？她被还回去了……我得外出流浪去了；有没有人能挡住我带着微笑和宁静出发呢？“我要把你关进牢房。”你关住的只是我的肉体。我必须死：因此我就非得怨恨地死去吗？……这些都是哲学应该预演的课程，应该每天都写下来，并且实践。
同样高尚但没有任何启发作用的感伤情怀还出现在二世纪的哲学家和国王马库斯·奥瑞琉斯著名的《冥想》中。
加伦
罗马人对心理学惟一真正的贡献是由一位希腊和埃及人做出的。
这位希腊人加伦（约130－201）是他那个时代最为有名的医生和解剖学家，他还是马库斯·奥瑞琉斯及其继承者的私人医生。加伦的手册之一的名称听起来很有希望——《心灵激情的诊断与治疗》——可是，其只包含了旧饭新炒的斯多葛和柏拉图有关通过理智来进行情绪控制的概念。可是，在别的地方，他在某些细节方面发展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简要地提到过的情绪分类，也就是，情绪要么是“暴躁的”，与愤怒或挫折有关，或是“欲望的”来自满足各种快乐的欲望和肉体需要的满足。几乎所有对情绪进行过分类的现代心理学家都曾做过类似的区别。
加伦对心理学的主要影响，如前所述，是他以希波克拉底四体液说为基础的性格理论。这是一种负面的贡献，因为在许多世纪的时间里，它误导了医生和其它人，以为它是性格模式和心理疾病的成因。可是，他的确承认并正确地描述了由情绪引起的一种生理症状。有一天，他注意到，一位女病人的脉搏在某人碰巧提到一位男舞蹈者的名字时加快了。加伦安排某人在她下次来这里时进入房间里来，并谈论另一位男舞者的表演，并在另外一天进行同样的实验，只是再换一位舞者的名字。在两种情况之下，这位女病人的脉搏都没有加快。第四天，某人又提到了第一位舞者的名字，而她的脉搏又加快了，加伦就很有信心地给她下了诊断，说她得了相思病，又说，一些医生好像没有认识到肉体的健康如何会受心灵磨难的影响。很不幸，他在这个思想上再也没有发展下去，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的身心医学才有人再一次探讨这个问题。
普罗提诺
埃及人普罗提诺（205－270）对心理学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贡献。到他那个时代，罗马文明已经没落、腐朽，并充满暴力。在那种环境下，许多有麻烦的人都被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所吸引，因为它把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与柏拉图的信仰当中神秘和世俗的部分，包括他自己最没有科学性和精神性的心理学在内结合了起来。
普罗提诺在亚历山大城学习了希腊哲学后，244年来到罗马，在那里像基督圣徒一样生活。虽然他并不信基督教，可他对城里的奢华生活并不羡慕。他认为肉体是灵魂的囚所——他的传记作家和弟子波费里说，普罗提诺甚至为自己的灵魂竟有个肉体而羞愧——他并不关心自己的肉体，对衣着和卫生之类的事情毫不关心，吃最简单的食物，避开性活动，还拒绝坐下来让别人替他画像。他觉得，肉体是他最不重要的部分。尽管他有如此的苦行生活，可他仍然是一位颇受欢迎的演说家，罗马富人有很多人为各式各样的事情来找他拿主意。
他很尊敬柏拉图，提到他的时候光是简单地说“他”就完了。他跟柏拉图一样认为感觉的证据比推理的证据次一等。他相信，最高的智慧，通往真理的最后通道，会在灵魂处于恍惚状态中暂时脱开肉体，然后感知到世界彼岸时到来。他写道，他本人就曾有数次这样的经历。
它发生了许多次。从肉体之中升起来进入我本人；超然一切事物之外，自成一体；看到一种奇妙的美；然后，它比任何时候更确信地与最高秩序连通起来；获得与神性的统一，通过这个活动而居留在它（上帝或者善或者最高者）里面；在智力中一切事物之上平衡起来的，与最高者比较起来还是稍逊一筹：可是，接着从智力到推理的下降时刻就到来了，而且，在这次深入神性的居留之后我自问，我现在怎么搞的竞弄得下降了呢？灵魂是怎样进入我的肉体呢？灵魂还在肉体之内的时候就向我显示，它是最高的事物。
说得轻一些，这很难让人理解。普罗提诺在这里和别处所说的话意思是说，一个三重的现实世界存在于物质和生理的世界之上。它是由一（它）构成的；由精神或者智力或者思想构成，是一种回顾或者一的图象；而且是由可以向上仰观精神或者向下俯视自然和感官世界的灵魂构成。
这与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也太有关系。
没有关系，是因为普罗提诺对精神功能的研究没有兴趣，他没有就心理学说过什么话，而只是对德谟克利特和其它原子论者的心理学提出反对意见。
太有关系，是因为这种新柏拉图主义关于肉体与灵魂，灵魂与思维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会成为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而且会使心理学的探究定形并约束它，直到14个世纪以后科学的再生为止。
另外，普罗提诺获取灵魂概念、思维和它的方式，成了科学心理学出现以前任何对精神过程发生兴趣的人进行类似探索的模式。他有一部分是通过冥想来进行真理探索的。可是，由于这种经验是相对少有的——在波费里与他一起工作并观察他的6年当中，他只有过4次——他寻找理解灵魂、思维和它的方式主要是靠沉思冥想的推理。换句话说，他极尽心力想构想一个在他看来能够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关系的超自然的结构。当然，他没有检验自己的假设，测验属于物质世界，而不是精神世界。
教会之父改造者
教会之父
公元1世纪和4世纪之间，罗马帝国到达了它的巅峰然后开始瓦解。基督教成了主导性的宗教。在接下来的西方文化的变形中，没有宗教信仰的哲学家被一个非常不同的种类逐渐恢复成了思想领袖，他们就是教父，或者教会之父。
这是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主教和其它一些著名的基督教教导者，在彼此间无穷尽和激烈的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