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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我很难过，您告诉我们所有的形象都是全球媒体制造的。那么在这个全球传播的时代我们怎样获得真正的真相呢？
Kamalipour教授：真正的真相？没有什么真相是可以获得所有人的认同的。关于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桌子、黑板这些可以感触到的东西或许我们能达成一致。其实这些东西也是人为制造的，而且在不同的文化里对它们的称呼也不一样。语言符号的不同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人们不同角度和观点的不同导致了对真相的不同理解。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真的知道吗？你为什么是自己？或许这太哲学，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提问和质疑的。每个人有自己眼里的真相，没有任何一种是绝对存在的。谈到我们脑中的真相绝大多数是媒体制造的，我们看到了一个形象就造成一个自己的理解，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相。
政治游说、国际公关与中国形象
赵浩生
在美国的各种传媒中，对中美问题都是一面之词，异口同声的批评，很少客观的报道。美国人民，即使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美国人，也只是经过片面报道间接了解中国，很少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往往只为某一独立事件所主宰，而看不到整个中国的大势。
赵浩生，1921年出生于河南息县，曾任《中央日报》、《东南日报》记者，后赴美国留学，获伊利诺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耶鲁大学教授、自由撰稿人、《纽约日报》专栏作家等。20世纪70年代，国内多家报刊经常连载这位美国自由专栏记者写的文章，他对新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和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对祖国浓浓的爱，在当时给国内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教授李希光：老师同学们，今天晚上我们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特别邀请了海外著名的专栏作家、记者、耶鲁大学的退休教授赵浩生先生到清华大学给我们做一场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游说、公关与国际传播》。赵老今年81岁，但是身体很好，也很健谈，他的经历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他在做记者期间，曾经采访过很多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他早在40年代就每天采访到一个人物，在南京和重庆，同学们可以猜猜是谁。对，是周恩来总理。他当时是《中央日报》的记者，而不是《新华日报》。但是周总理见他面管他叫赵小胖，他当时可能比你们还年轻，到了1973年赵老第一次从海外回来，一下飞机的当天，周总理就请他到大会堂参加宴会，当时周总理一见到他，还记得他叫赵小胖。他在1949年以后离开中央日报，到美国留学。先在伊利诺伊大学深造，1960年到198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的东亚系教书。同时他撰写海外观察专栏，所以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们经常可以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赵老的文章。1973年，赵老第一次回国，撰写了大量的反映中国的文章。退休后赵老更是经常回国，还组建了赵氏公司，促进中美经济文化交流。他的作品很多，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听说改革开放的中国成立了一所新闻传播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他自告奋勇的到那里去讲课，他用耶鲁大学的假期到新闻所来讲课，他最早把美国的新闻体制、美国的新闻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在1980年的暑期。当时他讲课的同学大概也就我们这么多，但是听课的人有五六千人，当时根据他讲课有这样一本书，就是这本书―《漫话美国新闻自由》。这就是当时的演讲场面。当时不但是同学，很多报纸的老总、编辑记者也来听，因为我们和美国隔绝了这么多年，大家拿到这个入场券，轮流去听，现在这样的机会是越来越多了，说明中国是在进步。同时赵老也是最早把美国的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这是80年初的一本书――《漫画美国总统选举》。这里还有一本《漫画美国青年》和一本《格林征空记》，赵老还是一个科普作家。这四本书都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赵老往返中美之间已达76次，每年在国内有半年的逗留，并担任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黑龙江大学、深圳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暨南大学荣誉或客座教授。他还住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所在地康州，他在耶鲁大学已经工作了40多年，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赵老给我们演讲。
赵浩生：各位朋友，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在清华大学这么一个泱泱学府建校90周年的大庆期间和大家见面。我过去20年中间两度访问清华大学。第一次是在1973年，那时候文革还没有完，我到清华来的时候两位清华的同学给我做向导，跟我大谈他们如何智取王光美，他们说的眉飞色舞，我听的哭笑不得。第二次到清华来正好碰上斗走资派，清华园里铺天盖地都是警告“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让我这个国外回来的人实在感觉莫名其妙。那么这些个意外的小事情今天的清华人根本都不知道。今天的清华人怀着满腔的欢喜来庆祝母校建校90年，今天的清华是一片清新，一片光华。听说清华决心要建设世界第一流大学，我刚才看了一下，清华已经是世界第一流大学了。那么我相信当清华庆祝建校100周年的时候，这个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泱泱学府，她的名字一定会高挂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榜上。我这一次回北京主要是还一个愿。我大概是在几个月前在纽约的一个聚会上碰到李希光主任，我一看他的名片，真是喜出望外――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国际传播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清华大学居然现在成立了一个传播系。清华大学在各个领域上都有她特殊的建树。我相信清华的传播系将来一定会人才辈出。这一次回到北京来，主要是来出版我的一个回忆录，题目叫《八十年来家国》，我这是套用李后主的一句话叫做“四十年来家国”。我们听过一句话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蠢活了八十年，感觉到亦喜亦惧，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那么我就想写回忆录和自传要从呱呱坠地写。
这一次回来我非常高兴李主任要我到清华来，传播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今天只想和大家研究研究非常现实的两件事，一个是游说，一个是公关。我所要谈的，只是我在美国的一些观感。同时我也很想听听各位在中国怎么看美国，我们交换心得，一定很有益处。游说这个名词在中国不知是出自何典。大约孔老夫子当年汲汲惶惶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就是一种游说。游说的英文叫lobby，指的就是一个大建筑入口的地方，大家在那里碰头的地方，咱们lobby见。据说美国历史上有一位总统，不安于白宫的单调生活，下班后常常溜到白宫附近的一个旅馆的lobby去抽烟闲坐，以欣赏来往的人群作为消遣。此事被人发现以后，大家就利用他闲坐在大堂的机会凑上去跟他聊天、进言，进行政治活动。如此流传下来，大家就称这种大堂游说为lobby。
在几年以前，中国和美国因为最惠国待遇问题闹的很紧张，当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说游说》，我可以把要点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是一个充满游说的国家，游说活动是整个美国政治活动的润滑剂，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游说是一种必要、正当、合理合法的活动。美国的公司机构、各行各业、都把游说看作是头等大事。游说的主要对象是掌有立法大权的机构和人物。从地方议会到国会都是游说的目标。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创制、修改或者取消某项立法，游说者都要使出浑身解数，喻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在合法范围内影响议员的决策。从建议到辩论到决议，游说者对其游说对象包围、纠缠、穷追不舍。
以国会来说，参众两院会场内都有旁听席，会场外有舒适的休息大厅（lobby）。游说人员在辩论表决提案期间，就在那里静听和观察，并不时给议员写条子、传话，或者请他们到大厅中间交头接耳、密商对策。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多数时间都被lobby的人包围着，美国的公私机构、各行各业都以重金雇佣自己的游说人，而这些游说人多半是落选议员或者退休官员。他们今天在朝、明天在野、出入官场、走动衙门，对政府的运作一清二楚，活动无孔不入。哪一行哪一业最有钱，就可以高价请到法力最大的游说人。
不但美国国内如此，外国的公私机构、各行各业为了本身的利益争取对美关系，也不惜工本在美国进行游说，和美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在美国的游说工作也做得最普遍深入。以日本为例，不但日本政府、在野党派、各大企业甚至是不同牌子的产品，都各自有其专用的游说代表。近年来美日交往贸易规模更大、问题更多、仅靠游说已经不能应付，他们就更上一层楼，登堂入室，干脆用重金聘用他们所要游说的政府机构中直接管理贸易的或者是退休的官员作为他们拿薪水的职员或者是顾问，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最大，其所以未造成危机、未导致破裂，原因无他，游说之功也。承办游说的都是大律师、公关公司，顾客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这些公司订合同，报酬都是上百万上千万的。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有一个顾问公司，代表美国很多大公司对华贸易。他只接受25家大公司作顾问，这25家大公司只有给他打电话的权力，如果要解决问题，还要另外算钱。他最大的顾客就是A&G，所以他每次来中国坐的就是A&G老板的私人飞机。所有的美国参众议员都是今天在朝，明天在野，在野就是做游说工作，不但游说，而且参与各种各样的公关广告工作。最可笑的一个事情是共和党的参院领袖，也就是上一次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BobDove，很郑重的为伟哥做广告。
对美国做游说的最成功的国家是以色列，为以色列做游说的不止是个人、公司，而是一个组织严密、步调一致、声音和谐的交响乐团，其中包括政府、议会、大企业家、大新闻机构、学术宗教团体、更重要的是，所有具有犹太血统的美国选民，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巨大政治力量，其游说活动几乎是所向无敌。他们许多年来只遭遇过一次小小的挫折，就是未能阻止美国售于沙特阿拉伯新型侦察机，原因是沙特用大把的石油美元聘用了曾经担任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多年的富布赖特作为他们的游说人。
从历史上来说，国民党对美游说也不亚于以色列，国民党对美的游说有两个目的，一是援蒋，一是反共。援蒋的游说主将是蒋介石的枕边人宋美龄，反共的主将是美国的“百万人委员会”，这个“百万人委员会”不是现在的“百万人委员会”，它搜集了美国反共的军人、政客、宗教领袖，是一个很大的团体。此外，在中国解放后，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反共组织叫“约翰伯奇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