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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史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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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地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以所谓叩头,只是深深地把头俯下,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地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跟现代社交场合你伸出手,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点一下头一样。姜骜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傧相引经据典地说:“按‘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久就懂了。四年后纪元前四七四年,两国国君又在顾邑(山东鄄城东北)会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向姜骜叩头。这时“礼教”排不上用场,姬蒋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曾编了一首诗歌:
鲁国人冥顽不灵
多少年都不清醒
使我们难以为情
他们死守着那可怜的儒书
引起无谓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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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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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古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九十年代时,滕国(山东滕州)国君姬定公逝世,他的儿子姬文公即位,向孟轲请教:他应该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孟轲指示姬文公首先应该“服三年之丧”,必须为死去的老爹穿三年孝服,在此三年期间,不准吃肉饮酒,不准听音乐,不准跟妻子同房,不准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不准处理任何公私事务——这一项最重要,一处理公私事务,便是功利,不是仁义了。更不准从事任何劳动,只准穿粗布衣服,盖粗布被,睡在草地上或木板上,专心专意地悲哀,最好是悲哀到骨瘦如柴、口吐鲜血或昏迷不醒。这种行为被称为“孝道”,是达到仁政的必要步骤,也是仁政的具体表现,国家由此即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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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知识分子的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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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王朝有两种专属于贵族阶级的文字游戏,第一种是避讳制度,依儒书的规定,地位高贵的人的名字,神圣不可侵犯。地位低微的人必须提心吊胆地不去触及它,即令同音的字也不允许在文字上出现,有时候更不准说出口,否则便是“犯讳”。凡是“犯讳”的人,轻者要受处罚,重者可能处斩。嬴政大帝所以没有明令取消这个制度,大概它在本世纪(前三)还没有造成特别灾害的缘故。第二种就是谥法制度,依儒书的规定,一个尊贵的贵族死后(不够尊贵的贵族,如官职稍小和普通平民,都没有资格),他的儿子或部下,即根据他生前的行为特征,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如周王朝第一任国王姬发,被称为“武王”,即武功盖世之王;如第十二任国王姬宫涅,被称为“幽王”,即黑暗不明之王。周王朝认为谥法制度是礼教的一部分,一个人为了顾虑死后的恶劣绰号,会主动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个构想太天真了,它没有想到,满身罪恶的死者,如果权势仍然存在,便没有人敢提出恰当的形容词,而摇尾系统还会把字典上所有的高贵字句,全部堆到他头上。秦王朝灭亡后,儒家当权,谥法恢复,遂成为一个小丑表功制度。我们举一个例子作为说明,十七世纪明王朝那位吸毒的断头政治皇帝朱翊钧,他的绰号是“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二十世纪那位把清王朝搞垮了的老太婆那拉兰儿,她的绰号是“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仁献崇熙显皇后”。这种必须喘一口气才读得完的头衔,使人倒尽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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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的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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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他的那些大臣将军,都是当初一块当流氓的黑社会朋友,在皇宫里就像过去在刘邦家里一样,大吃大喝,喝醉了放声高歌,还拔出刀剑砍柱子助兴。不但一团糟乱,而且潜伏着可能被野心家利用的危险。刘邦知道应该改正,但他不知道如何改正。儒家学派的机会来了,这正是他们的专长。博士之一的叔孙通就请求由他制定朝见皇帝的仪式──简称“朝仪”。刘邦对儒家学派的复杂繁琐,深有戒心,所以他吩咐说:“你可以尝试,但要简单,在我能办得到的范围内去做。”叔孙通特地到儒家学派发源地的故鲁国首府曲阜,请了三十余位专家,连同自己的门徒一百余人共同拟订规章,并加以演习。一个月后,再集合大臣将军们演习。到了本世纪(前二)第一年(前二○○年),长乐宫落成,群臣朝贺,正式启用“朝仪”。大臣将军们在宫廷官员引导之下,顺序入殿(宫,指整个建筑;殿,指宫中某一部分建筑),分为两班,在两厢坐下(那时候的坐,是坐在跪着的自己的双腿上,一直到纪元后九世纪以后,中国才流行椅子凳子)。禁卫军官则在大臣将军们身后站定,然后听见一连串官员从远到近的传报:“皇帝驾到。”刘邦坐着特制的用人拉的“辇车”,像舞台上的镜头一样,适时地缓缓出现。宫廷官员引导大臣将军们按照官职大小的顺序,一一念出他们早已背诵得滚瓜烂熟的祝贺言词。这时,宫殿上沉静肃穆,人人震恐。接着,宴会开始,大臣将军们都向前伏着身子,仰头上望,任何人都不许可挺直脊梁,端端正正地向前平视──必须趴到地下,再仰颈抬眉上看。这是一个使人起鸡皮疙瘩、自我斫丧的猥琐姿势,但儒家却正用它来表示君王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宴会进行中,再顺序地向当了皇帝的老流氓刘邦敬酒祝寿,连续九次。最后,宫廷官员大声宣布:“宴会礼成。”监察官(御史)出现,把动作不合规定的大臣将军,一一赶出殿外,指控犯了“失仪”之罪,提出弹劾,要求处罚。这种情形往往只罚钱了事,但皇帝老爷也可藉此良机,予以免职或砍头。于是一场宴会下来,没有一个人敢再喧哗吵闹。刘邦大喜说:“天老爷,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立即擢升叔孙通当九卿之一的“奉常”(祭祀部长),赏黄金五百公斤,门徒们也都一一升官。久处在穷困而又绝望环境中的那些门徒,禁不住大声歌颂他们的老师:“叔孙通真是圣人。”
──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就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坐立,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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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与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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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这武器可用下列的不同文字表达:
君子 正人耿直忠良木讷光明磊落胸襟坦荡
小人 奸邪倾险卑鄙污浊偏激挟诈任数险贼害物罔上欺下
对好喧哗取闹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类一分为二,使他们在吵闹内斗中,可以节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争论,只要立刻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就自以为可以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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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荒唐事之濮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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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于是收养他堂兄——封爵濮王的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为子。
六十年代一○六三年,赵受益逝世,赵宗实即位。于是发生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宗实应该称呼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什么?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为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宗实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宗实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谘议部长(同知谏院)蔡伉,进见赵宗实时,跪下来痛哭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赵宗实也深为蔡伉那副急来的眼泪所感动。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和监察部委员(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欧阳修、韩琦一下子就纳入小人系统,小人当然没有活的理由,于是请求把二人处斩,以谢天下。当赵宗实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而终于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汹汹然表示,君子系统绝不跟小人系统和平共存,要求辞职。
这就是有名的“濮议”,我们可藉此对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综合认识:
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
二、士大夫攻击一旦开始,人类两分法立刻登场,而所运用的表达文字,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说明他们字汇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三、“濮议”是一件小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勇于内斗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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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之制不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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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帝国不成文法,皇家教师(侍讲、说书)给皇帝上课(经筵)时,一向是皇帝坐着听,而教师站着讲的。变法的前一年(一○六八年),王安石建议:儒家学派一直提倡尊师重道,应该让教师坐着讲解才是。这个建议马上遭到反击,大臣刘邠认为教师站着讲书,是祖宗所定的制度,已实行五十余年,绝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吕诲更有趣,他在弹劾的奏章上说:“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礼,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世界上确确实实有一种奴性非常坚定的人,使我们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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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七项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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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山后)代州(山西代县)一带边界。皇帝赵顼命大臣们提出意见,退休宰相韩琦(即好水川战役“军中有一韩”的一韩)建议说:“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一、高丽王国早已脱离中国,成为辽帝国的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二、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湟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个目标一定是它。三、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榆树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四、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五、黄河以北各州县,积极修筑城廓,掘深护城河渠。六、我们又设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七、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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