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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诬陷宰相胡惟庸谋反后，即下令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擢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已经够专制的政府，此后进入更绝对的专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个秘书机构，称为“内阁”，所委派的秘书，称为“大学士”。大学士冠有某殿某阁字样，以示分别（殿、阁都是宫廷中的建筑物）。大学士的职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长（尚书，正二品）要低三级，等于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员。
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助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朱元璋对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永远保持明政权于不坠。所以他下令说：“后世子孙永不许恢复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请求，即以叛逆论罪，凌迟处死。”
然而，问题就发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来自民间，政权又由他创立，对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但他的后裔却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恶少，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对着千万种变化莫测的帝国事务，必然手足失措。本世纪（十四）末年，朱元璋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从前有宰相可以帮助皇帝，如今没有人能为他分担，他也不准别人分担。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内阁，命那些大学士在每一个奏章或案件上，签注意见，写出对该事的分析，和应如何反应的建议，甚至皇帝颁发命令的草稿，都一并拟好呈上。──当时术语称为“票拟”和“条旨”。皇帝即根据这些签注，加以批示。于是，不久之后，大权遂渐渐滑入大学士之手。大学士成为没有宰相名义的宰相，内阁也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义的中书省。
内阁大学士有数人之多，并不是每一位大学士都可签注意见，必须资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华盖殿大学士，华盖殿后来改为中极殿），此人即世人所称的“首相”──首席宰相。但大学士毕竟不同于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单独推行政令，大学士便无此权。他只能依靠“票拟”──签注意见，来窃弄皇帝的权力，只有黑市地位，没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跟皇帝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对皇帝如何裁决，是不是依照他签注的意见裁决，甚至会不会作相反的裁决，大学士都不知道，他们也很少有向皇帝当面陈述解释的机会。事实上，到了后来，皇帝深居宫中，不出来露面，大学士遂数月数年，或数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这种脆弱的“票拟”，维持权力。而此“票拟”，却要仰仗宦官转达，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补充说明。皇帝所颁发的命令，也由宦官传递，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宦官的权力遂日趋膨胀。而皇帝和大学士之间，往往互不认识。皇帝对大学士的印象，全来自宦官的报告。于是，政府大权又从大学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们可用下表来显示明政府在下世纪（十五）中叶后所呈现的组织形态。必须对此形态了解，才能对明王朝了解。
宦官，在蒙古帝国时，改称“太监”。太监本是宦官中的一种官职，后来演变为凡宦官都称太监。明政府的宦官组织，共有四十个机构（十二监、四司、八局、十六杂房）。司礼太监仅只是四十个机构中十二监之一的“司礼监”的首长，但却是一个最高职位，可称之为宦官之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伺候皇帝，并担任皇帝和内阁间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权力魔杖。大学士签注的意见，必须司礼太监先看过，才能到达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时，司礼太监有机会随时参加意见。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礼太监的关键位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十五岁即位，正是贪玩的年龄，司礼太监刘瑾，每乘他专心游戏时请他批阅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说：“你不会代我批吗，我用你干什么？”刘瑾正是要小家伙说这句话，然后他的批示即获得法律根据。于是司礼太监成为皇帝助手，大学士反而降为司礼太监的秘书，司礼太监命他如何签注意见，他只有照办。到了以后，连大学士都由宦官推荐，绝对专制的弊端，全部出现。
──英国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更加肥壮，这是明王朝加给中国人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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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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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像一条壮观伟大的河流。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时，开始由灿烂而平静。十二、十三世纪宋王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
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的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讥讽自己的秃头，因而老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颉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现在举出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讥讽他做过小偷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元处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
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人，即中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是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罢了。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下世纪（十五）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地，恰恰包括八股──一股即两个或四个完整的句子，这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股了。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却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地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五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
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惟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接触。年轻人偶尔翻阅“五经”、“四书”，或偶尔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懊悔浪费宝贵的光阴，即使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地震惊。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和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
明王朝统治阶层曾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人性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本世纪（十四）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巨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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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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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难军跟中央军的战争，历时四年。最后，皇帝朱允炆失败。他本占有各方面的优势，甚至拥有最好的将领，但他缺少周亚夫那样杰出的统帅。黄子澄极力推荐李景隆，当总司令李景隆一败再败时，黄子澄又为他掩饰，希望他能扭转局势，李景隆反而溃不成军。黄子澄仍不主张处罚他，只撤职了事，无法挽救的颓势就这样造成。
○○年代一四○二年，靖难军渡过长江，挺进到应天（江苏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