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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家的示范效应不容忽视。不久，高层领导到上海会见工商界人士，主动要求公私合营者众。
某种程度上，这与上海流行的那个“猫吃辣椒”的段子不谋而合。一位领导人问另两位领导： “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一位答：“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另一位说：“先让猫饿三天，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地全吞下去。”两个答案都不能让提问者感到满意，他说出自己的策略：“可以把辣椒擦在猫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而感到兴奋不已。”
更广阔的时代背景是，1955年之后，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3000余户私营工业主和18万户私营商店完成公私合营，国有成分显著上升，经营结构由个别企业公私合营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
完成公私合营的企业，股东按照“定息”享有5厘年息，为期10年，此外不再对企业行使职权，资本家变为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第一号“红色资本家”
1956年1月初，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工作。抵达当天，毛泽东提出到工厂看看。上海方面选了几家有代表性的国营工厂，其中包括申新九厂，这是上海棉纺行业骨干企业，又是荣家所创。
第二天下午4点40分，毛泽东一行驱车前往申新九厂，荣毅仁等早已在门口等候。毛泽东下车后一面同荣毅仁握手，一面对他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荣毅仁连忙表示欢迎。毛泽东继续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老板换了。”
荣毅仁陪同毛泽东等进入工厂，连续视察了7个车间，每到一处，详细介绍。毛泽东看得很仔细，还同一位纺织女工握手、交谈，听取她对工作、生产流程的说明。结束后，毛泽东总结此行说，“要让他们（资本家）认识到做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是光荣的。荣毅仁愿意把工厂交出来，这是进步的”。
毛泽东一生，先后到上海考察数十次，申新九厂是他唯一视察过的公私合营企业。
国家领导人的肯定让荣毅仁备受鼓舞。他和上海工商界的几位实业家，现身说法，宣传政策。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召开，4000人参加。会上，荣毅仁和盛丕华代表上海私营工商业者向上海市副市长呈递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
一个月后，荣毅仁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此时荣毅仁的身份不仅是“社会主义企业”申新纺织印染厂总经理，还拥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等政治光环，远远超出商人的出身背景。
谈及公私合营的意义，荣毅仁说：“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而我们）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篇访谈登在《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4期。
几乎与此同时，荣毅仁七弟，人称“红色小开”的荣鸿仁在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言说： “我另外两个哥哥、堂兄弟，他们为了想保牢自己的财产，在1949年前到国外去，一个哥哥办的纱厂已经宣告破产，一个堂兄在美国遭到流氓无故殴打，其他大都处在窘境之中。试想要托庇于帝国主义之下，会不遭受他们的欺压吗？过去的中国，没一个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荣毅仁对未来有着深沉的思索，触角从家族企业经营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萦绕在脑际的问题是：中国自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电子书 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阶级关系有了调整，这个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呢？
1956年6月，当荣毅仁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没有当场表态，反而颇为风趣地说道：“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第二年春天，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讲道： “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1956年年底，全国范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结束，中国由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其在这场运动中的独特作用，荣毅仁得到“红色资本家”称号。这是一个耐人琢磨的定位，似乎预示着更大的改变。
转折
1957年春节，已经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突然从北京赶回上海，参加即将召开的上海市党员大会。
陈毅此行带了一个重要任务。他在上海市党员大会上说：“我这次回来，毛主席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希望我和上海的同志们能够选荣毅仁为副市长，都投他一票。”引自马克锋： 《荣氏家族》，广州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众人闻言，皆吃一惊。
党员大会即为随后召开的上海市二届一次会议做准备，在这次会议上，将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陈毅副总理既然如此说，意思便非常明显，当然，不同意见者并不强求。选贤任能也不排斥推荐，只要他有足够的能力得到认同和支持。这也是政治民主的形式之一。
陈毅接着说：“毛主席说了，荣氏企业是我国民族资本家中的首户，是中国在国际上唯一可以称得起财团的一家。早在新中国成立初，荣家就一直积极配合党的工作，现在又把全部的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这个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便是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轰动。新中国需要人才，需要可以把合营企业搞好的人才，上海要创造经验，完全可以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来参与市政府的领导。”说完，陈毅当即表态要投荣毅仁一票。场内有人表示不解，要求讲一讲荣毅仁的“厉害”。
陈毅向人们提及他当上海市长时的一次经历。当时新中国初建不久，一位法国商人到上海访问，点名提出要和荣毅仁谈话，他们用英语讲了许久，法国人笑逐颜开，旁人则不得其解。后来陈毅问荣毅仁谈话内容，得知法国人是询问在共产党政权下过得怎样。荣毅仁对他说，不用再担心敲诈绑票，感到一切有奔头，想为国家多做点事，宁愿把定息拿出来为国家开办工厂。
讲到这里，陈毅话锋一转，朗声问道：“你们说把荣毅仁选为副市长该不该？”回答他的是热烈的掌声。
几天后，1957年1月9日下午，上海市二届一次会议在中苏友好大厦落下帷幕。荣毅仁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主管纺织工业。
在接受上海记者采访时，荣毅仁坦言：“新中国成立后，我改变了不问政治的态度，参加了政治活动，党和人民给予了我信任和鼓励。这次选我为副市长，对我更是一种鼓舞。上届人代会议上，我曾引用过陈云副总理讲过的一句话：从一个资本家到国家的公务员，是一个很好的唯一的道路。”他又信誓旦旦地表示：“我要在党和上级领导以及群众监督之下，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与此同时，荣毅仁同辈中的一些先进分子也获得政府公职。李国伟已经是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荣鸿仁出任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荣毅仁六姐荣漱任则是上海市妇联执委常委。
荣毅仁走马上任，结合上海当时的产业情况，提出“发展以化纤工业为龙头的系列名牌产品”的主张。
世事无常，正当荣毅仁准备将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付诸实施之际，“大跃进”运动不期而至。在“超英赶美”口号激发下，全民大炼钢铁，境况空前。上海市民甚至将客厅壁炉的铁框拆下，扔进仓促建成的小高炉。当时，应政策要求，荣毅仁脱离工作岗位，到上海郊区嘉定县下乡。目睹匪夷所思的现实，荣毅仁向上海市政府大胆建言，却如泥牛入海，不知所终。
所幸的是，“大跃进”很快终止。而刚刚迈入不惑之年的荣毅仁也即将开始一段崭新的人生。
从上海到北京
荣毅仁在副市长岗位上相安无事地工作。1959年的一天，平静被突然到访的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打破了。
张琴秋一见面就热情地对荣毅仁说：“新中国成立快10周年了，总理希望你能到北京工作，当纺织部副部长。这是你最熟悉的工作了，我们一块儿干吧。”原来，邓小平向党中央推荐了两位党外人士当部长，其中一位便是荣毅仁。而张琴秋此番前来，正是奉周总理之命邀请荣毅仁赴京。
荣毅仁已经当了两年上海市副市长，主管纺织工业，渐入正轨，但无疑纺织工业部更适合他。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建设亟需人才，荣毅仁也希望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个人作用，于是爽快接受。
1959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91次会议通过决议，任命荣毅仁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等职。组织上表示，国庆节之前到京上任即可〖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荣毅仁却不顾南北之差，三天之后便动身北上。
到北京后，荣毅仁一家住在太平庄附近。一次，荣毅仁在北京饭店碰到周总理。欢迎之余，总理担心他不适应北方生活，特地关照“可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后来，周总理叮嘱赋闲在家的荣毅仁夫人杨鉴清“思想也要跟上”，安排她到全国工商联任家属委员会副主任。
国庆之夜，荣毅仁受邀携全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身处昔日的皇城门楼，不禁思接千载。半个世纪来，身份几经变更，而今，以政府高层的身份登临，荣毅仁百感交集。
起初，荣毅仁在纺织工业部只分管生产司，从1960年开始主管纺织品出口，在这个岗位上他的商业才干得到充分施展。荣毅仁上任之初，由于中苏交恶，中国纺织品遭遇苏联为主的东欧国家排挤，出口不振，面临向欧美市场出口的转型困难。
荣毅仁主持出口工作后，针对西方市场特点全面改进纺织品，并利用外交、价格、品质等因素打开市场。很快，国产棉细布、府绸、全毛大衣呢、纯毛毛毯、印花丝绸等产品在西方畅销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从1961年到1963年，中国纺织品出口创汇占全国出口总值的30％左右，居于首位。
岁月无情，历史沧渺。回想50年前，荣宗敬治下“申新系”高歌猛进，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大肆出口欧洲市场，扳回因洋纱倾销所致的贸易劣势，同时赢得“棉纱大王”美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申新系”七零八落，风光不再，仅苟存于乱世。而今，申新虽已更名，荣毅仁却得以掌管国之纺织工业，并将之重回西方市场。
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抵不过实业不死之心，九泉之下，荣宗敬和荣德生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章 忍辱
引言
“文化大革命”结束，并不意味着一片坦途。形势扑朔，隐忍是最好的自保，不因时局而迷失。
1979年年初，乍暖还寒的时候，荣毅仁坐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火锅桌边，接受邓小平第三次“点将”。这一次，他不打算像前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