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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港不久，满腹失望的神田隆文收到一封来自中信公司的信件，打开一看，居然是访问邀请。
1979年年底，日本东方租赁公司社长乾恒雄带队访问中信，双方决定在北京组建一家合资租赁公司。半年后，中国东方租赁公司筹建处在北京陶然亭公园正式成立，神田隆文作为日方代表参与筹建。
租飞机、租汽车
筹备工作并不顺利，毕竟，保守年代，政策不尽明朗，大多数中国企业还不能接受融资租赁模式，并且海关、汇率等问题异常复杂，亟待理清。最初半年，中信只为河北涿州一家塑料厂租赁了一条编制生产线，为中国民航租赁了一架波音飞机，此外再无其他可以称道。
1980年的一个秋天，荣毅仁拍板，以融资租赁模式从日本引进400辆轿车，供北京市作出租车用。
频繁进行海外交流访问，荣毅仁对北京城市建设和交通工具的落后感触很深。当时北京的街道上车辆稀少，公共汽车和绿皮的北京吉普最为常见。很长一段时间内，荣毅仁侄女荣智美从德国为他定制的奔驰车是北京城内数一数二的豪华车。出租车大多是三轮车，偶尔有几辆上海牌、华沙牌轿车。当然，出租公司并非不愿更换高级车辆，奈何外汇无着，无从购买。
荣毅仁发话后，中信公司与东方租赁公司筹备合作，由中信解决外汇问题，从日本引入首批200辆日产轿车，租给北汽公司和首汽公司。二者向中信支付人民币租金，中信以日元向日本租赁公司支付租金。试点成功之后，200辆丰田轿车又以同样方式被引入北京。
400辆高档出租车在北京街头跑起来，同时激起质疑的喧嚣，有人指责中信此举“变相进口”，简直就是“走私”的代名词。这给荣毅仁带来不小的压力，中国东方租赁公司筹备工作面临搁浅。
1980年11月2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作出回应： 同意中国东方租赁公司在国内开展租赁业务，使用外币计价结算。这为中外合资租赁公司开展租赁业务打开政策之门，质疑之声终归于平寂。
1981年4月18日，中国东方租赁公司被批准成立，正式开业。一年后，北汽公司和首汽公司提前付清400辆轿车的应付租金，随后，两家公司又以低价买下这批轿车。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旗开得胜，以先发优势成为国内租赁市场的领跑者，到1989年，共为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承办722个租赁项目，利用外资总额达71亿美元，为股东创造超过1000万美元的税后利润。
关键是找个有潜力的项目
1979年秋，中信公司成立的消息经由新华社的电波传向世界，各国商人纷至沓来。不到一年时间，位于崇文门饭店的中信总部中信公司办公地址几经变迁，从最初的荣家四合院到和平宾馆的12间房，后搬到崇文门饭店，直到建国门外的国际大厦建成，才有了正式办公场所。累计接待外商约6000多人次。
为扩大中信影响力和信誉度，荣毅仁专门请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担任中信顾问。此举收效甚微，到1980年时，做成的生意仍屈指可数。当然，公司初创，难免不尽如人意。中信成绩单上，除了促成三四件合资项目外，可以拿得出手的就是帮助国内企业接过几笔订单，收取中介费而已。
介绍海外造船订单给六机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机械工业部）所赚取的20多万美元在很长时间内让中信人感到欣慰，但此后随着生意转淡，这种感觉逐渐被日渐增长的萎靡和失望感所代替。融资租赁业务还未带来切实利益，接待费、日常开支节节攀高，公司账户很快便掉到了7位数。
荣毅仁看在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开源之道。政府困难重重，财政部允诺的资金一减再减，看来也是远水不解近渴，荣毅仁不想为国家添麻烦，所能做的就是在中信这个平台上自寻出路。
1980年的一天，荣毅仁和王兼士议及此事，后者建议，不妨以公司名义在海外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再行定夺。
王兼士幽默地说：“我们不要只当‘红娘’，我们也当一回‘假洋鬼子’。”这个方案的精髓之处在于以借债方式搞投资，赚钱后还债，既可筹集资金，又可促进项目建设，对外资来说也是一件高回报的好事，可谓“一石三鸟”。
荣毅仁马上意识到其可行性。做生意的最高境界便是与人谋利，如此利人利己的好事自然没有不成的道理，荣氏早年创业不正是因“借鸡孵蛋”一招而枝繁叶茂？况且，公司债券期限较长，资金使用自由，不影响公司股权，利息还可税前支付，世界各国广为采用。发债融资成为信托业重要内容，且已在中信公司的业务许可范围之内 1979年，《中信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八条规定： “……可在外国发行公司债券或代理发行股票组织资金，投资于国内。”，大可以免去政策层面的后顾之忧。
荣毅仁与王兼士趁热打铁，进一步细化方案，设想了两条路径： 一是中信公司在海外发债融资，再投资于国内项目，或者干脆与企业共同组建公司；其二，中信与海外公司直接成立合资公司投资国内企业。
荣毅仁兴奋地在办公室来回踱步，王兼士提醒道：“关键是找个有潜力的项目，才好去发行债券。”不难发现，上述两种方案离不开一个共同要素，即一个能够打动海外投资者的好项目。资金总是流向价值洼地，倘若项目缺乏赢利能力，即便大张旗鼓、四处张罗，恐怕也不会有人动心。
当时的中国，没有哪一家企业不缺钱，但真正有价值的项目却需要发现甚至挖掘。沙里淘金是一件劳神费力的工作，不过荣毅仁不必为此费神——一家据称“潜力极大”的企业主动找上门来。
仪征化纤的出路
这家企业就是仪征化纤，一家当时被普遍认为具有战略意义、全国规模最大的在建化纤企业。
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穿衣都是一件大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买到一件“的确良”衣服，许多人不惜在国营商店、供销社排上几天的队。为缓解穿衣困难，国家决意重点发展化纤工业。
化纤项目建设周期短、见效快，但资本依存度高，尤其是进口设备异常昂贵，70年代初引进4套化纤设备和2套化肥设备约花费4亿美元。邓小平复出后，加大了对化纤工业的支持力度。1978年，国家批准22项重点引进设备，化纤设备赫然在列。同年，仪征化纤一期工程在江苏省仪征市开工建设。
按照规划，仪征化纤年产聚酯53万吨，足以‘文跻身国内‘人特大化纤‘书企业之‘屋列，甚至在国际上都可排到前列。一期工程投资10亿人民币，1978年签订成套设备引进项目，1980年全面展开建设。
这年春，工程所需8000亩耕地已全部征用完毕，从联邦德国引进的大批设备、仪器和药品陆续运抵。但是因为拿不出足够的资金，项目面临下马危险。
当初规划的10亿元投资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尚且不论征地补偿款、近万名工人工资，仅购买德国设备所需的外汇就相当于3亿人民币。此外，设备接收、保管、安装和调校都需持续投入。由于纺织工业原料缺口巨大，倘若加上进口原料的外汇缺口，要启动项目10亿人民币显然力不从心。
在外汇紧缺的背景下，一期工程一拖再拖，进口设备只能保存在港口仓库，保管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资金。看不到希望，畏难情绪占据上风，很多人开始心灰意冷，工地上弥漫着消沉气息。
无奈之下，仪征化纤一期工程只能缓建。而一旦项目建成则是另一番景象，不仅能够全面取代进口，甚至有能力出口海外，节省外汇的同时还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因此，国务院和纺织工业部都不甘心仪征化纤就此告败，多次嘱托江苏省领导“要把仪征化纤抓上去”。
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王瑞庭等在谷牧主持的全国纺织系统会议上提出：“项目不能取消，合同也不可能废除，可否采取分期建设的办法。”建议被采纳。经过艰苦的谈判，德国设备供应商最终同意削减合同订单，只进口两套生产线，其余自制，节省2000多万美元，但资金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仪征化纤一期工程仍无法开工，进退维谷之际，副总理谷牧发话：钱不够，找荣毅仁。
荣毅仁也没有钱，但他已有对策。仪征化纤与纺织工业部先后踏入中信大门，前者开门见山，表明处境来由；后者旁敲侧击，迂回说服。一次，纺织工业部官员与荣毅仁商量说，仪征化纤已无退路，既然国家不可能拨款，那么仪征化纤可否在国外发债筹资，自承风险，还本付息？此意正与荣毅仁和王兼士的想法不谋而合。但究竟到哪个国家发债呢？荣毅仁的思绪飘向海外。
发债风波
经过缜密的思考和对比，中信公司将融资目标定为日本。很大程度上，这与当时日本的宽松政策和开放姿态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大公司纷纷崛起。20世纪80年代初，汽车、电子产品在对外贸易中已为日本赚取了大量外汇，如何利用这笔资金成为日本政府当务之急。
同时，日元不断升值，可以兑换更多的美元，刺激了消费热情。那时常见之景是，日本人挥舞着支票到美国四处置业，豪气冲天的日本公司正对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洛克菲勒中心产生兴趣，似乎要将美国变为“第四十一个县”。接下来的几年，他们果然把这些代表美国文化的事物统统收入囊中。
经济狂欢中，日本券商酝酿着更大的手笔。日本券商推出无担保的武士债券，期限3~10年，利率低于10％，在当时已是极大的优惠，它们积极邀请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亚洲各国政府及企业在日本融资。因此，1978年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立即吸引了日本各大券商和投资银行的兴趣。
1980年春，日本四大券商之一的大和证券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家访华的外国证券公司。大和证券社长菊一岩夫亲自带队，在北京进行为期3天的考察，他每天都到崇文门饭店与荣毅仁会面，谈论“公募”、“私募”等话题。显然，菊一岩夫将刚成立不久的中信公司视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敲门砖”。
访问结束之前，荣毅仁和菊一岩夫代表各自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共同促进日本在华投资，加强信息及人员交流，大和证券同意协助中信利用海外资本市场筹集资金。
不过中信公司并未向大和证券申请发债，而是在1981年3月，在菊一岩夫访华一周年后向野村证券提出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的意向书。野村证券在日本市场的认购能力和销售能力出类拔萃，相比其他券商，野村证券还有一个无法比拟优势，即对大藏省大藏省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直到2000年期间存在的中央政府财政机关，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在20世纪90年代，大藏省暴露诸多丑闻，2001年被分解为财务省和金融厅。有很大的发言权。
荣毅仁没有料到的是，这个正常的经济举措居然在国内引发剧烈争议和质疑，阻力巨大。
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一直是中国最大债主。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勒紧裤腰带还债，最终成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此后，国民经济在计划体制下统筹安排，无借债之必要，这种“自给自足”的模式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