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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添15％，利国伟持有近1％。小股东有500人之多，皆是受创始股东割让的同事或亲友。，拥有绝对控制权，即便小股东出售股份，备怡仍无法获得控股权，不会撼动恒昌根基。
可想而知，收购最终告败，但恒昌前景依旧扑朔迷离。这时，荣智健出面了。
收官之役
以收购各方在香港的地位，荣智健不可能不予关注。待备怡收购失败，等于完成“投石问路”，荣智健已掌握此中深浅，料能掌控局面，遂向中信香港建议，用中信泰富收购恒昌。
当时中信泰富年营业额只有2。42亿港元，恒昌企业净资产估价高达77。8亿港元，显然不在一个重量级。泰富收购恒昌，无异于“蛇吞象”。这在收购界并非没有成功先例，但无疑，收购方需要具备高超的资本运作能力。中信香港高层自认无此能力，强烈反对收购。荣智健却坚持己见。
荣智健一意孤行，实际上早已成竹在胸，谋划全盘。事先，荣智健获得李嘉诚、郭鹤年财力支持，共组财团参与竞购，因此资金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后来，郑裕彤加入进来，财力更加雄厚。而备怡另外两大股东，林秀峰和徐展堂亦不死心，另组财团参与竞购。
1991年8月初，荣智健联合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等人组建大牌（Great Stgle）公司，拟备收购恒昌据尹峰《荣氏真相》一书披露，大牌（Great Stgle）公司由9位股东组成： 中信泰富占36％、李嘉诚占19％、郑裕彤占18％、百富勤占8％、郭鹤年的嘉里贸易占7％、荣智健个人占6％、何厚锵兄弟占4％、洗为坚占1％、冯景禧遗孀冯梁宝琛占1％。，报价69。4亿港元，虽然与恒昌估值有8。4亿港元差额，但相比备怡出价，已经高出不少。
接洽中，大牌公司向何善衡等创始股东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拆分企业、不解雇员工，保证恒昌企业在现有状况中继续经营下去。就在何善衡、梁銶琚犹豫之际，何添承诺出售所持15％股权，在股东中引发强烈反响，部分小股东认为这个出价尚可，计划套现出局。
另一方面，中信泰富在大牌公司占股36％，以69。4亿港元收购价计，中信泰富需出资近25亿港元。中信总部明确表示不予资金支持，荣智健只好自筹，中信泰富之后发行了5亿港元可转换债券和20亿新股。
大牌公司阵营中，最缺钱的就是中信泰富，其他人包括荣智健在内，个个都是香港社会头面人物和一流富豪，资金充裕。一旦中信泰富完成募资，即意味着收购资金基本到位。
9月初，收购开始，小股东抛售，林秀峰一方看到大势已去，亦抛售股份，大牌公司当即获得近半成股份。随后将近两个月，恒昌大股东逐步放手。10月22日，大牌公司获得97％的恒昌股权，完成收购。
大牌公司9大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分配恒昌股份，中信泰富获得35％股权，将恒昌企业收入门下，荣智健担任董事会主席。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等斩获丰厚，满载而归，但故事还未结束。
“这杆球若进了洞，我就买下恒昌。”
恒昌业务复杂，跨越贸易、广告、汽修、工程等诸多领域，荣智健初涉此道，难免手忙脚乱。
念及荣智健交情，李嘉诚决定帮他找一位副手。这时，李嘉诚想到了香港联交所行政总裁袁天凡。此人不到40岁，1986年因参与承销李嘉诚旗下“长和系”四大公司百亿融资项目而声誉鹊起。李嘉诚赏识袁天凡才干，游说他出任恒昌行政总裁。袁天凡爽快地接受了邀请。
袁天凡为人不拘小节，到恒昌企业任职，很大程度上是给李嘉诚而非荣智健面子，他曾公开表示：“如果不是李氏父子，我不会为香港任何一个家族财团做。”因为“他们真的比较重视人才”。
不难看出，袁天凡口气不小，自命不凡，加之天生快人快语，凡有不平之事，免不了要进行评议，因此在香港商界有“说话最多的总裁”之称。如此人物，非李嘉诚之类前辈不能驾驭。相比袁天凡，荣智健虽然同样高调，但有所保留，对于这个拿着600万港元年薪的正义感十足的下属，开始时一团和气，但没过多久就无法容忍，坊间爆出袁荣二人“不和”传闻。
作为行政总裁，袁天凡负责处理公司日常事务，荣智健对他的“大嘴”顾虑重重，许多重大决策暗中进行，不与其知。1991年12月4日，收购恒昌42天后，荣智健将恒昌大厦出让给何善衡，收入9。07亿港元，恒昌账面现金及股票增至36亿港元。此事袁天凡事先并不知情。
事实上，荣智健正在暗中策划一起股权重组，不仅袁天凡不知，连李嘉诚亦不知晓。
原来，荣智健并不满足与众人共享恒昌，及至账面盈余36亿港元，他开始计划将分散股权收回。此事计议许久，荣智健自感胜券在握，于是在1991年12月底约李嘉诚和郭鹤年到深水湾球场打高尔夫球。球至中局，荣智健操杆，他半开玩笑地说：“这杆球若进了，我就买下恒昌。”
听者有心。荣智健放话了，李嘉诚和郭鹤年顺水推舟，正儿八经地谈起出让恒昌股份之事。
李、郭二人能有当日成就，如果没有相当的悟性，断然无法在名流云集的香港商界立足。从荣智健话音中，二人已得知其意，不仅当即确定出让股份，随后，还去做郑裕彤等人的工作。在两位大佬的微言大义面前，郑裕彤等股东尽管不情愿，最终却无一例外地同意出让股份。
1992年1月，中信泰富配售11。68亿股新股，融资25亿港元，另筹5。06亿港元，将李嘉诚、郭鹤年、郑裕彤等其余7位股东的股份悉数收入囊中。如此一来，中信泰富和荣智健本人持股量上升至97。12％，恒昌企业变为中信泰富全资附属公司，由荣智健一手主掌。
直到此时，蒙在鼓里的袁天凡才如梦初醒，不堪忍受荣智健的“独断”，愤然辞职。袁天凡表示要自己创业，不受老板约束，他还在公开场合多次炮轰荣智健，一时间，香港媒体纷纷声讨荣智健。
香港媒体向来有深挖传统，抓住一点，穷追不舍。荣智健匆匆收购分散股份，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却忽视了媒体的作用。恒昌原是彻头彻底的香港本地企业，经荣智健资本操作，变为中资附属企业，此次收购被舆论上升至“巧取豪夺”层面。其中牵连李嘉诚、郭鹤年、郑裕彤等头面人物，荣智健何以瞒天过海、任意行动，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内幕？疑云重重，看点十足。
关键时刻，郑裕彤不堪记者采访之扰，发话：“我是舍不得恒昌，但朋友既然要卖，自己还是随大队吧。”他本想息事宁人，却因这句话掀起更大风波。所谓“朋友”，自然是指李、郭二人。媒体趁机大造声势，上纲上线地批评、指责。为防止事态升级，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不得不出面斡旋。
虽然颇有微词，但郑裕彤也清楚自己并未吃亏。中信泰富给出的收购价合计每股390港元，比入手价高出60港元。郑裕彤吃差价赚得2。2亿港元，只比李嘉诚少赚1200万，其余各股东也获得相应的现金收入。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如此高的回报是在短短3个月内实现的。
亏也好，赚也罢，恒昌企业归入中信香港旗下，木已成舟，毫无回旋余地，不如将眼光放长。
袁天凡离职后，郭鹤年推荐自己侄女婿柳代风接任恒昌行政总裁。柳代风可以说是郭鹤年一手培养起来的商界新贵，他早年跟随郭鹤年来香港，打下半壁江山，以创业功臣身份进入郭氏财团，一直担任嘉里地产董事。不同于袁天凡的口无遮拦，柳代风跟随郭老板多年，行事稳重低调，深得各界赞誉。荣智健对他甚为赏识，在中信香港站稳脚跟之后，重金聘他做自己的私人顾问。柳代风没让荣智健失望，搭档合作，相得益彰，做恒昌行政总裁，再合适不过。
全面收购恒昌，让中信泰富一夜之间业务升级，变为纵跨贸易、投资、信托、地产的多元化跨国公司。此后，中信泰富业绩突飞猛涨，资产质量大幅提升，迅速成为资本市场备受追捧的优质股。
1993年6月，中信泰富晋身香港“十大财阀”排行榜第十位，早已不是三年前曹光彪执掌时的落魄公司。
荣智健要做什么？
中信泰富在荣智健手中散发出迷人光彩。1990年从曹光彪手中买入时，中信泰富净资产只有7亿港元，此后经历一系列资本运作，净资产迅速攀升到1995年的266亿港元，增长38倍之多。短短5年时间，中信泰富从一家四处寻求收购的小公司成长为业绩出色的“紫筹股”公司。
与此同时，荣智健不断增持中信泰富： 1992年3月，就在袁天凡辞职的风口浪尖，中信泰富发售新股，荣智健认购3000万股；同年12月31日，荣智健被授予中信泰富6258。1万股认股权，于1993年兑现，行权价每股8。8港元，当时二级市场上中信泰富股价为每股13港元；1993年中信香港再次授予荣智健2800万股认股权，于1995年兑现，后者持股量上升至12058。1万股。
如此频繁购股，资金来源成谜。实际上，荣智健几乎很少动用个人财富，而是尽可能地利用“职位之便”筹集资金。其一是派息，此项让他从1992年至1996年收入5。47亿港元。其二是直接从中信泰富账上拆借，认购完成后在二级市场出售，赚取差价偿还借款。因认购价极其优惠，足够倒手。
1995年，按照每股25港元的价格保守计算，荣智健持有的中信泰富市值多达30亿港元。倘若加上物业、投资、分红等其他收入，身价应不低于50亿港元。财富暴涨，荣智健生活亦随之奢侈起来，开始摆弄游艇、名马、城堡等上流阶层的“玩具”。
与之相比，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收入堪称微薄。作为国有企业“一把手”，王军每月领取固定工资1万元人民币，年终奖是大头，奖金浮动，与利润挂钩，少则10万，多则18万，全年下来24万左右，“是中信总部最高的”。
王军深知职位重要，背后更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克己奉公，不敢擅权，但在1996年年底却为中信泰富破了一次例。
1996年12月26日，中信泰富管理层派代表赴京，随后王军召集总经理秦晓、副总经理常振明等人，与中信泰富代表商定了一个股权认购条款。按照这个条款，中信泰富管理层以每股33元的价格，获售3。3亿股中信泰富股权，荣智健独得2。91亿股，股份升至18％，成为第二大股东。
王军很清楚，将这么大一笔股份出售给中信泰富管理层将会招致什么评价。为冲淡事件的影响力，这一消息特地赶在元旦前一天公布。他后来回顾此事说：“我们签的时候股价是32元多，33元吧。12月31日，我记得那天的股价可能是38。39元，6亿股每股差了6元钱，国有资产有36亿的流失。”随后中信泰富股价一路飙涨，春节后居然涨到每股58港元，缺口升至百亿。
王军为此背负巨大压力，被国务院点名批评，还被找去谈话。他多年后回忆此事：“当时朱镕基副总理受委托跟我谈话，谈话的过程中，他强调说你认为你有什么错误，我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他说你为什么不报告？我说如果报告了，这些消息透露出去的话，会造成股票市场的混乱……那国家资产流失呢？我说我不认为是流失，我认为是保值增值。大概创建泰富的时候，我们只拿了2亿，到了这个时候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