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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声出自一个清冷的院落，几间青砖灰瓦的平房围成一所门第，瓦楞上的青苔和野草诉说着家世。男主人名叫荣熙泰，长年飘零在外，此时守在妻子石氏身旁，望着新生之子兴奋不已。这男孩是荣家的第一个孩子，荣熙泰给他取名宗敬，取向先祖致敬、复兴家业之意。
荣家在无锡曾是望族，远祖水濂公在明朝为官，看透官场尔虞我诈，携子孙移居无锡乡下，定下家训： 后代以耕读为业，潜德勿曜，不走仕途。后此三百余年，荣氏无一人参加科举，以耕读、船运、经商为生。荣家后人经商多有所成，代代相传，积累了不少财富，家族日益壮大。
到荣熙泰这代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李秀成攻打南京曾取道无锡荣巷，荣姓男丁遇难者不计其数，几近灭族，恰巧荣熙泰到上海做学徒，等他回来，已成为这支系唯一男子。之后，荣氏衰落，后人多逃亡上海，以经营麻绳、桐油、生铁为业。荣熙泰到上海一家铁匠铺做学徒，习得一技之长，他为人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几年后又被提拔为会计，做起账房先生。
可惜荣熙泰不是一个安定的人，他从江浙辗转至广东，巧遇族叔荣俊业。荣俊业当时在张之洞幕下做掌印官，人脉深厚，亲信众多，其中一人名叫朱仲甫与其尤为亲密。此人出身江苏太仓富户，家底殷实，24岁捐了候补道台，十数年一直未获实缺，荣俊业推荐他做了广东厘金局厘金局，亦称“厘捐局”，是清政府对通过国内水陆要道的货物设立关卡征收捐税的一类机构。总办。
厘金局就是清代的“税务局”据《中国厘金史》记载： “（厘金局）委员最高月薪为50~60两，司事最高月薪难超15两，巡丁难超6两。”但因灰色来源极多，仍是一桩美差。据说清代得一厘差，每年可获三五千金至万金不等。，由于广东通商口岸众多，往来贸易频繁，油水自然不少。据说清末厘金局普通差人年收入少说三五千金，而知县年俸仅36两，遂有“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之语。
得此肥缺，朱仲甫对荣俊业感恩有加，想方设法投桃报李。得知荣熙泰困窘，便安排他到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区）厘金局做司账。荣熙泰能力出众，深得朱仲甫器重，每逢调任，均将其带至身边。纵然如此，荣熙泰亦自感不过是名小角色，人至中年，每每思及自身，颇有一事无成的寂寥。
幸运的是，事业上的不如意被家庭的美满和睦所弥补。生下荣宗敬之后两年，石氏又给荣家添了一个男丁，便是荣德生。在官场走动多年，荣熙泰深知为官不易，尝言“小官得资不正，不堪供父母，大官无本事做”。不过，两年喜得两子，虽然半生劳顿，亦不觉人生无所寄托。
荣氏一门二子，性格迥异。荣宗敬天资聪颖，幼读诗书，14岁时被父亲送到上海南市铁锚厂做学徒，次年又被送到上海永街豫源钱庄做学徒。他为人要强，做学徒时，起早贪黑、端茶送水，不仅照顾老板起居，还给小东家洗尿布。名为学徒，实为佣工，老板提供一日三餐，零花钱勉强够洗澡理发。如此境况下，荣宗敬愈发勤奋，练习珠算、记账、存款常至深夜。
由于过分操劳，荣宗敬得了伤寒，苟存性命，却影响身体发育，个子从此长不高。遍尝苦难，荣宗敬坚持下来，摸透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则和资金调拨技巧。三年学徒期满，到上海森泰蓉钱庄做了一名跑街，专管无锡、江阴、宜兴三地汇兑收解业务，从此踏上商业江湖。
相比之下，木讷寡言的荣德生显得老实本分许多，甚至有些“不够灵光”，据说他6岁时还不会说话，以至于被怀疑为天生的哑巴，因排行老二，被戏称“二木头”。但荣德生读书识字飞快，有博闻强识、过目不忘之能，深得先生赏识。14岁时，荣德生亦离开私塾，被荣宗敬引荐到上海通顺钱庄习业。
上海钱庄界有一项传统，逢年过节，要在门前贴上票号、庄名，以图吉利。这个工作一般都由学徒负责。通顺钱庄所在的街道上有一个王先生，写得一手好字，每逢节气，慕名求字者络绎不绝，荣德生三番五次求写庄名，最后才拿到字幅。他心想求人不如求己，于是利用习业间隙刻苦练字。三年期满，荣德生不仅学得一手好珠算，还练成一手好书法，令人刮目相看。练字的习惯保持多年，荣德生事业有成后在家乡建造“梅园”，亲自题名，至今犹在。
荣德生工作勤奋认真，钱庄收支从无差错，深得老板赏识，希望他继续留下工作。但荣德生希望到外面见见世面，这时父亲荣熙泰回乡省亲，于是随父同往广东。到了广东后，朱仲甫安排他在三水县厘金局做了一名帮账，办理进口税务。得益于上海通顺钱庄的历练，荣德生很快适应了这份新工作。
英人治下，香港得风气之先，广东与其一水之隔，多有商人到港经商、投资，带来各种新鲜资讯和商业信息。身处风气交汇之地，荣德生思路豁然开朗，不禁开始思考人生航向……
开钱庄一时成风
生逢乱世，只能随波逐流；国运衰微，家势亦沉降起伏。不过，乱世也为一些人物造就了命运翻转的独特机缘。
如今看来，如果没有那场惨烈的战争，荣氏父子的人生轨迹延续下去，或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1894年春末，朝鲜半岛阴云重重。东学党农民起义被成功镇压后，应邀作战的清军开始撤退，而日军却大量涌入，并突然袭击清朝海军。1894年8月1日，农历七月初一，两国同时宣战，甲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战火从平壤烧起，清军节节败退，6天狂奔500里，渡鸭绿江归国，日军趁机占领朝鲜全境。9月，日本联合舰队出动12艘精锐军舰向驻扎黄海的北洋水师发起进攻，经过5个多小时激战，北洋舰队遭受重创。随后日军撕开鸭绿江防线，将战火燃至中国本土，仅3个月时间，便大举攻入大连半岛，占领旅顺口岸，制造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
转过年来，日本海军对龟缩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清军仓皇应战，最终不敌。短短10余天，日军占领威海卫海军基地，洋务派苦心建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留下无尽耻辱。
清朝海军实力并不输于日本海军，北洋舰队更是清朝水师最精锐部队，乃洋务派耗重金建立的第一支近代海军。它的覆没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向日本赔偿2。6亿两白银。
日本用这笔资金在国内大兴实业、振兴教育、修筑铁路、发展航运和制造业；而清朝则一败涂地，洋务重臣李鸿章屈辱下台，洋务运动草草收场，保守势力重新抬头，实业之心遭受重挫。从此，两个几乎同时开始改革的国家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差距亦随之越拉越大。
甲午一战，大清国运式微，犹如一艘巨轮摇摇荡荡地驶入日暮，洋务派燃起的复兴火光随之熄灭。为了支付巨额赔款，清政府大肆盘剥百姓，以各种名义征收苛捐杂税，商业生态迅速恶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出经商者纷纷回家，重新审视时局。因此，荣熙泰一家也难得地团聚了。
最先回来的是荣宗敬。1894年，海战期间，天津港出路被封锁，海运不通，大批投机北方小麦的钱庄遭受惨重损失而倒闭。荣宗敬所在的森泰蓉钱庄曝出巨亏，宣告歇业。荣宗敬初涉商世，从这股钱庄倒闭潮中第一次认识到市场的翻云覆雨，丢掉饭碗百无聊赖，索性回无锡闲居。
1895年，荣熙泰任满，由于连年奔波，得了重病，恰逢朱仲甫调离，荣熙泰未接到三水县厘金局的续任通知，遂与荣德生返回无锡老家养病。父子三人赋居无事，开始谋划出路。
一年间，形势出现微妙变化。甲午战败，燃起一股救亡思潮。1895年，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闹出很大的动静，闲居的荣熙泰对此有所耳闻，而更加感同身受的是江浙乡间复苏的实业热情。这里历来是手工业重镇，家庭作坊众多，税赋虽重，却不足以扑灭求生之本能。
南通人张謇荣登状元，不举，回乡大兴实业，创办大生纱厂，一时名震天下。在张謇的带动下，江苏、上海重燃实业热潮，呈现商业复苏之态。其中，无锡人周舜卿和同乡薛南溟合资5万两白银，在上海七浦路开办水泰丝厂。与此同时，不法商人走私鸦片急需资金。凡此种种，客观上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催生汇兑业务的繁荣，钱庄生意异常火暴，开钱庄蔚然成风。
看到同乡好友中不乏开钱庄发财者，荣氏颇为心动。1896年春，父子三人商议一番，认为此事本小利大，且为本业，遂决定步人后尘。于是，融资1500银元，后到上海开起广生钱庄。
上海钱庄“贴票危机”
钱庄取名“广生”，寄托着财源广进的美好愿望，但现实的鸿沟，让这期望看来无比渺茫。
当时沪上钱庄分作两类： 一类是汇划庄；一类是元字庄。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资本金的大小： 前者财力雄厚，信誉有保障，是钱庄公会会员，交易使用支票，不必兑付现金；后者资本薄弱，信用有所不及，备受公会排挤，靠小额业务生存，坊间戏称之“挑灯庄”，以形容其寒酸。以荣氏资本，尚不足进入同业公会，广生钱庄属后一类型。因上海竞争激烈，此类钱庄主要在无锡、江阴、宜兴等地进行汇兑。
在某种程度上，经营钱庄的诀窍在于资金流动效率。荣氏兄弟自幼研习此道，无不围绕这点经营，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在上海滩立稳脚跟后，又在无锡开设分号，荣德生为经理。
不幸的是，荣熙泰因过度操劳，于当年（1896年）夏天离世，弥留之际，留下一条经商遗训：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少了长者坐镇，钱庄很快迎来一场风波，兄弟俩也将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
上海钱庄之盛，必然催生新的业务形态，于是，一种名为“贴票”的业务在激烈竞争中产生了。所谓贴票，意即“贴钱兑换票据”。举例来说，某人在一家钱庄存款90银元，获得一张面额100银元的定期票据，届时凭此到该钱庄即可兑换100银元，多余的10银元，实际上就是存款利息。
资金对所有钱庄乃是第一要义，无论资本雄厚的汇划庄，还是财力薄弱的元字庄，如果无钱周转，只能关门大吉。其中元字庄生存尤为艰难，某些头脑灵光但手头紧张的商人想方设法吸引闲置资金。
据说在1890年前后，一位郑姓的潮商在上海开设协和钱庄，为了吸收存款，他发明了这种贴票业务，以高额利息吸引储蓄，再以更高利息放贷，如此循环往复，坐收渔利。眼见协和钱庄财源广进，小钱庄纷纷跟风开办“贴票”业务。无本者从中窥见发财门径，开办钱庄渔利，据说上海钱庄聚集的南市和北市一夜间涌现150多家小钱庄，甚至有专门的“贴票钱庄”出现。
到1896年前后，“贴票”已成为上海金融界最普遍的业务模式。各家钱庄为了拉拢储户可谓花招百出。人群密集的茶馆、酒楼、影院，都有钱庄的业务员，他们利用市民爱贪图便宜的特点，专门针对无知妇女和下层民众，许以丰厚利息，吸引存款。为抢夺客户，钱庄之间不惜展开激烈竞争。
当时上海地区钱庄的最高存款利率为10％，贴票钱庄纷纷打出利率20％的招牌，足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