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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要低调一点，尤其是说话，应该尽量婉转一些，客气一些，给人一种诚恳的态度，最好不要趾高气昂，那样会让人望而生畏。试想，如果别人话都不想跟你讲，你又怎么可能跟别人搞好关系呢？
性格太直爽，说话有时候太直接了，会让人难以接受。很多时候，就算你的观点是对的，但是说话的方式不对，也有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反感的。人都是感情动物，创伤了别人的感情，别人自然会觉得不舒服的。同样的话，换一种说话的口气，换一种态度，也许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
彭德怀同志由于说话过于直率，结果让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屈辱。虽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贵在坦诚、直率。但是，他不只是直率，而且也有些草率。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提出批评，结果遭错误批判，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免去国防部长职务，为后来的含冤受辱埋下了种子。
真的英雄不是卤莽行事。彭德怀提意见是大丈夫行为，但是选择了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提出激烈的意见而导致他不顺利的前程。
因此，我们就很有必要学习如何通过艺术和巧妙的方式，把真话说出来，让对方乐意接受，乐意改正。而且，几乎所有时候，政治上是没有“直率”空间的，奇Qīsuu。сom书不懂得处事艺术，莽撞行事就会很危险。即便你对人无敌意，也要注意对方的身份，找准时机，才能提意见。把真话放在特定的语境中，真话也可以起误导作用，所以彭德怀确实直率得有点没有智慧。他是直率的，他是坦白的，他的用心是好的，但结果是什么呢，不但没有纠正别人的错误，就连自己也受到牵连。
其实，会有一种更好更明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仅仅用意好是不行的，还需采取一种合理可行的方法来做，这样对双方都好。直率是应该分场合的，人都是要自尊要面子的。如果有一个人当众指出了你的缺点，我真的不相信你会不生气。
借用一句很俗气的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我们的生活必然会少很多烦恼。
鲁迅先生在其短文《立论》里叙述了一家人生了一个男孩，满月时，抱出来给客人看。该人家自然是想得到一点好兆头，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于是他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做官的，”于是他收回几句恭维；还有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于是他得到大家一顿合力的痛打。
又如某人请三人吃饭，来了两人，某人说：“该来的还不来”，其中一人生气离去，某人又说：“不该走的走了”，剩下那人也只好尴尬离去。这都说明，即使是一般的说话也不是随便乱说就可以的。古人说：“逢人减寿，见物添钱”，这虽说有些圆滑，但也说明说话要掌握听话人的心理，做到语言得体。
关于说话，关于做人，关于做事，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既定的方式，我们平时的为人处事也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的，至于这种方式是否恰当，大概很少有人反思过。
第五部分 周恩来的含蓄幽默
周恩来的外交语言是出了名的含蓄、幽默而有智慧，不卑不亢。从他所取得的成绩来看，他确实是机敏过人的一代外交大师。〃
周恩来外交大师的角色绝对是不可替代的。在访问苏联期间，他曾用汉语祝酒而导致当地领导人的质问：“周，你为什么不用俄语祝酒呢？你的俄语很好嘛！”他立即反应：“那么我们欢迎你来时以汉语祝酒。”当对方抱怨汉语难学时他回敬：“下午你来使馆，我们很乐意教会你！”这又一次表现出新中国的自主独立。
一位西方领导人问：“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人怎么管公路叫马路呢？”
周总理回答：“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马列主义道路嘛！”
在建国之初，有一个外国记者当面问：“尊敬的周恩来先生，贵国现在一直在大力扫除旧社会的残渣陋习，那我冒昧地问一个问题，贵国有妓女吗？”当时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尖刻的问题为周总理捏一把汗，周总理笑了笑，说：“有，在台湾！”顿时响起满堂的掌声。
在某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外国记者很鄙视中国，曾经仗着自己国家强大有钱，想羞辱中国的贫穷，他当着许多外国记者的面问总理：你们国家到底有多少钱？周总理很从容地回答：我们国家有18元8角8分。（原来总理把我国当时所拥有的所有面值的钱加了起来，当时还没有百元面值，意思是对那个外国记者说，虽然我们国家并不富裕，但该有的面值我们都拥有了。）顿时外国记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周恩来的机智幽默的确令人折服，其出色的应变能力也是令人叹服的。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走路都是低头，像是垂头丧气，哪像我们美国人走路都是昂首挺胸的，多神气。总理回答：因为你们美国人正在走下坡路，而我们中国人正在走上坡路！
记者一眼看到了总理办公桌上的美国派克牌钢笔。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总理先生，您说您是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的儿子，那为什么您还要用美国的钢笔呢？”周总理：“哦，这是一位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将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利品，他将它送给我做为礼物，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收下了！”
记者：“……”
第五部分 含蓄，中国式爱情的主调
有一位男青年与他的女友才见面两次，就心血来潮，写了一封长达二十页的情书，开头就写起了“我最最亲爱的……”整封信都热得发烫，姑娘读了感觉脸红耳赤、心跳肉麻。这位姑娘透过这洋溢着过分热情冲动的信的字里行间，觉得这位小伙子太轻浮，不够庄重，于是很快就把恋爱发展的电路“剪断”了。〃
有文人曾说，爱情是一首诗。爱情很美吗？经历过爱情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回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中国式爱情里，如果双方都倾吐无遗，很可能使爱情索然无味；当让爱情朦胧含蓄时，可能爱情就醉人心脾。
事实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爱情美表现为恋爱方式也是一种含蓄美。含蓄，表面平静，内在激烈；表面质朴，内在丰富，真正的爱情正是这样。至少在中国或者东方，爱情中的含蓄美贯穿于恋爱生活全过程。
爱情的表达方式，大致有表情、语言、行为、文字、信物五种，古往今来大同小异。可是，在表达时外露还是含蓄，疯狂还是冷静，轻佻还是深沉，却因人而异了，有时甚至大相径庭。
在求爱阶段，无论是通过交谈、书信还是由别人转告，向对方表示爱慕之情，都要态度自然、诚恳，姿态要温文尔雅，语言要恰如其分，行为举止要端庄检点，不能矫揉造作，装腔作势，或污言秽语，甚至咄咄逼人，更不能下跪发誓或闪电式拥抱，否则，嘿嘿，就可能适得其反。
其实，中国式爱情，还是跟西方不一样的。身为中国人，在爱情的阶梯上已走到了第几级，就应该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千万不要肆无忌惮地胡绉一通。就算要成为亲密的伴侣了，也最好用含蓄而耐人寻味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爱情。
事实上，那些很有素质和水平的西方人，也深知含蓄对爱情的巨大魅力的。
相传，马克思和燕妮相爱已久，但谁也没有先说出那令人心颤的三个字。一天黄昏，马克思和燕妮同坐在河畔的草坪上谈心，马克思凝视着燕妮轻声说：“燕妮，我已经找到爱人了！”说着把一只精制的小匣子递过去。燕妮打开小匣子，恍然大悟，原来匣子里是一面小镜子，镜子里映着燕妮那微微泛红的脸蛋。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既含蓄，又不虚假，从中领受到更深沉的魅力。当一方爱上了另一方并深知另一方也爱自己，但又怯于表达时，宜采用戏剧性的方式，寓爱情的表露于戏剧性的变化中。
男女双方恋爱的过程，其实就是各自向对方显露优点、才华、能力的过程。恋人间的谈情说爱，在注意对方的心境和交谈场合等前提下，应把握好时机和选择好话题。初次约会，男士应该主动寻找使对方感兴趣的话开口，尽早结束“冷场”局面。谈兴被引起后应把大片的“空白”留给对方去“开垦”和“填补”。双方交谈的话题既不能宽泛无边，又不能过于狭窄。赞美对方要恰如其分，言过其实，只会引起对方厌烦，甚至导致不欢而散。
有的人与对方刚见过一两次面，就把自己的“家底”和盘托出，对方一下就被镇住了：见多识广、才华横溢、能力非凡、智慧超群，真是“天下无双，人间少有”的意中人。然而，当他们的爱情体验逐步加深时，却再也无法向对方提供美好的珍品了，总是在重复最初见面时显露过的一切。总是单调地重复，会令优点也成为缺憾，从而导致对方的不满和厌倦，缺乏新鲜感之养份的“爱之花”便枯萎了。所以，恋爱中的男女向对方显露自己时一定要适度，做到“细水长流”，让爱情像一条隧道，曲折而幽深，给人以永不枯竭的追求兴致，使神圣的爱情永远充满新鲜感。这就是最有魅力的中国式爱情。
第五部分 忠言“顺”耳利于行
忠言非要人听了难受吗〃
中国圣人孔丘曾说：“闻过则喜”。然而，生活中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呢？
民间还有一句名言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是，为什么良药就非要苦得让人难以下咽呢？忠言为什么就一定要让人听了难受呢？医药科学发展至今，许多“良药”或包糖衣，或经蜜炙，早已不苦口。语言科学发展至今，讲究批评的方式方法与语言艺术，也可做到“忠言不逆耳”，老少皆喜听。那么，究竟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良药不苦口，忠言不逆耳呢？
在某个企业里，一个职员因为不小心做错了一件事情，经理便批评她，还要扣发她的奖金，结果那位职员自杀了。在某小学里，一个学生被老师批评后，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于是用红领巾上吊自杀了。在某个家庭里，儿子由于受不了父母的批评指责，挥刀将他们杀死了。
批评的本质是惩罚，是对人的一种否定。要想改善人的行为，鼓励总是比惩罚效果更明显。千万不要滥用惩罚，因为惩罚是消极的，尤其是过度的惩罚，不但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还会扭曲被批评者的行为，刚才提到的杀了父母的儿子就是这种情形。
良言一句严冬犹暖，恶语半声酷夏犹寒。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之一，如果被批评者能真正理解到批评者批评中的好意，他自然会从善如流。然而，批评者往往好心却难以获得好报，原因是那个被批评的人没有真正意识到其中的“好”，反而认为批评者的话对其是有害的。
现实中，象唐王李世民那样，对魏征说的批评能够从善如流的毕竟少得可怜，何况，有时候魏征式的批评，李世民也不一定受得了。因此，我们还是不要做魏征那样的“忠臣”或“诤友”为妙。批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