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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比喻为公共汽车，将这类人形容为乘公共汽车的人，说名人是公共汽车就要让人乘。这不正说明一批无能的人在借名人炫耀自己吗？在香港的商品经济社会，一个人只要稍有特长、成就，就要极尽包装之能事，使他更有号召力，吸引大众，从而获得商业利益。而我们大陆那批因循文革残孽的人正是剿杀社会创造力、进步力量的刽子手。中华民族的“小荷才露尖尖头，早有蜻蜓竖上头”的伟大情怀，已因这类人等，受到玷污。
一个民族需要营造一种大众尊敬、羡慕有成就的人的氛围，鼓励人们以成功人士为榜样，这样的民族才有上进心，才能激发大众的创造力。野性是不羁和奔放，是不同俗，是有自己的观念、思想，但更重要的是有创造力，是要凭真本事，用实力取得成就；那种哗众取宠，自己无能却又装出对别人不屑一顾，只是躺在那里靠攻击别人来突出自己的人，不是有野性，正相反，只是一条在成功人士微恙的伤口里的寄生虫。
一个民族不仅要崇尚文明，在这同时，也不能消亡了野性；我们民族的悲剧还少吗？
文化大革命中，在强大的舆论导向与宣传下，全中国人民几乎都被煽动得在干着疯狂的傻事，不读书、不生产去闹革命，批倒批臭积淀数千年已融入我们民族血脉的优秀传统文化，甚至人类进入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还在充满狂热地呼喊“万岁”，这是前一世纪人们呼叫皇帝的，现在想来真是笑话，但在这种笑话中，却总有一些心酸，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耻辱的笑话。一小群跳梁小丑就能左右我们全中国人的命运，这真是悲哀！
文化大革命对我的伤害还不算太深，但我目睹了我哥、我姐的命运。他们从小就聪明，成绩都比我好，但由于我家成份不好，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力，于是他们一生的发展都受到了制约。这是他们的厄运。为什么一群跳梁小丑就能成为我们的厄运，为什么我们的命运就这么容易被别人左右。这不值得深思吗？
尼采说：不主宰自己，就要被别人主宰。不做自己的主人，就要成为奴隶，成为别人的、社会的奴隶。而要做自己的主人，就要有野性，有不驯训的个性。没有意志的人就会听命于有意志的人。我们不应该只是命令自己，用别人为维护他们的利益所订的道德观、价值观来束缚自己，而应该唤醒自己的生命意志，激发生命本能中最强力的进取精神，做一个有个性，有理性的人。
中国人太老实、太善良、太安分守己、太乐天知命。我们只是努力适应环境，却从来不考虑个人的自由意志。比如中国人选择职业，往往就像找老婆，只能从一而终，很难中途变换。由于我们所选定的专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于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专业与爱好一致，但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安于现状，这就使得我们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们只是环境的奴隶，却不知道在环境中努力张扬自己，于是我们容易被人利用，被人左右。我们应该有些野性，有些独立意识。不要总按照别人所定的模式：“应该这样，因为你必须这样！”而应该按自己的生命意志、理性思维大声地呼喊：“我可以这样，因为我想要这样！”我们不要“既然已如此”，那是被动的，好像是外物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而要我们自己的意志说：“我想要的就是这样，以后还要这样！”活出真的自己来。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喜欢看香港电视系列片《寻找他乡的故事》，因为它总能焕发我的野性，给我力量。我想制片人的本意是拍一些在海外飘泊的成功的华人的故事，但我看到的大多却是华人的辛酸史。当一位80多岁侨居阿姆斯特丹几十年的老海员，在记者面前不断地喃喃念叨着：“真凄惨啊！”我的心都在痛。他说当时华人就像麻疯病人，当地人见了就要避开。华人的地位怎会沦落到此的？我们被人瞧不起，遭人歧视，这不能怨人，首先我们华人世界没有成就啊！我们也曾有过唐朝的辉煌，有过四大发明，但在近代我们落伍了，不仅在科技上没有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国家落后，人民贫穷。直到现在还有大批的年轻人，离乡背井，冒着生命危险，吃数不尽的苦头，只是为了离开自己的国家，甘愿去别人的国家做黑市居民，做下等公民。这是耻辱，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华人并不低人一等。我们的民族崇尚文明，也尊重知识，但为什么仍然落后、仍然贫穷？因为我们的民族缺乏野性，缺乏想象力，缺乏一些疯狂。从目前来看，历史悠久的国家在现代世界的竞争中都落伍了。四大文明古国中，又有哪一个属于发达国家呢？我个人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悠久的历史，发达的文明，制约了野性。
多鼓励个性，多鼓励一些内心的张狂吧！人人都想做英雄，都有内心奔放的民族，才是有活力，有创造力的民族，我们为什么要压抑、打击、摧毁这种心态呢？中华民族血液中脉动的主流不应该是淑女贞妇风范，而应该是登山勇士的野性。
要点：
不主宰自己，就要被别人主宰。不做自己的主人，就要成为奴隶，成为别人的、社会的奴隶。
·野性、不羁正是成功人士共同的特点
野性、侵略性是现代竞争社会的生存手段，要成为一个强者，要被人尊重，就要有成就。荣誉是结果而不是出身造就的。
第一个顽皮的猴子敢于直立起来走出原始大森林，才有了人类的今天；哥白尼挑战数千年来统治人类的“地心说”理论，于是有了人类今天对宇宙的正确认识；爱因斯坦破除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时间均匀流逝的思想，认为时间是相对的，以至于他的理论被接受时，全世界号称只有三个半人能懂，三个人真正懂了，还有一个人只懂了一半。卓别林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你的理论全世界只有极少数人能懂，你太伟大了。”爱因斯坦回信：“你的表演全世界男女老少都喜欢，你同样伟大。”
不敢于破除旧的东西，不敢于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思想，又怎么可能有突破性的成功呢？
从小我就不喜欢循规蹈矩，按照别人的模式生活。读高中时，我上课就已听不进教师机械地传授课本知识，完全无法集中精力听讲，只得课后再去自学，这样应付考试自然不行。临高考前数天，我还被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所吸引，舍不得放手。读大学后，由于我并不能真正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专业，于是进了物理系。但后来，我开始看不进那些被机械化了的物理教科书，而喜欢上了拜伦、雪莱的诗歌，和一些能看得懂的哲学书。直到现在，我对自己的专业、职业都不太热心，专业、职业倒成了自己的副业。我是一个喜欢吃野食的人。但我认为家花不如野花香，吃野食长大的人，是真的出于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特长，所以反而能成功。
我实在不是一个能长期专注于某一件事的人，做了一件事后，总想去寻求新的刺激，感受新的冲动。从来不喜欢按照别人的模式和社会所定的模式做人，只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我崇拜英雄，喜欢幻想，热爱大自然，特别钟情大海。我能独自静静地坐在大海边一整天，遥看着苍茫的大海，聆听着汹涌的波涛，用心灵去与大海感应。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这一段不算太长的人生中，我一直都在努力尝试，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大学毕业后，为了寻求独立自由的生活，在一无亲人二无朋友的情况下，独自闯来深圳，住最便宜的旅店，吃快餐面，忍受招聘人员像挑选商品一样审视我的目光。那是一种对自尊心的侮辱。但我知道没有本事挑选别人时，就只有任凭别人挑选。几经挫折，好不容易求职成功，但不到半年，又在朋友的鼓励下，冒着家人的反对，回老家创办公司。那真是一段艰辛的日子，由于年轻，没有后台，又没有钱，辛苦努力了半年公司也没批下来。那时吃住在家，没有收入，家人不说，但自己内心承受着压力：放着深圳的高收入不要，却回来办这种没有把握的公司。
永远记得那个寂静的深夜，落寞的时刻，在朋友家昏暗的小阁楼里，拿着一瓶啤酒，随着录音机里齐秦悲苍的声音，低声吟唱着：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那种悲壮，那种由于醉意的野性和奔放，既是生命的渴望，也是我内心深处孤独的呐喊。
生命中美好的东西总是在一点一点地失去，生命、爱情、青春，都在不断地丧失之中，生命是一场悲剧，但我们总应该想办法让它变得悲壮，变得更为有血性。这种信念始终支撑着我。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就想这是悲壮的时刻，是需要男子汉血性的时刻，于是我就能锲而不舍，就能顽强奋斗。在签名售书时，有位读者请我在扉页上写下“天道酬勤”，我想我写下的是人间的真理。
公司终于办成了。但不久深圳借聘我的单位来了调令。我思考了很久，决定还是回深圳，因为这里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是属于年轻人的城市。调进了深圳，我又要重新开始，我决定办成人培训……其后办讲座，上电台、电视台，写书，我的生活每天都有目标，都有事做，都有新意。那是一段最充实，最难忘的日子，是野性最张扬的日子。
如果说我在同学中还算成功的话，那是因为我比他们多了些野性。
那天在电视中听了著名音乐制作人高晓松介绍自己的故事。高晓松在清华大学电子系读到大三时，由于对音乐的热爱，梦想着成为一个流浪歌手，于是毅然放弃学业，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在天津由于没钱糊口，高晓松想到去大学宿舍演唱，结果被公安当无业游民抓住。万般无奈之下给家里打电话，母亲赶到天津将他保释出来。他的父母也很开明，高晓松在厦门弄到身无分文时，情急之下给家里打电话，叫母亲寄1千元钱给他，可母亲却问他：“你有多大了？”“20多岁。”“听说厦门是一个港口吧？”高晓松明白了，20多岁的小伙子，在一个有港口的城市还不能生存吗？于是高晓松去做起了搬运工。高晓松也是一个有野性的人。试想放着全国顶尖的清华大学，居然敢读了3年后还放弃学业。这自然要有一种不羁的性格。
跟着别人思维走的人，总是不能成就大业。要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胆识。
看看美国人在全球探险扩张的历史，再看看近代开发西部的淘金狂热，美国人是疯狂的、野性的。在现代，不靠祖辈福荫，能取得成功的企业家，又有哪一个不是充满野性呢？我最喜欢的就是CNN的老板特德·特纳。
特德·特纳，一个帆船爱好者，曾驾驶他的“勇敢者”号帆船夺取过美洲杯赛的冠军，当时他为夺得冠军而不顾风急浪险，因此获得“疯狂船长”的称号，对此他十分引以为荣。但在某些人眼里他是个暴徒、流氓、赌棍。年轻时代便以不安分守己著称：两次被逐出布朗大学，其中第二次是因为多次违反有关女学生舍规。
由于父亲的突然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