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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国际机场、地下铁路、火车站，数不尽的立交桥、高速公路、豪华商场、大宾馆、大饭店……那栉比鳞次的高层建筑、“火柴盒”式的住宅楼房和现代化设施把一切都指向了未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人口繁多的国际现代大都市，它未来蓝图的实现指日可待，它美
好的明天令人憧憬。与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1978年之后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无法掩饰心中巨大的惋惜之情。一种隐隐作痛的感觉在把北京置于更为广阔的范围中加以考察时出现了。
只要和伦敦、罗马、巴黎、雅典、开罗等世界文化名都稍稍作一个比较，我们对北京的现状就不会无动于衷。那种感觉不仅仅是怅然若失了，而是实实在在地为之扼腕痛惜。20世纪为数众多的文化人都有一个心灵之梦，这个梦就是从1421年到1949年未经战火的老北京城——那座老舍、林语堂笔下古典浓郁、独一无二的老北京城。现在这个梦可以说已经消失了，它古老而近乎完美的幽香身影只有在书本上图画中才能偶尔浮现出来，让我们品尝一二。建国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就是老北京城的消失。这种消失不是骤然而至的灭顶之灾，而是历时了40多年。正如有的专家指出：
“北京市的建设速度和北京古都风貌消失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巍峨高耸的城墙是形成老北京图案最为重要的因素和最大的装饰物，修造的时代为明朝，清代时对有些地方作过维修。城墙环绕着老北京城，皇城周长18里，外城周长28里，内城周长46里。这些古城精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部被拆毁，仅剩下了几百米长的两截。取代它的是1980年全线贯通的二环路和地下环城铁路。
老北京城墙曾建有47座40米左右高的城门城楼、箭楼和角楼，顶上盖着绿剪边的灰筒瓦，下部为涂朱砖墙。至20世纪末年仅残存三座：正阳门城楼（前门）、德胜门箭楼和东南角楼。在民国老北京时期，“宽阔的护城河边，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墙和弧形瓮城突下高耸，在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秀插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侧影也像实物一样清晰。每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时，城楼的飞檐就开始颤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破碎。”
城墙拆毁后的砖块等废物堆积起来体积有十一二个景山那么大，总数约为1100万吨。
老北京“京味文化”温床——四合院，再也闻不到里面的花香了，伸出房檐的粉艳石榴花更是无迹可寻。四合院作为旧时代的产物消失殆尽，残留下来的老四合院“像断了线的珠子撒在各个角落”，它们陈旧不堪的躯壳藏在胡同深处，显得老态龙钟，早已没有了昔时温情雅适的风韵，它的历史使命已然结束。
天桥、隆福寺、什刹海等等昔日平民的乐园已面目全非，早先的盛况早已不复存在。
当年鲁迅常去喝茶的青云阁，以及“天汇”、“裕顺”、“高明远”、“广泰”等有名的老式茶馆都成了历史名词，泡茶馆欣赏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对于今天的北京人是件陌生事。再说新北京人同老北京人的人生价值观也截然不同，他们哪里有闲情逸致去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这些没多少意思的陈年老调上，得闲了他们看电影电视搓麻将下舞池观赏足球比赛还来不及呢。除了一些实在找不着事情干的老人之外，谁还大摇大摆地晃荡着提个鸟笼在大街上逛？
那波光粼粼的护城河，那数以百计的会馆，那显赫一时的“八大铁帽子”王府，那遍地蕴涵着深厚文化雅韵的古城风貌，全都像以前走街串巷的饽饽叫卖声一样逝去了。连周作人刚到北京时常买的张王回回狗皮膏药和俗称“老鼠屎”的同仁堂万应锭也无处找得到了。
民国初年400家左右的古旧书店，如今像样儿点的惟有中国书店等寥寥几家。原来全国最大的金玉古玩书画市场东西琉璃厂，满街罗列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奇珍异宝，什么夏商三代彝器、钟、鼎、尊、爵、簋，历代青花、五彩、斗彩、粉彩名贵瓷器，宋元字画、宋版古书、金银首饰、珍珠翡翠、宝石玛瑙等等，应有尽有。现在的琉璃厂虽然已恢复，但它在各方面都无法与原来的老街相提并论。
年轻点儿的北京人已经不知道隆福寺、白云观、蟠桃宫、东岳庙、厂甸、白塔寺、护国寺等等热闹非凡的庙会是怎么回事儿。他们不会知道民国时期每逢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北京、天津、河北一带前往妙峰山碧霞元君庙进香的香客沿北京的西北大道形成了长长的一条巨龙，沿途设有多处茶棚，以供香客们歇脚，庙会期间，各种赶会人从市区出发向百余里外的山顶进发，各种各样的秧歌、杠箱、大鼓在腰鼓队激动人心的打击声中红红火火，沿途围观者人山人海，难以计数。
我们不得不承认老北京城已消失殆尽了。当我们怀着无限仰慕的心情描绘威尼斯、罗马等等由美丽的文物图案拼凑起来的历史文化名城时，我们的瑰宝却被自己毁于手中。现在的北京城规模更加宏大，建筑更加高耸，气派更加博大，然而它的发展越快、现代气息越浓厚，我们也就越发地怀念起老北京城来。
不断消退的衣钵（2）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对中国文化的争论异常激烈。一群激进的青年作家和学者聚集在上海举行一次讨论会，这些蜚声全国的大腕们纷纷慷慨陈辞，声泪俱下地批判传统文化，表现出对西方现代化制度的极大向往。他们像当年鲁迅描写阿Q一样把传统文化说得体无完肤。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是例外，这个人就是《棋王》的作者阿城，他一声不吭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烟，直到最后才平淡地说了一句：“一个民族是不会忘记自己的文化的。”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是啊，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还成其为独立的民族么？中国人必须朝着
更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迈进，同时它还必须坚持自己的文化，而且自己的文化是一切转变发展的基础和原则。中国人，就是拥有中国文化的民族，不是日本人，也不是英国人。
如今的北京，除了抗污染较强的鸦雀和燕子之外，苍鹭、大白鹭、夜鹭等大鸟已绝迹，就连杜鹃、黄鹂、松雀鹰、伯劳等小鸟也很罕见了。街上偶尔还可见到王麻子剪刀，偶尔还可以见到从西域传来的“铜搬壶”，大肚子、细长壶嘴，样儿十分古雅漂亮。
宦官的葵花宝典（1）
乔治桑说：“灵与肉的极度分裂，一方面出现了修道院，另一方面出现了妓院。”
燕赵人的两个极端就是英雄和宦官。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玫瑰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
宦官是中国权力社会的一大特色，是帝王专制制度培植出来的畸形毒花。
唐宪宗李纯说：“宦官不过是家奴。”结果他本人不但被宦官宰杀，而且此后的八个唐朝皇帝竟有七个是宦官所立。宦官专权是历史上风光无限的大唐王朝毁灭的重要原因。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做皇帝后的第17年，在皇宫中立了一块三尺多高的铁碑，上面刻着“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朝事，预者斩”，同时还规定宦官不得担任文武官，不准读书识字。结果明朝是历史上宦官为害最严重的朝代。
柏杨称中国经历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时代。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二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九世纪；第三次从1435年王振当权开始一直到明王朝覆灭为止。
公元前三世纪，楚国上蔡的一个穷书生来到了咸阳，他看上去显得憔悴而踌躇满志，一双炯目充满了机心和深沉的城府。他是前来投奔秦国权倾朝野的相国吕不韦的。他果然一举获得了成功，过了一些年，便由吕不韦的门客爬到了廷尉的位置，成为了一代天骄秦始皇的心腹谋臣。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斯。
使李斯大获成功的葵花宝典在于，他读书之余常要到茅厕里去方便，在那臭哄哄的粪坑里，总有几只羸弱瘦小的老鼠窜来窜去，而当李斯去粮仓里取粮食，却发现这里的老鼠又肥又大。同样的老鼠，差别为什么这样大呢？李斯沉思了很久，终于想通了其中的奥妙：粮仓里的老鼠有靠山，所以长得肥；茅厕里的老鼠没有靠山，所以长得瘦弱。联想到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没有“靠山”，就算你再有才干也不过是茅厕里的老鼠而已。这“老鼠哲学”使李斯对人生有恍然大悟之感，于是便前去投靠当时天下最大的一座靠山——吕不韦。
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宦官就是在李斯式的“老鼠哲学”指引下抱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走进皇宫的，在他们净身的那一瞬间，在明晃晃的血污中，他们对人生的一切都彻底地绝望了，然而这绝望却又淡淡地飘出皇宫的诱惑来，他们余下生命最后的一点光就是对这种诱惑的向往，但只有少数人实现了最初的梦想，吃到了权力这一妖艳的蟠桃。
每当黄昏，蝙蝠在幽暗而浓彩的皇宫里翩跹飞舞。这些幽灵般灰黑的家伙与宦官是多么地相似——残疾、孤独、卑怯、小见识、对一切都充满了仇恨，宦官和蝙蝠都是黑暗的使者，他们是命中注定将把黑暗带给人间的一种生命。
在荆轲惊世绝俗的雪白背影中，宦官为燕赵文化蒙上了一层不祥之气。
燕赵有出产宦官的传统，中国出宦官最多的地方大约就是燕赵。明清时期的南皮、青县、静海、沧洲、任丘、河间、涿县、大城、昌平、平谷等地都盛产宦官。
燕赵宦官在中国历史上出尽了风头。他们像蝎子一样潜伏在皇帝的金銮宝座下，说话阴阳怪气，禀性奴性十足，靠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为生，然而，一旦时来运转，他们便有可能成为皇宫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弄潮儿，把泱泱大国像面团儿一样把玩于掌心之中。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由于吃了“长生不老药”暴死于东巡的途中，弥留之际匆匆立下遗诏叫长子扶苏继位，那时扶苏正在遥远的河套，因为他对焚书坑儒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结果惹得老爸把他赶到大将蒙恬的军中去接受锻炼。如果这个遗诏得到执行的话，以扶苏的才干和贤德，秦朝将得到较好的治理，将会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迈进，然而，历史没有这样，一个叫赵高的燕赵宦官把秦朝送上了西天，使这个本来极有希望的划时代王朝变成了历史上的匆匆过客。
赵高扣下了遗诏，他貌似谦卑的面容下那颗狼子野心在躁动。一个极其大胆险恶的阴谋在脑海里划了一道弧线后跃了出来，他决定伪造遗诏，另立智商低劣的花花公子胡亥为帝，从而把大秦朝的江山收入自己的锦囊。
在自私而极富才华的政客李斯的配合下，始皇帝驾崩的消息被赵高隐瞒起来，密不发丧。东巡的队伍顶着夏天的烈日浩浩荡荡返回咸阳。大秦皇帝的尸骨在图案精美的车厢里发出阵阵恶臭，最后不得不放入咸鱼以避人耳目。
几天之后，一份由赵高伙同李斯伪造的圣旨到了蒙恬的军营大帐，使者宣读了始皇帝要扶苏和蒙恬自杀的命令。两人接旨后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