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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候开始，连绵的战争在燕赵的土地上再也没有停止过。孟子说：“二百年有一王者兴”，王者常常是从战争中分娩出来的。战争摧毁了原有的一切，使一切面临重新洗牌，开始新的重塑。以有3000年建城史的北京城为例，从战国时期的燕国都城蓟，到后来的渔阳、涿郡、范阳、幽州、幽燕、中都、燕京、大都、北京，名称有如走马灯般不停地转换，而兴建起来的城市，也一次次毁于战乱，再一次次从废墟中矗立起来。其中最为惨痛的有两次，一次是北中国第一形胜之地大金国的燕京，在狂飙突进的蒙古铁骑蹂躏之下被夷为了平地；一次是“聚万国之珍异，选九州之浓芬”的元大都——这座马可·波罗赞叹为当时世界上最宏大壮丽的“汗八里城”，被皇觉寺小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扫荡得面目全非、满目疮痍。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人类自己。人类创造了文明，然后又毁弃它，像燕赵这样黄钟大吕的瓦釜雷鸣之地，是不得不产生无数英雄好汉的。
张潮说：“心中小不平，酒可以消之，胸中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血气旺盛的燕赵大地飘满了血腥，那里的人们被迫接受尚武精神。尽管圣明的耶稣在《圣经》中警告说：“血气的东西必亡。”但是燕赵人却只能在血气中谋求一片适合自己生存的夹缝，他们必须使自己的力量更强大，斗志更坚韧；如果不如此的话，他们将很难存在下去。事实上古代土生土长的燕赵人大都在战乱中死于非命，不断出现的自然灾害及异族入侵使这里成为一个祸患绵绵的区域，而每一次大灾难都对人口形成了强有力的“自然淘汰”。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是，燕赵人中融入了大量骠悍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新鲜血液。那道被当作中国文化象征的万里长城，在燕赵北部的怀来、万全一线一直沿燕山山脉横亘至秦皇岛海滨，远远看去仿佛一条蜿蜒的巨龙。今天，当我们站在被称作燕赵锁钥的山海关下，明代状元萧显徘徊三日后写就的“天下第一关”五个苍劲大字已经引不起我们的陶醉之感。雄阔的万里长城从来就没有成为北中国不可逾越的军事屏障，从战国、西汉到明代，固若金汤般的长城被修了一次又一次，但游牧人的铁骑照样踏破城阙屡屡南进，江山永固、海内晏清的愿望只是不切实际的梦幻空花而已。
地接塞外的燕赵文化面对游牧民族的攻击首当其冲。从遥远的战国甚至更早的时代起，到后来的清朝，我们已经数不清燕赵这块土地到底有多少次当过游牧马队的战利品。没完没了的折腾，直到这块土地也成为入侵者的家园，直到这片辽阔而丰厚的大地以一种张力，将这些桀骛不驯的马上民族驯化成了汉族人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
在旧兵器时代，不断南下的游牧民族虽然常常赢得战争的胜利，但总是被他们占领的农耕区域所同化，这几乎成了历史游戏的一项法则。
燕赵文化就是一块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通向交汇的前沿阵地。
所以，正宗的燕赵人是血气方刚的自然之子，他们强壮、粗犷、敦厚、老实、直率、鲁莽、义气、勇敢、不拘小节，他们适合于做战场上的征服者，是帝王将相和豪气冲天的壮士土匪的候选人。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燕赵出现李左车、蒯通、刘秉忠、郭守敬、李春这样巧于机心的人并不值得奇怪。
古典的铁血（2）
另外，燕赵的土地是辽阔的，但也是相对贫瘠的，这个地方的农业在汉代黄河未改道之前曾经一度繁荣，但比不上山东、关中，南北朝以后便不得不依靠运河把南方大量的粮食运过来。五代以后它的经济与南方相比已大为逊色。到了20世纪上半叶，林语堂用“简单的思想和艰苦的生活”来描绘这里的百姓。
在历史上，要适应燕赵寒冷的温带气候和相对艰险的生存环境，人们就必须具备坚强的
体魄和坚毅的品质，正如孟德斯鸠在1748年所指出：“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不给与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肥沃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懒惰，贪生怕死。”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同南方的战争中南方人常遭失败呢？孟氏的话提醒了我们。
有酒惟浇赵州土（1）
燕赵文化的母胎诞生过中华民族的两大圣人，尧和舜；出过两个了不起的开国皇帝，刘备和赵匡胤；还出过以“半部《论语》打天下”的传奇人物赵普、刚正威严的著名谏臣魏征。
然而真正能够震人心魄，令我们为之击节仰叹的，仍是那慷慨悲歌、充满阳刚之美的群体，他们才是燕赵血脉中的正脉。
伯夷、叔齐，这两位商代末年燕赵北部边境孤竹国国君的王子，本可以继承显赫的国君位置，过金枝玉叶的荣华生活，然而这哥俩的性格也确实奇特，他们不愿蒙受权力之累，于是离开自己的国度，前去投奔素以贤德闻名的周文王，希望到周国养老，过那种与世无争的清静日子。他们在路上遇到了周国旌旗蔽日的大军，周文王已经故世，他的儿子周武王正带领大军行进于攻打商朝的途中。伯夷和叔齐大惊失色，他们认为周国作为商朝的属臣反叛自己的国君，实属大逆不道之举。两人拉住周武王的马头，苦苦劝说他不要做这种不仁不义之事。但周武王不为所动，继续东进。后来，周武王统一天下后，伯夷、叔齐感到做周朝的臣民是莫大的耻辱，于是哥俩发誓不再吃周朝的粮食，跑到首阳山躲起来，天天靠采山中的薇菜为生，最后竟饿死在山上，死前，吟诗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迂腐，但不食周粟的耿介气概令人为之动容。他们在后世眼里成了忠臣的典范。
公孙杵臼、程婴是赵国开创者赵襄子的第五代祖晋国权臣赵朔的门客，当赵氏家族被奸臣贾屠岸尽数杀死之后，两人不惜赴汤蹈火，拼掉性命保护赵朔的遗腹，策划了一起悲壮的托孤计划。当时贾屠岸得知公孙杵臼、程婴二人手中暗藏有赵朔的一个婴儿，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斩草除根的大搜捕，不久，程婴假装怕死向贾屠岸报告公孙杵臼的藏身之处，公孙杵臼及婴儿于是惨遭杀害，贾屠岸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而实际上被杀的婴儿是程婴之子，真正的赵氏后代则被保留下来由程婴含辛茹苦养大。15年后，婴儿长大了，他和程婴使赵家的冤案得以平反，贾屠岸被处死。又过了五年，程婴见赵氏孤儿已长大成人，赵家从前的基业重又开始发扬光大，便跪在公孙杵臼的坟前向他报告喜讯，然后自刎去黄泉下与自己的知己相会。受到公孙杵臼和程婴拼死救护的赵氏孤儿，就是赵武，他的曾孙赵襄子建立了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
平原君赵胜，风度儒雅性情豪洒的赵国君王之子，与孟尝君田文、信陵君无忌、春申君黄歇并驾齐驱，为战国四公子之一。赵胜的门下集结了3000名当时燕赵一带的精英人物，其中大都是英勇任侠之士。一次，一个门客步履蹒跚地从赵胜的阁楼下走过，赵胜极为宠爱的小妾看见他的走路姿势，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门客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便怒气冲冲地去见赵胜，要求赵胜杀掉小妾替自己挽回面子，并威胁说如果不这样他将离去。赵胜甚是为难，一方是自己心爱的美人，另一方是对自己忠心耿耿的的门客，怎么办呢？他再三耐心地劝说门客，但门客仍然坚持。赵胜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最终杀掉美人以偿门客之辱。这一举动使3000门客深受感动，遂在后来为赵胜拼死效命。见赵胜如此爱惜人才，天下英才纷纷前去投奔，其中就有五短身材、其貌不扬的毛遂。毛遂在赵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为赢得楚国援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被赵胜赞为“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有酒惟浇赵州土，卖丝绣作平原君”，这是清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对赵胜的感念之句。
公元前227年，荆轲死于咸阳，那把喂有毒药见血封喉的徐夫人剑没有能刺中秦王，太子丹的刺杀计划彻底宣告失败，不久，燕国就像软弱的兔子被秦国这只猛虎吃掉了。大刺客荆轲死后，他那气宇轩昂、照天照地的白衣白冠随着时间的粉饰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这个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刺客，值得我们好好地分析一下。荆轲年轻时候是燕赵一带的游侠，当时燕赵一带任侠之风盛行，游侠特别多，曾经有一段时间，荆轲去了赵国的首都邯郸，在那里，他受到邯郸最有名的游侠鲁勾践的挑战，精于剑术的鲁勾践试图与他比试一下，就跟他争抢道路，并用难听的话破口大骂，没想到荆轲竟一声不吭，仓皇离开了邯郸，于是鲁勾践把荆轲看作是一个性格懦弱、徒有虚名的人。过了一些年，荆轲刺秦王的事传到了鲁勾践的耳朵里，那时，邯郸也已被秦国占领了，鲁勾践惭愧不已地说：“哎，可惜当年没有同我一道好好地切磋一下剑术。我却不能识别英雄，荆轲是把我当作小人，认为我不值得计较才离开的呀。”
荆轲离开邯郸后到了燕国，同一个杀狗的屠夫和擅长击筑的乐师高渐离结为知己，他们几人常常在大街上喝得酩酊大醉，高渐离一边击筑，荆轲一边放声高歌，高兴了就笑，悲伤了就哭，旁若无人。燕国德高望重的老侠客田光看出荆轲这个人非同寻常，就对他很好，很赏识他。等到燕国太子丹准备刺杀秦王四处寻找适合的人选时，田光向他极力推荐了荆轲，并评价他手下的一大群燕赵勇士说：“我私下观察，觉得您手下没有可以用的人，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来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秦舞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他们都远不及荆轲，荆轲为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田光评价得很正确，当荆轲和秦舞阳走进咸阳威严壮丽戒备森严的宫殿时，13岁就敢杀人的秦舞阳脸色马上变得苍白无比，与荆轲的镇定自若与冷静的绝代风华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荆轲的壮举，中国的公元前三世纪将会平淡许多。“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中国历史上还有比这更悲凉、更凄美、更荡气回肠的背影吗？
有酒惟浇赵州土（2）
李若水，铁骨铮铮的燕赵男儿，北宋176年幽深岁月中出现的第一硬汉。“靖康之难”后，他随两个颇具艺术天分的亡国之君宋徽宗和宋钦宗坐着牛车前往金国，一同作为俘虏的还有3000名王公贵族皇亲国戚。在途中，当金国元帅粘罕侮辱可怜虫似的大宋天子时，李若水眶眦尽裂破口大骂，粘罕大怒，命人割去他的双唇，血流满面的李若水毫无惧色，仍然大骂不绝，结果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