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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水眶眦尽裂破口大骂，粘罕大怒，命人割去他的双唇，血流满面的李若水毫无惧色，仍然大骂不绝，结果又被割去舌头和喉管致死，时年35岁。李若水的壮举连金国人都被震撼了。他们评价说：“辽国灭亡时，慷慨赴死的义士有十几人，而大宋朝灭亡时，义士却只有李若水一
人而已。”
张世杰，南宋最后关头的全国军事长官，与文天祥、陆秀夫齐名的大忠臣。在生死存亡关头，他放弃了元朝高官厚禄的引诱，指挥军队拼死抵抗蒙古军队，最后的守地广东奎山失守后，陆秀夫仗剑把妻儿赶入大海中，自己背着小皇帝赵跳海死去，而张世杰也坚贞不屈，以溺水之举壮烈殉国。
以上，我们对激昂刚烈的燕赵古风作了片断性回顾，就像燕赵辽远高旷的秋天一样，燕赵古风使我们体验到生命深沉凄丽的意义。这种意义的刚烈和博大使我们油然生出敬意。“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燕赵的古风是悲怆的，这种悲怆源于傲岸的英雄气概；燕赵的古风是通脱的，这种通脱源于人物的豪洒情志。大智大勇的蔺相如和老骥伏枥的廉颇演绎了一段气吞山河的将相和。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猛张飞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当阳桥头横矛立马大喝一声“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与我决一死战”，犹如晴天打了一个霹雳，吓得一代枭雄曹操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常山赵子龙怀抱扶不起的阿斗在长坂坡如入无人之境，一连杀死了曹军五六十名将校……我们就像祥林嫂向人诉说她的儿子阿毛一样，一遍又一遍津津乐道于燕赵英雄好汉们的旧年传奇，与此同时，燕赵古风也像古龙笔下气态万千的武林精神一样注入到我们的心头。
燕赵的历史上出现过乐毅、赵奢、李牧、曹彬、高怀德等等一代名将，也出现过刘备、赵匡胤这样了不起的开国皇帝；刘备和赵匡胤尽管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出燕赵人重感情讲义气的特点，刘备的结拜兄弟关羽被东吴孙权杀死之后，他不顾大多数文武大臣的劝阻，不顾北方魏国可能乘机偷袭的危险，尽起全国兵马七八十万去为自己的兄弟报仇，尽管惨遭失败，刘备本人也因此心力憔悴死于白帝城，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刘备是个重感情的人，他实现了当初桃园结义时“同生共死”的誓言；经过这次失败，蜀国元气大伤，再也没有统一全国的能力了。而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后，没有像历史上的许多开国皇帝那样滥杀功臣，而是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高明地解除了功臣对自己权位的威胁，避免了“敌国破，功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这说明他没有忘掉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哥儿们。
当然了，我们还记得另外一些燕赵人：比如说那位华而不实、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将军；比如说那位“笑里藏刀”的李义府先生、那位老奸巨猾做了四个不同朝代宰相的不倒翁冯道老太师，我们就更是不敢忘记了。
没落的古风
燕赵文化丰腴的肌体诞生了无数的千古风流人物，然而他们最终像泱泱江水中的浪花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我们的目光跨越千年，燕赵文化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碎，新的价值体系被确立。燕赵文化的内层发生了复杂而微妙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的剧烈程度丝毫不亚于技术领域。
在某种半是自豪半是试探的心理驱使下，我们试图从近代燕赵中找到与古代燕赵一脉传承的精神——那种慷慨刚烈、闪射着阳刚之美的英雄主义古风，然而，我们的愿望落空了，“昔日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切都改变了。燕赵古风的两大特点“深沉”和“崇高”，前者被保留下来，后者则杳无踪迹，极为罕见了。我们仅仅在头上包着白帕子的雁翎队身上看到燕赵古风的一二残影。火焰是如此地微弱，残影是如此地暗淡。50年代后期河北徐水公社激动地向全国人民宣布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最先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单从勇气上来看这倒不失为具有燕赵古风的虎虎生气，但如今却成了一则令人辛酸的历史笑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事实是，抗日战争期间，燕赵是狗腿子和汉奸最多的地区之一，惊诧之余，惟一合理的解释是，悲歌慷慨的燕赵古风已经无可奈何地没落了。
但今天的燕赵人仍然敦朴厚实、豪爽重情、正直大度、古道热肠，与此同时他们也较南方人保守老成，安于现状；今天的燕赵人“面瓜”虽不多，但阳刚之气已不能同山东人和东北人相提并论了。
三足鼎立
欧洲著名的教士圣普里安说：“你们必须知道这个时代已经老了。它已经失去了挺立的力量，也失去了使它强壮的精力和体力。”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在人类曾经创造过的28个文明中，至少有18个已经死亡和消失了。”
作为北温带的历史主角，燕赵人保持了法国人博丁所认为的执著的性格、魁伟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然而，由于政治力量的强力介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燕赵文化的核心就在潜移默化之中发生了裂变，它在历史上一体性的文化实体一分为三——北京、天津、河北。
现在看来，“燕赵文化”这几个字多少潜藏着古老的含意了。在今天，谁还能说同样习惯于吃大米白面、喝高粱酒的北京人、天津人、河北人，他们的人文情貌大体上是一回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古老的燕赵文化就演出了一幕三足鼎立的历史剧。
河北佬与良民文化（1）
一说到河北，我们就想起了万里长城、北戴河；想起了“邯郸学步”、“黄粱美梦”；想起了少林寺、赵州桥、深州蜜桃、赵县雪梨、保定酱菜、沧州的金丝小枣、铁狮子……
一说到河北人，我们就想起了出没于青纱帐和荷花淀中的敌后武工队，他们腰间扎根灰布条，头上裹块白毛巾，一副敦笃厚道的模样。《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电影流行的年头，我们充分领教了河北这块土地的情怀，领教了这里人民的宽广无私的奉献
精神。多数河北人是北中国农民中最典型的一个群体，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东西、传统的美德、传统的弊端，及千百年来所积淀下来的苦难感。
不得不承认进入近代后河北人日益丧失了古代燕赵崇高的尚武精神，除了沧州一带的人们还不时耍弄拳棍、脾气较为火爆之外，大多数河北人已经变成了忠厚老实笑容可掬的良民了，一半是黄种人一半是白种人的辜鸿铭称中国文化是良民文化，这在河北人那儿得到了验证，或许是受到北京这座帝王之都八百年浩大王气的威慑和压制，或许是身处政治权力的漩涡中心被严密看管的缘故，河北人越来越把豪洒威猛的固有禀性深深地掩藏起来，他们整年整月把头埋在土地和热炕窝里温和地打发沉重的人生，除非到了危急的关头，他们勇敢无畏的天性才会显露出来。河北人就像一匹驰骋疆场的刚烈战马，由于不堪承受重压，不堪忍受永无止境的折磨，所以一方面不得不忍辱负重谋求生存和希望，另一方面富有棱角的烈性脾气也变得温和老成、暮气横秋，早年那些英姿飒爽的傲岸英气已经被潜藏起来，成为苦难生涯中吃苦耐劳的老黄牛精神的原动力。我们不大准确地把河北人比喻为迷途知返的老马，然而，河北人已经很少骑马了，“南人乘舟，北人骑马”的古谚在河北消失得无影无踪。
英国人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最勤勉。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天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录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关于中国停滞的问题被曾在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时代担任过七任部长的法国人阿兰·佩雷菲特写成了一本书，书的大名就叫《停滞的中国》。
亚当·斯密和阿兰·佩雷菲特所指出的中国文明的停滞性，在河北及中国中西部地区较为显著，放之整个中国则不尽然，进入近代以后，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及东部许多地区都发生了令人吃惊的深刻变迁。金观涛曾指出，中国文明的停滞性根源于中国传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超稳定系统。
文明停滞性的主观基因在于人们因循守旧的保守性。清朝灭亡后的一段时期，以河北为中心的北中国地区成为了旧制度旧文化的顽固堡垒，它们是南方革命者批判和发起攻击的对象。
“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河北人就像北温带枝叶茂盛的老槐树一样情愿永远矗立在自己的家乡，他们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繁衍，不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也毫不动摇自己的生活方式，毫不为其诱惑而步其后尘。新的思想新的东西要想进入河北显然比其他地方困难得多，因为河北人很固执，他们坚持自己的道理，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犟劲。河北人的旁边住着一大群素来敏感于政治浪潮、喜好谈论时事的北京人，然而河北人好像被政治整惨了，他们似乎不大关心政治，河北人的旁边盘踞着北中国的一大商业中心天津，那里人的商品经济头脑非常好使，然而德国人利希霍芬在晚清时期考察河北各地后评价说：“河北人缺乏商业精神。”
是不是因为被自己土地上古老的长城压抑得太久了？是不是因为经历了太多金戈铁马的战争创伤？河北人才变得守土重情，成为中国传统良民的衣钵传人。
河北人是重亲的，他们很少有忘本的时候，即使是那些远离家乡的人们也不过是一只只暂时停留异乡的候鸟，他们的心中永远燃烧着一团熊熊大火，永远有一个支撑着他们通向一切的难以解释的梦幻情结，这个情结就是故乡。
河北人对祖先的崇敬和感恩之情难以用文字来描绘，难以用语言来传达。在河北人那里，祖先是人生最大最鲜艳的一面旗帜，是人生行为和方向的指导人。
但是河北人从来不是一些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精打细算、自私自利的老实人，他们是农业文化的沃土培养起来的天性散漫、大大咧咧、诚实可靠、品质坚毅的“自然之子”，他们使人想到毛主席的那句“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个吕端，就是正宗的河北人，他是北宋宋太宗时期有名的宰相，宋太祖评价他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得吕端真传的河北人，那可就太多了。
河北人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因循守旧、顽固不化的，只要稍微举上几个事例，就不难看出这一点。那位以“胡服骑射”而名留青史的赵武烈王，就是河北人勇于创新的一个典范，他带头脱下宽大厚重的裙裳而改穿细腰精干的胡服，以骑兵代替战车，拉开了战国军事史上伟大改革浪潮的序幕。又如那位被历代怀才不遇的文人墨客所感念吊怀的燕昭王，他为了得到精英人才使国家走向强大，不惜花一大批钱在都城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