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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款的时候，由于是旧纸绢，上浮绒毛，极不易入墨。而墨色不同，又怕露出伪痕。所以还得先将绒毛压平，而且还必须用所仿人物之前的墨。
装裱的时候，因为新的墨迹有些阴湿，还必须用矾水将题字之外圈涂，最后再用薰旧法，将题款及图章变旧。经过这些处理，制作精者，与原几近浑然一体。
有的唐、宋、元、明时代的书画作品，也有人是原作者名声不太大，作伪者往往将原款去掉，而改新款。比如宋代马光尘有一幅山水画，画、款皆精。只是马光尘的名所不大，知道的人很少。作伪者便首先研究马光尘是否出于名家，其作品与其师是否风格一致。当得知马光尘师马远时，便将马光尘的作品冒充马远的作品。
改题的款落于书何处，也有一番讲究。唐、宋、元、明许多名家落款甚小，而且字数不多，有的还题写在极边缘处。作伪者则斟酌其情形，可裁去的则裁去，可挖去的则挖除，然后再补题款字。其裁剪近似除，都不会露出伪制的痕迹。因为旧书画年代久远，通常情况下对其残缺部分填补均属正常，绝不能以这种情形来判别古书画的真伪。
怎样借助著录鉴定书画的真伪
前人对于看过或收藏过的书画，往往写成纪录，编为专书，这对鉴定书画真伪是很好的参考材料。但过去的收藏家不一定都有著录，如收藏名家项元汴、梁清标就没有著录传下来，而有的人收藏不多，或根本不是收藏家，却有著录行世。著录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的收藏，或称一家所藏，如安岐的《墨缘汇观》（其中有少数是记载他人所藏）、庞元济的《虚斋名画录》。各朝内府的收藏著录如赵佶的《宣和书画谱》、经《石渠宝笈》也属此类。另一类是经手或过目的著录，如郁逢庆的《书画忆》、吴其贞的《书画记》、顾复的《平生壮观》、吴升的《大观录》都属此类。撰者有的是经营书画生意的古玩商。
著录书的作者，多数在鉴定上下过一番工夫，虽然难免有误，但多数却是正确的。清代晚期，某些鉴藏家十分迷信著录，认为它是鉴定真伪的主要依据，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收藏家不管他有多高的眼力，终不免有局限性。赵佶的鉴定力要算很高了，可是有曾收入《宣和书谱》认为是真迹的古画，今天看来实际上也是摹本。
前代著录有不少是抄本，往往流传了很久才刊行，容易发生错误。颜真卿的《刘中使帖》（亦称《瀛州帖》），吴升《大观录》载明是“黄绵纸本”，但原件真迹是唐碧笺本。本来吴升眼力很高，不见得便是著录伪物，这或是记错。又如《平生壮观》画中误记印章处甚多，可能是追忆遗忘。著录书籍还多由于辗转传抄，发生脱误，甚至被后人妄改，因而不应将它作为唯一证据。
各种著录书撰者的水平、时代、地区、方法等都不相同，应当弄清楚每种著录的性质和特点，才能更好地利用它。平时应当常翻著录书，看熟了有好处。虽然初看时不容易记住，但时间久了，印象就深了。在鉴定某一件书画之前，更应当查看各家的著录，尽可能弄清楚与该件有关的一切情况，如它的流传经过如何，究竟是一本还是几本，题跋、印章、尺寸、装潢的情况又如何等等。使前人的纪录和实物作对比，能帮助我们对它作出比较合理的判断。
怎样从题跋来辨别书画的真伪
题跋分为三类：作者的题跋，同时人的题跋，后人的题跋。某件书画的题跋虽然也有对这件作品加以否定的，但这是少数。最多的是为了说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收藏关系，或者考证它的真伪。于是有许多作品仗着题跋增加了后人对它的信任。但书画既有伪作，题跋方面也同样有多种作伪情况。
真古画而配以别人的伪跋或伪古画而配以别人的真跋，都是常事，竟连画家自己的题跋真而作品却假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以近代人为例：吴昌硕作画喜欢一批一批地画，上午画完放在地上，午睡以后再题诗添款。别人有时把画好的画拿走了，用假的顶替，他起床后，未加思索就一律题上了款。还有的画家晚年误把别人摹仿他的画当成亲笔，加上题跋。
看到画上有作者同时人的题跋，应当弄清楚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情况从书画本身并不见得能知道，而须从一些题跋中去探索。故宫所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被公认是真迹，此卷无款识，鉴定依据除绘画本身的时代风格外，张著的跋也很重要。张著是金时人，泰和五年（1205年）授监御府书画，离张择端的年代不远，他的话可以令人相信。
后人的题跋对书画鉴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作伪在宋代已很盛行，米芾《书史》便记载了他所临写的王献之《鹅群帖》及虞世南书，被王晋卿染成古色，加上从别处移来的跋，装在一起，还请当时的公卿来题。这些字卷如果传到现在，宋人题跋虽真，帖本身却不是古人的了。
题跋对书画的鉴定是否可信还要看题跋者的水平。弘历皇帝收藏至富，题跋也很多，但鉴别能力差，往往弄假成真。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他先得到了赝本，叹为旷世无双，每次阅看，必加题识。。电子书后来真本也入了内府，他反是假的。相反，文徵明的题跋就较为可信，因他工书善画，鉴别能力高。
有的画应当说本来是真的，因被人加上假题，反成了伪作。例如在《唐宋元明名画大观》中的一幅草虫图车，署款李亨。前代画家有两个李亨，一为元人，一为清人。从草虫轴的时代风格来看，出于清人之手，本是清代李亨的真迹。但画上有后人伪造清卞永誉的跋。由于有了这两段题字，却使它成了一幅假的元人画了。
怎样从纸质上辨别书画的真伪
古人写作书画，一般是在纸或绢上。因此，如果能对历代绢、纸有所了解，对鉴定书画的真伪尤为有用。
中国绢的发明在纸之先，用绢来作书画的年代也比较早。不过绢有一个缺陷，就是保存的时间不象纸那么长。无论保存得有多好，不受任何意外损伤，只是空气的自然浸蚀，年代久远的绢就会变得糟脆。百年以上的绢，已经没有韧性了。明代初年的绢，至今已经腐败得不能碰触。而宋的绢，因裱托得比较好，目前还可见到，至于宋代以前的绢，虽然有，但也已经辨不出模样了。
宋代初年的绢，横竖皆单丝，不过横丝稍粗，看似双丝。宋代中叶，横竖丝粗细相同，但都比早期的丝线粗一些，颜色与深藏经纸色略同。元你的绢，横竖丝线仍然是单的，但丝线细而纹理稀。明初则竖丝为单而横丝变为双，丝线粗细均匀，密度整齐。清代，横竖丝都变为双丝，以前的单丝绢也不复存在。
明以前的绢，传至今日，表面上已绝无亮光；丝上的绒毛，也已经完全褪掉。其颜色则内外如一。作伪者若用新绢，由横竖丝的粗细单双，即可辨别出来。有一种特制的元丝绢，从表面上看，与宋元的绢相似，但其表面上的光，以及丝上的绒毛，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完全褪净；而且其颜色也是内外不同，绝不可能与绢完全一致。
纸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宋代以前的纸，有若干种类，其材料是什么，都没有确切的记载。传世的古纸，主要有棉纸和麻纸。从表面上看，棉纸有点类似今日的宣纸。麻纸的纹理要比棉纸粗疏一些。棉纸和麻纸中都掺和有丝。棉纸丝短，麻纸丝长。有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可以鉴定纸的年代：取一旧纸，浸泡在水中，然后用针来挑。如果是宋纸，那么必然有很多称绒，而且无论如何破碎，仍然可以装裱。宋代以后的纸，则不可能这样。如果用显微镜观察，真纸并不平匀，膜皮如虫蚀之状，而且有一层白灰，若隐若现。其颜色则无论里外、凹凸，均系一致。伪造的绝代 ，因为是用颜色染成的，厚则深，薄则浅；里则淡，外则重；凸则有，凹则无。因为质地不同，其受色的程度必然不一样。
怎样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
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证。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色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必然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著名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例外，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习惯。
裱工的一般情况是清中叶以前卷子拖尾短，所以比较细；嘉、道以后拖尾长，卷子就粗了。民间裱工南北传授不同，手法亦异。熟悉了以后，几种有特点的装裱不用打开书画便能知道是何时、何地的裱工，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
旧时北京的装裱匠人，手艺相当高超，旧书画虽然破碎至不可分辨、或者脆到几乎一吹即散，仍能装裱如原装。这类不太完整的书画经装裱后，如果悬挂或正视，都不会看出有什么破绽。如果向阳处由背面看，则原形毕露。所以，如果遇到裱得很厚，或者装在镜框之内的书画，就一定要特别注意。
也有的作伪者采取金蝉脱壳的办法，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裱进去。鉴别这类书画，则不能仅凭装裱来断定其真伪了。
谈谈书画赝品的“辅”作用
书画鉴定行业中所谓的“赝品”，通常又称为“伪作”或叫“假画”、“假字”。它是指并非某一名家所作，却被冠以其名的书画仿制品。书画赝品最早究竟出现于何时？起初的书画作伪又是出于何种动机？目前恐怕还难下准确的结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书画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时，任何一件倾注着书画创作者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的作品，除了带给消费者可供欣赏的艺术价值外，同时也具备了流通领域商品的基本属性，即以货币或实物形式，按各取所需、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相互间的交流，从而实现书画作品的经济价值。正是基于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后的书画作品所具备的商品属性，才使得以牟利为目的书画赝品的出现也所在难免。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各种书画艺术市场（如画廊、文物公司、书画拍卖会、博览会等）的出现，书画赝品在世人面前，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