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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指责她不过是想要拿少数族裔粉饰门面，用人家充当摆设罢了，我的说法可算是惹毛了她。）
“邓恩先生？我是贝拉斯克斯警员。”女警说道，“这位是里奥丹警员，你是在担心自己的妻子吗？”
里奥丹一边打量着眼前的道路一边吮着一块糖，我可以看到他的目光追随着一只飞鸟掠过了河面，随后他猛地掉转目光端详着我，那双抿起的嘴唇说明了一件事——此刻他眼中的我和其他人眼中的我一般无二。我长了一张看上去挺欠揍的面孔：本来好端端一个工薪阶层的爱尔兰小伙，看上去却十足是个靠信托基金过活的花花大少。为了少惹是非，我经常露出一抹微笑，但这招有时候压根儿不起作用。在大学时期，我甚至试过戴上一副带有透明镜片的假眼镜，借此扮出几分和蔼可亲的气质。“你知不知道，戴上这副眼镜你显得更讨打了？”玛戈说道。我赶紧扔掉了眼镜，又露出一抹微笑。
我招手示意警察们进屋，“请到家里来看看吧。”
两名警察走上台阶，每走一步都传来一阵皮带和枪发出的吱嘎声与哗啦声。我站在客厅门口，指了指屋里的一片狼藉。
“喔。”里奥丹警员边说边轻轻捏了捏指关节，看上去顿时打起了精神。
在饭厅的餐桌旁边，里奥丹与贝拉斯克斯一边在自己的座位上前倾着身子，一边开口问我一些问题：出事的是谁，在哪里出的事，拖了多长时间。他们两个人确确实实竖起了耳朵，这么说一点儿也没有夸张。两名警员避开我打了一通电话，里奥丹告诉我，总部方面已经为此案派出了刑警，看来我居然有幸得蒙警察局另眼相看了。
里奥丹第二次开口问我最近是否在小区附近见过陌生人，又第三次提醒我迦太基有一群四处转悠的流浪汉，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我疾步穿过房间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毫无疑问是个女声，“邓恩先生，这是‘康福山’养老院。”——是“康福山”养老院，我和玛戈把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就送到了那里。
“现在我不方便接电话，待会我会给你回电话。”我凶巴巴地说，随即挂断了电话。“康福山”养老院那群女工作人员让我很是看不顺眼，她们一个个不苟言笑，显得一点儿也不体贴。她们的工作又折磨人薪水又低，也许因此才从来没有笑过，也从来不说一句暖心的话。我知道我不该对她们发火，其实让我火冒三丈的是另一件事：我的母亲躺在九泉之下，父亲却一直在人世徘徊。
这个月养老院的账单应该归玛戈料理，我敢肯定七月的账单归玛戈，但我也敢肯定她认定应该归我料理。我们已经干过这种事情，当时玛戈评论道，我们一定是一起下意识地忘了寄支票给养老院，其实我们两人真正想要忘掉的是我们的父亲。
我正把躲在隔壁空屋子里的那个陌生男子讲给里奥丹听，门铃却响了起来，听上去没有一丝异样，仿佛我正在等人送一份比萨饼外卖。
两名刑警带着一脸倦容进了屋，看上去已经忙了一天。又高又瘦的男刑警长着一张锥子脸，女刑警则丑得出奇——那可真是丑得骇人听闻、鬼哭狼嚎：一双丁点儿大的圆眼睛牢牢地钉在脸上，仿佛钉上了一对纽扣，脸上长着一只又长又歪的鼻子，皮肤上遍布着小疙瘩，又细又长的头发颜色好似一只灰兔。不过话说回来，我跟丑陋的女人倒是颇为亲近：把我抚养长大的三个女人都长着一张不太好看的面孔，也就是我的祖母、妈妈和姨妈，但她们个个聪明、善良且风趣，一个个都是坚韧的好女人。在我交往的女孩中（应该说在我认真交往的女孩中），艾米是第一个漂亮女孩。
丑女人先开了口，说出的一番话跟贝拉斯克斯警员小姐差不多，“邓恩先生？我是郎达·波尼，这是我的搭档吉姆·吉尔平刑警。据我们了解，您正在为尊夫人担忧。”
这时我的肚子咆哮了一声，声音大得让全场都能听见，但一干人纷纷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
“我们要四处瞧一瞧，行吗，先生？”吉尔平说。他的双眼下耷拉着眼袋，一撇小胡子里夹杂着稀稀拉拉的白须，衬衫并不算皱，但穿戴在他身上却仿佛显得很皱，这位刑警看上去像是有股香烟和酸咖啡的味道，其实闻上去倒有些“黛而雅”香皂味。
我领着刑警们走几步到了客厅，又伸手指着屋里的一片狼藉。两名年轻警察正小心地跪在客厅里，仿佛在办什么要紧事，正等着别人悟到他们两人的重要性。波尼领着我走向饭厅的一张椅子，不再待在那一片搏斗的痕迹旁边，但仍然能够抬头望见那块地方。
郎达·波尼把里奥丹与贝拉斯克斯确认过的要点又问了一遍，一双专心致志的小眼睛一直凝视着我。吉尔平单膝着地蹲了下来，仔细审视着客厅。
“你有没有打过电话给朋友和家人，或者打给可能跟你妻子待在一起的人呢？”郎达·波尼问道。
“我……没有，目前还没有，我想我在等你们警察。”
“啊……”她露出了一缕微笑，“让我来猜一猜：家里的小祖宗。”
“什么？”
“你是家里的小祖宗。”
“我有一个孪生妹妹，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感觉到波尼私下里对我有了一些看法。艾米最爱的一只花瓶正躺在地面上，倒是通身完好无损，一角靠着墙壁。这是一件结婚礼物，一件来自日本的杰作，每周清洁工来打扫我家时，艾米都把花瓶收到一边，生怕人家砸了花瓶。
“那只是我的一种猜测，关于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关头等警察：你已经习惯了让别人来拿主意吧？！”波尼说，“我的弟弟就是这样，跟出生的顺序有关。”她边说边在记事本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字。
“随你怎么说吧。”我恼火地耸耸肩，“你还要不要问问我的太阳星座，还是我们开始干正事呢？”
波尼和气地对我露出了一缕微笑，等待着。
“刚才我傻等了一会儿，是因为……我是说，她显然没有跟朋友在一起。”我边说边指着客厅里的一片狼藉。
“你在这里已经住了两年，对吧，邓恩先生？”她问道。
“九月份就满两年了。”
“从哪里搬来的呢？”
“纽约”。
“纽约市吗？”
“是的。”
这时她伸手指了指楼上，不吭声地征求着我的同意，于是我点点头跟在她的身后，吉尔平又跟在了我的身后。
“我在那里是个撰稿人。”我脱口而出。即使到了现在，即使回到家乡已经两年，我却仍然不乐意让别人认为我这辈子都一直窝在密苏里州。
波尼说：“听上去令人印象深刻。”
吉尔平说：“那你写些什么？”
我顺着自己上楼梯的节奏说开了：“当时我为一本杂志写作（这时上了一级台阶），为一本男性杂志（上了一级台阶）写一些关于流行文化的文章（这时又上了一级台阶）。”到了最上面一层台阶，我转身看见吉尔平正掉头回望着客厅。
“流行文化吗？”他迈步上了楼梯，边走边喊，“那究竟是些什么玩意儿？”
“流行文化嘛。”我开口说道，这时我们已经走到楼梯的顶端，波尼正在等我们，“电影、电视、音乐，嗯，不过你知道，不是什么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话一出口，我不禁打了个寒噤，“阳春白雪？”这是什么话，我这口吻还真是盛气凌人哪，人家两个乡巴佬只怕得靠我把阳春白雪的英文好好诠释一番，把属于东海岸的高雅英文解读成中西部地区的乡土语言呢。
“她是个影迷。”吉尔平说着指向波尼，波尼点了点头，表示他没说错。
“现在我在市中心开了一家酒吧，名字叫作‘酒吧’。”我又补了一句。“我还在一所两年制专科学校教书呢。”我暗自心想。不过如果再补上这么一句话显得有点儿欲盖弥彰，再说我又不是在与姑娘约会。
波尼正在打量浴室，站在门口拦住了我和吉尔平的去路。“酒吧，”她说，“我知道那个地方，也喜欢那个名字，非常高端。”
“听上去像个高招，处处啤酒环绕的生活糟不到哪里去。”吉尔平说。这时波尼又走向了卧室，我们紧跟在她的身后。
“有时候，人生真义尽在杯中哪。”这句不合时宜的话刚一出口，我又打了一个寒噤。
这时我们进了卧室。
吉尔平放声笑了起来，“酒中滋味，岂不妙哉。”
“那只熨斗还开着，看见了吗？”我开口说道。
波尼点点头开门走进了宽敞的衣橱间，“吧嗒”一声开了灯，一边用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拂了拂衬衫和礼服，一边走向衣橱间的深处。她突然弄出了一阵声响，又弯下了腰，转过了身，手里拿着一只裹着精致银色包装的方盒子。
我的胃不禁一阵抽搐。
“今天有人过生日吗？”她问道。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波尼和吉尔平闻言都抽搐了一下，看上去仿佛两只蜘蛛，但却装出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
我们一行三人回到客厅的时候，两名年轻警员已经不见了踪影。吉尔平跪在地上，打量着四脚朝天的搁脚凳。
“嗯，很明显，我吓得有点儿厉害。”我开口道。
“我一点儿也不怪你，尼克。”吉尔平认真地说，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时不时轻轻转动。
“我们能做些什么找找我的妻子吗？我的意思是，她显然不在家里。”
波尼用手指着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照片上的我穿着晚礼服露齿而笑，两只手臂周周正正地圈着艾米的腰肢。艾米的一头金发紧紧地盘成发型，披纱在科德角海滩的微风中轻拂，她大睁着一双眼睛——她总是在拍照的最后一刻眨眼，因此当时她正努力不犯这个毛病。那是独立日过后的第二天，烟花留下的火药味交融着海洋的咸味，带着夏日的气氛。
对我们来说，科德角是美好的一幕。我还记得当时意外发现自己的女友艾米居然是个身家丰厚的千金，是一对天才作家父母的独生女儿。多亏了一套跟她同名的系列图书，她也算得上是某种偶像，我觉得小时候我就记得那套《小魔女艾米》的名字。艾米用平平静静、字斟句酌的口吻向我解释了一切，仿佛我是一个渐渐从昏迷中醒来的病人，而她以前被迫向人交代过许多次，但披露身份的后果并不让人愉快——她不得不亲口承认自己拥有丰厚的身家，对方却对她的财富热情得过了头；她不得不揭露自己的另一重秘密身份，但这重身份却并非她自己的功劳。
艾米向我交了底，随后我们便一起动身奔赴艾略特一家位于南塔基湾的家传故居，跟她的家人一起扬帆航行，当时我暗自心想：“我是个来自密苏里州的小伙，现在居然正跟着一些眼界远高于我的人一起越过大洋。即使我现在就开阔眼界，说不定还是赶不上他们。”这个念头并没有让我感觉妒火中烧，却让我感觉心满意足。我从未向往过名与利，我的父母可不是什么大梦想家，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孩子定位成未来的总统；我这对务实的父母觉得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会当个上班族，过过平凡人家的生活。对我来说，光是这一趟就已经让我有几分飘飘然：我结交了艾略特一家，横跨了大西洋，回到一栋精心翻修过的古宅（该宅邸由一位捕鲸船船长建成于1822年），并在古宅里品尝了一道道健康的有机食品（我竟然不知道那些菜品的名字怎么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