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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是在星期六晚上10点半，从商店回到家里，我太太告诉我有两个人挨家查问有没有人看见过派克曼博士。我马上说：“他肯定没走远，因为昨天下午我在科特路碰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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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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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太太说这话时，还有一位住在我家的女士也在场。警方发现断肢之后，我又将同样的话告诉过亨利·L·福斯特先生，他住在布洛松街。我不清楚遇见派克曼博士的准确时间，我想大概是3点，但肯定是在2点半以后。
我叫莎拉·格林诺。我和派克曼博士已经交往了很多很多年。
我相信我最后看见派克曼博士是在感恩节前的那个星期五，在本市的贝克拿街和卢梭南街之间的剑桥路上，时间大约是下午2点50分。
派克曼博士当时走在马路的对过。我知道那天是感恩节前的星期五，因为我约了另一位女士一起喝茶，而且我还要赶在喝茶之前见我儿子。
沙缪尔·克勒兰，派克曼博士以前的房客。
我最后见到派克曼博士是在星期五，11月23日，下午3点一刻到3点半之间，地点是缪克街和富兰克林街之间的华盛顿路一段。
我看见他时，他正跟一个工人模样的人走在一起，所以我忍不住多看了一眼。我们在马路的同一面，几乎是擦肩而过。我没和他说话。我已经很多年不和他说话了。
我第一次谈及此事是在星期一早晨，当时我的一位同事正在读报纸上关于派克曼博士失踪的消息。
我也将此事告诉了警署的纳普先生，他对我说，我这条线索没什么价值，因为还有人在比这更后来的时间段里在城南看到了派克曼博士。所以我就只好三缄其口了。
我叫亚碧·B·偌兹，我认识派克曼博士已经有25年。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星期五，11月23日，在格林路快到与利曼街交界的路口，索任药剂店对面。我想，当时应该是下午差一刻5点左右，天快要黑了。还有一个人和博士在一起。我走在人行道靠里的一侧，我女儿在我和博士之间。派克曼博士是朝勃朵茵广场的方向走。当我们经过时，我们互相躬了躬身，我是指，我和派克曼博士。
在那之前，我女儿和我一起去了文特街霍维先生的店里，扯了11码印花毛纱。20美分一码，共计220美元。我当场付了账。
在后来的星期二，我和乔治·派克曼博士的哥哥弗然斯·派克曼神甫说起过这件事。是我女儿对我说应该去告诉神甫的。她从星期六到星期二一直在雷克星顿。
我肯定没搞错那天的日期，我清楚地记得我在路遇派克曼博士之前和之后的所有事。
我一直是弗然斯·派克曼神甫的教区居民，所以对他兄弟失踪一事非常关心。我不记得亦不认识和派克曼博士在一起的那位先生，但绝对不是韦斯特教授。那人比较高，比较壮。
我叫玛丽·偌兹，是刚才作证的偌兹夫人的女儿。我认识派克曼博士10年，所以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我最后看见他是星期五，11月23日，在格林路索任先生的药店对面。我母亲和我一起。我们从文特街的霍维商店出来。派克曼博士和另外一个人一起。我们经过的时候，他向母亲欠了欠身。他离我比我母亲近，我手里的布匹差点儿碰到他。布匹是刚从霍维先生那儿买的印花毛纱。
我一直在回忆当时的时间，应该是4点半到5点，傍晚时分。
1850年3月29日，星期五，庭审第10天，在传唤了一共112名证人之后，双方取证结束。
在这112名证人中，没有被告人约翰·韦斯特教授，因为当时的马萨诸塞州法律禁止被告出庭为自己辩护，这不但为本案留下了无数的疑点，更使这场审判被屡屡冠以“不公正”的头衔——至少以现代法学的观点。特别是，真正将韦斯特教授“套牢”的是杂役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的证词，其中之真伪除了他自己和韦斯特教授，可以说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但在当时的法庭上，“法律规定”陪审团只能听到一面之辞。
是日上午11点20分，约翰·韦斯特教授的另一名辩护律师普利尼·梅里克代表被告方作总结性发言。普利尼对陪审员们说，若要证明起诉书上对教授指控之谋杀罪，公诉方必须证明派克曼博士已经死亡，必须证明韦斯特教授是杀害派克曼博士的凶手，必须证明韦斯特教授的行动是有预谋的。假如陪审团对其中的任何一条发生了疑问，公诉方的指控便不能成立。
比方说，如果派克曼博士在与韦斯特教授会晤之后离开了哈佛大学医学院——正如被告方的诸位证人所证实的那样——又无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他们后来又见过面，因而派克曼博士不可能死于韦斯特教授之手，则公诉方败诉。
接下来，是关于派克曼博士是否已经死亡的讨论，这在当时被新闻界戏称为“派克曼博士不在现场的证明”。不错，普利尼·梅里克指出，在哈佛医学院里确实发现了非解剖用的人体断肢，而且在11月23日之后，确实没有人再见到派克曼博士，但这并不一定就说明派克曼博士已经死亡，或那些人体断肢就一定是博士的遗骸。事实上，在公诉方传唤的一系列证人中，只有牙医纳逊·柯普的证词提供了这方面的直接证明，然而，正如为被告方出庭的威廉·默顿博士所指出，即使牙医们像艺术家一样，一眼便能认出自己的“作品”，但在其“作品”经过高温灼烧后，也没有人可以真正做到“烧成灰也认得出来”。
普利尼·梅里克提醒陪审员们不要忘了罗伯特·肖在悬赏3000美元的公告中所言，派克曼博士“可能因某种突发性的心理病变而离家出走”之说。“在刊登在所有报纸上和张榜于全市的启事中，他们说他可能因‘心理病变而离家出走’，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合情合理的，否则他们就不会这么讲了。既然他们敢把这一条列在3000美元的赏金之下，那他们必定是相信，这种事完全有可能发生，即派克曼博士完全有可能离家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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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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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讲，就算那些断肢是派克曼博士的遗骸，警方和公诉方也没有作出真正的死因鉴定。本案中的受害者到底是因颅骨碎裂而死，如一些人根据那些在冶炼炉里发现的骨头碎片所推测的，还是因左胸受伤而死，如那副胸腔所显示的？普利尼·梅里克说，公诉方甚至没有在他们的法庭辩论中提到这一点。“死因尚且不明，那又如何谈得上‘因暴力或犯罪致死’？”
再退一步讲，就算派克曼博士确实为韦斯特教授所杀，也没有证据证明是“有预谋的”。普利尼·梅里克详细地分析了派克曼博士和韦斯特教授在性格上的反差，经济地位上的反差，特别是罗伯特·肖证词中关于矿石抵押的那段话。普利尼说，从这宗公案的前因后果来看，我们可以“安全地”假定，派克曼博士在乎的倒不一定是钱，虽然钱永远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之所在。真正令博士气恼的，是他认为自己被韦斯特教授糊弄了、欺骗了，所以他才会说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诈骗行为，理应受到惩罚”，“他要去找韦斯特教授，给他一点教训”之类的话，所以他才会多次闯入韦斯特教授的住宅和实验室，并当众对他进行羞辱。
如果派克曼博士确实是在1849年11月23日下午1点半以后的某一刻，死在了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可能的情形只能是，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争执，而且非常可能是激烈的争执。争执过程中派克曼博士意外死亡。普利尼·梅里克说，原因很简单，派克曼博士的咄咄逼人是有目共睹的，而韦斯特教授，据我们许多德高望重的证人们的证词，其性格特征中几乎完全没有冲动的成分，暴力的因素，或犯罪的倾向。“而且请注意，在这些证人作证的过程中，公诉方甚至没有交叉取证，一次也没有！这不能不被看做是一种默认。”
普利尼·梅里克继续构筑他的所谓“案情经过”，他说或者是韦斯特教授失手误伤了派克曼博士，或者是派克曼博士急火攻心，失去了身体的平衡或自制能力。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其后果对韦斯特教授来讲都是一样的——他觉得自己就是“跳进乔尔斯江也洗不清”，所以才出此下策，毁尸灭迹。
之后，普利尼·梅里克花了很长的篇幅向陪审员们解释“预谋杀人”和“过失杀人”之间的区别，这在当时和后来都被法学界人士认为是被告方的一个重大失误。因为，第一，被告方在本案中作的是“无罪抗辩”，即如韦斯特教授自始至终所坚持的，他没有杀害派克曼博士；第二，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法庭辩论的焦点也是围绕着韦斯特教授“是否杀人”，而从未引入过“为何杀人”的讨论。然而现在，被告方却在最后的总结性发言里毫无前因地大谈“预谋杀人”和“过失杀人”，不仅冲淡了陪审员们对“是否杀人”的印象，更引导他们去作“为何杀人”的考虑。往严重一点讲，可以说是使被告方前面所有的努力都功亏一篑，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在长达7小时的发言接近尾声时，普利尼·梅里克终于如韦斯特教授的朋友们一直期望的那样，开始对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发起攻击。他说伊弗任口口声声讲，他那么劳命费力地爬过60英尺隧洞，在令人窒息的地下室里一锤一钎地钻开五层砖墙不是为了赏金，只是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试问，既然伊弗任怀疑韦斯特教授，为什么不向警方报告？既然他知道“楼里所有的地方都已经翻遍了”，唯有化学实验室的排污管道例外，为什么不请求警方进行搜查？星期三下午，当他因为墙壁烫手而翻窗进入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时，为什么没有查看卫生间？他认为教授在冶炼炉里生火很可疑，为什么当时没有检查炉膛？星期五那天，既然他在见到崔诺蒙警官之前“已经在墙上凿了一个大洞”，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为什么告诉该警官“过20分钟或半小时再来”？难道他不希望在砖墙挖开时有其他人在场？还有，排污管道在地下室里蜿蜒了“八九英尺”，为什么那些残肢刚好就摆在砖墙洞开处？
“听上去倒像是他自己放在那里的。”普利尼·梅里克说，“而且我认为，就是他放在那里的。”
但在最后的几分钟里，普利尼再次偏离航道。他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韦斯特教授和伊弗任以外的另一个目前尚不为人所知的“神秘的第三者”杀害了派克曼博士，而后将他的尸体或部分尸体藏在哈佛医学院内。可以想象，在派克曼博士放贷的过程中，和他生出龃龉，结下私仇的肯定不会只是韦斯特教授一人。普利尼引用韦斯特教授被捕当晚对警方说过的一句话：“我不相信那些就是派克曼博士的遗骸，但我确信，我根本就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跑到医学院里来的。”普利尼·梅里克对陪审员们说，这便是约翰·韦斯特教授无辜的写照。“他不能告诉你们那些断肢是怎样被藏进医学院的，他无法解开这些使他自己身陷囹圄的谜团。正因为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不是作案人，他向你们指示了那位‘神秘的第三者’的存在——那是一个公诉方提交法庭的所有证据都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