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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契巴德·丘尔其博士告诉法庭，根据他的观察和诊断结果，理查德在作案的时候“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知道他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以及当时的日期、时间等等的一切。在我们的交谈中，他所表现出的记忆力、理解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都是一流的，我看不出他的神经有什么毛病”。丘尔其博士补充说，纳森的情况也是如此。
几位公诉方专家的共同结论是，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自小便生活在极其优越的环境，他们富有的家庭为他们提供了锦衣玉食，他们住大房子，开好车，特别是，他们在学业上的卓越表现，使他们自我感觉处处高人一等。他们鄙视周围的人、周围的物和周围的事，进而发展到蔑视所有的规章制度和法律。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与众不同也包括了他们可以不受任何规章制度和法律的约束，或者说，他们过人的聪明才智可以使他们逃避法律的制裁。而这一点，才是导致他们犯罪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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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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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告方交叉取证的过程中，克拉任·达偌博士几次向法官表示，纳森和理查德被捕之后，检察长罗伯特·科罗为了让公诉方的专家们完成他们对两名被告的评估诊断，一再拒绝被告方律师与委托人见面的要求，直至法庭下达命令。克拉任指出：“扣押委托人并强迫他们招供绝对不是执法。”
科罗检察长回答说：“我们并没有强迫他们说话……实际的情形是，他们一旦说起来就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地吹嘘他们筹划的这桩所谓‘完美犯罪’是多么的聪明巧妙，周密细致。”
在克拉任·达偌的追问下，检察长终于恼羞成怒：“我不否认我的行动违反了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而且，只要我还坐在地区检察官这把交椅上，我还将继续这样做。当一个人被控犯罪时，我绝对不会在我们的人找他谈话之前，就打电话告诉他请什么律师。”
克拉任·达偌也火了：“你以为市民们会选举一位公开扬言要违反宪法的人做他们的地区检察官？”众所周知，罗伯特·科罗将在即将到来的11月大选中竞选连任，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中如此不遗余力的原因之一。
克拉任一语中的，媒介也借此大做文章，甚至把这段对话中的画龙点睛之处挑出来，做成报纸上的大幅标题。后来，科罗检察长不得不在法庭上就自己的上述言论作一番“解释”。
在1924年，“蒙然达权利书”尚未问世。直到30年后的6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才在蒙然达案的裁决中指出，有关当局必须向犯罪嫌疑人通告他们有保持沉默和聘请律师的权利。当记者们就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采访芝加哥著名律师、罗伯特·科罗检察长的侄子威连·科罗时，他承认克拉任·达偌博士在若干年前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先见之明。（“蒙然达权利书”全文见笔者所著《美国8大名案》中《被亵渎的母爱》一文）
8月19日下午，当公诉方的最后一位证人退出法庭之后，约翰·加维利法官宣布总结性发言开始。
首位陈词的是助理检察长汤姆斯·马歇尔：“鉴于本案前所未闻的恶劣情节，和作案人前所未闻的残忍手段，公诉方的立场是，对两名被告只可能有一种惩罚，即处以极刑——死刑。”汤姆斯讲了整整一个下午，几乎数遍了历史上所有判绞刑的案例。
另一位助理检察长约瑟夫·萨瓦其对加维利法官说：“现在在您面前的，是两名最冷血、最残酷而又最懦弱、最卑鄙的罪犯。”他们甚至不曾给被害人勃比·范克斯反抗的机会。“他们从背后袭击勃比，那是一种完全懦夫的做法。”现在，当他们栽到了警方手里，当他们被带到法庭上受审，他们用重金聘来的律师便开始侈谈什么宽容和仁慈。“当他们用拳头在勃比的头部连击四次，又将他拖到车后座用凿子活活地戳死时，他们对勃比表现出了任何的宽容和仁慈吗？法官大人，您难道不觉得，当他们对一个活生生的男孩下了那样的毒手，如今又到法庭上乞求宽容和仁慈，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吗？”
旁听席上，呜咽和叹息之声渐起。雅各布·范克斯终于忍不住站起身来，离开了法庭。
“绞死他们！绞死这两个狼心狗肺的杀人犯！”约瑟夫·萨瓦其最后说，“如果我们不以法律的名义对他们处以极刑，我们便是亵渎了法律。而且，我想对您——尊敬的法官大人说一句出自肺腑的话，如果这两名被告不被绞死，以往历史上所有的那些被绞死的罪犯都会觉得冤枉。”
据说在约瑟夫·萨瓦其发言结束后的休庭期间，纳森·里奥普一改开庭以来向公众展示出的轻松、随便和无所谓，在哥哥迈克面前痛哭失声：“哦，我的上帝！……迈克，你觉得我们真的会被送上绞刑架吗？”
与约瑟夫·萨瓦其的激愤形成鲜明的对比，被告辩护律师本杰明·巴赫拉奇的发言则非常冷静，非常学究气。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向法庭内的听众们讲解当时新兴的弗洛伊德学派对人类精神状况的解释，说“精神疾病主要是指患者不可能对其所生活的环境，以及此环境中所发生的事件作出正确的判断”。所以处理这类案子需要的是学识与理解，而助理检察长约瑟夫·萨瓦其在其发言中却只是一味地煽动民众的成见和敌对情绪。
8月22日，星期五下午，当法官约翰·加维利午饭后返回时，发现刑事法庭大楼内外人山人海，几乎万人空巷，他必须左冲右突，才能上到六楼。等他终于进到了自己的审判室，加维利法官愤怒地命令法警立刻关闭大门。
用一位记者显然是比较夸张的说法，半个芝加哥都涌到了这里。人们是想亲耳聆听克拉任·达偌在本案中的总结性发言。
2点12分，克拉任·达偌博士站起身来。门外的嘈杂声，窗外的喧哗声，此起彼伏。克拉任讲了不到十句，便无奈地举起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法官大人……”后面的话淹没在新一轮的声浪之中。旁听席上观众们只看见这位大名鼎鼎的律师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
加维利法官厉声命令法警必须在十分钟内将整幢楼里的人们全部撤空，并打电话给芝加哥市警署署长摩根·柯林斯请求增援。克拉任·达偌又试了两次，才得以在2点40分左右重新开始。
克拉任首先谈到了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在全美造成的轰动。“当一个案子激起了民愤，舆论纷纷要求严办凶手时，人们只会想到一种惩治方法，那就是死刑，而不会考虑被告所犯具体罪行的轻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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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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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任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人们关于“百万美元辩护”的议论。“我们曾公开地告诉过大家，我们在办案的过程中绝不会花高价聘请专家，也不会花高价做其他任何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再次公开地告诉大家，我们信守了这一诺言。”克拉任声称，被告方专家证人们的酬金标准和公诉方的专家们完全一致。“如果我方在本案中败诉，其缘由将不会是因为钱太少，而是因为钱太多。”克拉任说，如果纳森和理查德是两个穷人家的孩子，则伊利诺伊州的任何一位检察官都不会在他们承认“有罪”之后，再要求法官判处其死刑。
事实上，克拉任·达偌指出，在伊利诺伊州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任何30岁以下的被告在承认“有罪”之后被判处死刑。“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听到的只是以血还血的呼声，我听到的只是被检察长办公室愈煽愈烈的仇恨，我听到的只是人们不断地援引那些毫无人性可言的原始酷刑，我听到的只是人们不断地敦促法庭将两个孩子送上绞刑架，而无人屑于认真地去考虑本案提供的证据，考虑可资参照的史实，考虑两名被告人的年龄。”
克拉任列举了若干统计数据，列举了芝加哥历史上的90例绞刑判决，其中只有三例被告承认“有罪”。而在过去的30年里，“芝加哥共有350人被指控谋杀并承认‘有罪’，其中只有一人被绞死。”“将此人送上绞刑架的那位荣耀无比的检察官，便是我们在本案中的首席公诉人朋友。但是请注意，他的那位‘受害人’已经年满40岁。”
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听到这里，狠狠地瞪了一眼他的对手。
达偌博士接着说：“在我经手过的案子中，公诉方对案情的形容无一不是‘有史以来最冷血、最恐怖、最凶残、最不可饶恕’等等等等。”“如果是一桩谋杀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血腥的。如果是一起抢劫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可怕的。如果是一宗策划阴谋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险恶的。”克拉任直言，以他的经验，勃比·范克斯命案其实算不上十分残酷，虽然凶杀本身是残酷的。“可怜的小勃比实际上并没有太遭罪。从他进到车里开始，所有的一切在15分钟内就全部结束了。”
克拉任·达偌再次分析了公诉方关于二犯“谋取赎金”的作案动机，“这两个从不知道缺钱是什么滋味的孩子，会为了区区一万美元杀人？”“不，这一切不是为了金钱。这一切只是两个孩子毫无意义，毫无目的，毫无用处，也毫无动机可言的恶作剧。”
克拉任历数纳森和理查德作案过程中的种种细节：他们为了物色目标而在哈佛学校附近长时间地逗留，却丝毫没有意识到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出他们；他们劫持勃比·范克斯的地点就在范克斯家的视野范围之内，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四周围任何一扇窗户的后面都可能有眼睛”；他们带着尸体在熙熙攘攘的闹市区穿行将近20英里，甚至停下车来吃晚饭，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一丁点儿的差错，一丁点儿的疏忽，一丁点儿的事故，甚至一丁点儿的霉运，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交通违章，都可能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灭顶之灾。”“所有的这一切为了什么？什么也不为！就我所能想到的，只有《李尔王》中那个傻瓜的疯狂举动，可以与我的两位委托人相媲美。”事后，他们又跟朋友、记者，甚至警察大肆谈论此案。“没有人相信，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做出如此蠢事。对所有这一切的唯一解释只能是，他们的神经出了问题。”“他们在本案中自始至终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正常人的行为。”
“当本案从头到尾所有的细节都一一呈报法庭之后，公诉方的立场依然是，如果不绞死这两名被告，整个宇宙都会塌陷。我必须指出，在我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对死刑如此狂热的推崇，尽管此前曾有过上千宗比本案恐怖不知多少倍的、动机险恶的凶杀案。是的，以前已经有过了上千宗，今后也许还会有上千宗，无论这两个孩子是被绞死，还是坐牢。如果绞死他们可以阻止未来更多的谋杀，我或许会亲手将他们送上绞刑架。事实上，如果杀一真的能够儆百，我会赞同所有的死刑，只要被绞死的人不是我自己。但是说实话，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我知道，那些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就像它们曾经发生过一样，至少就这个话题而言。”
“我们的法律中写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