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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栋位于哈佛路上的豪宅后来在1837年被债权人拍卖，韦斯特一家便以“租至买”的形式搬进了哈佛广场附近花园街22号约纳斯·崴萨先生的房子。“租至买”是一种长期租赁合同，双方预先讲定等房客缴纳的房租费总额相当于该房产的价值时，房子便归房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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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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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韦斯特的诊所只维持了一年多。1824年，他应聘到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化学。两年后提为副教授。又过了一年即升任教授。应该说，韦斯特教授的学问做得是相当成功的，由他撰写的《韦斯特化学》是当时哈佛大学、西点军校及其他高等院校化学课的指定教科书。他还是《波士顿哲学与艺术》等学术杂志的编委，以及19世纪著名的冯·李比格《有机化学》的英文译者。
韦斯特教授的同事们形容他“诙谐开朗、喜好玩乐、博古通今、机智聪明”，是“剑桥所有派对的灵魂和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仇人”。韦斯特教授亦擅长长笛，也是当地几乎每一场音乐会的热心观众。警方后来在他的实验室里查抄到了一大沓保存完好的波士顿爱乐乐团历年演出的节目单。
韦斯特夫妇一共有过五个孩子，他们唯一的儿子在很小便夭折了。本案发生时，女儿们的年龄从16到24岁不等。大女儿莎拉业已出嫁，并且凑巧得很，也嫁给了当时的美国驻亚速尔群岛领事，底下的三个姊妹尚待字闺中。其实，这句中国老话儿用在这里是不够准确的，因为西方的女孩子到了婚嫁的年龄不是呆在家里，而要频频出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舞会、宴会、派对等等。自然，姑娘们的穿戴装束也是不可马虎的，这就更使像韦斯特这样的人家捉襟见肘了。
有关乔治·派克曼博士家世的最奇特之处是，家族中第一位在波士顿定居的祖先也叫乔治·派克曼，而且后来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派克曼家世代经商，也读书。到了博士父亲沙缪尔·派克曼那一代，家族的房地产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乔治·派克曼出生时，从他家四层楼房的窗口望出去，目所能及者几乎全是他们家的房子。等到博士失踪的时候，仅沙缪尔·派克曼的后裔中就有14人毕业于哈佛大学。
乔治·派克曼20岁取得哈佛医学院学士学位，即赴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就读博士，而后进了巴黎的萨培却伊尔医院，拜师于著名神经病学专家菲利普·派乃尔和埃蒂恩·伊斯奎罗门下。
回到波士顿后，博士雄心勃勃，致力于创建美国第一所精神病院。为此，他曾寄出过很多封信，试图搞清楚当时的美国到底有多少拥有相关学位的医师。查访的结果，一共592人。直到1966年，还有人在《美国神经病学》杂志上撰文，称乔治·派克曼博士为“美国精神病学界的先驱者之一”。
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派克曼博士的理想未能成就。几年后，当马萨诸塞总医院的董事会计划筹建精神病诊所——麦克林医院时，博士马上参与角逐院长一职。在他提交的申请中，派克曼博士附上了两篇很有分量的论文（这在招聘文告中是没有要求的）《精神病院管理》和《神经错乱论》。前者详尽地阐述了他对未来医院从科室安排、仪器设置，到规章制度等等的种种构想；后者则着重探讨了自杀者的神经系统病变，及婚姻对当事人精神状况的影响。其中某些精彩段落至今仍为研究者们所引用。
尽管派克曼博士使出了“奇招”，董事会在经过慎重的评议比较后，录用了“更具实力”的另一位候选人卢福斯·威曼博士。乔治·派克曼继续在哈佛医学院做研究，继续在《医学学报》和《波士顿外科及手术》杂志当编辑。直到他父亲去世，管理家族财产的巨大压力迫使他弃医从商。也有人说，他是因为在事业上屡遭挫败，才借机抽身引退的。
和几乎所有的商人一样，世人对派克曼博士的作为有贬有褒，毁誉参半。这里是一些例子。
乔治·派克曼承继的产业中有一片乔尔斯江滨的沼泽地带，就在他居住的培根山庄西面。适逢市政府决定新建一所监狱，以应付日渐增多的囚犯人数。按照惯例，城市规划工程师们将监狱的地址选在远离闹市区的波士顿南郊。但在市长乔司亚·坤赛卸任前几天，派克曼家位于波士顿城西的江岸沼泽地在项目中中标，这给了新任市长约翰·比其鲁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因为这块地皮不但离市区很近，价格昂贵，并且一年之中有好几个月浸泡在水下。而据可靠的消息来源，派克曼博士仅用他名下这片沼泽盐碱滩的三分之一，即换来了4万多美元，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桩“相当可疑的、极具丑闻色彩的交易”。后经多方努力，市政府终于在经过改造的河滩上建起了波士顿有名的乔斯街监狱，不过那已经是派克曼博士失踪后的事了。
哈佛大学的校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846年2月22日，“由于乔治·派克曼博士的慷慨捐赠，校方接受了位于马萨诸塞总医院前的一块100英尺乘80英尺的浅滩地，计划在此兴建医学院新楼。”新楼于是年11月落成。后来就是在这幢楼里，发现了被认为是“乔治·派克曼博士的遗骸”。为了表彰博士的贡献，学校在哈佛医学院设立了一年一度的“派克曼荣誉解剖学教授”称号。在本案发生的1849年，该称号被授予当时的医学院院长奥立佛·福尔莫斯教授。
在同事和家人们的记忆中，乔治·派克曼博士作风严谨，特别守时，近于刻板。他每天在一定的时间起床，一定的时间吃饭，一定的时间上下班，一定的时间就寝，连每天必须读书的时间和页数也是一定的。此外，他还在每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辰去培根俱乐部，以及每月同一天的同一个时辰去理发店，等等。所以，派克曼夫人几乎总是知道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她的丈夫。而当博士在应该回家的时候没有回家时，派克曼夫人便准确地感觉到她的丈夫肯定是出事了。派克曼博士的另一个习惯是，他很少坐车，不论去哪儿总是步行，尽管他家里备有不止一辆当时波士顿最豪华的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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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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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派克曼博士为人冷淡，但他却钟情于大自然，尤喜户外远足。也是由于他的“慷慨捐赠”，鸟禽学家乔恩·奥杜邦于1848年11月30日宣布，将他新发现的一种鸟命名为“派克曼鹪鹩”。一年后的同一天，哈佛医学院杂役伊弗任·利托菲尔德便在约翰·韦斯特教授的排污管中找到了那些人体断肢。
1849年11月30日晚，当警方人员还在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搜查时，哈佛医学院外一片光明，一支支火把一盏盏油灯映照着一张张愤怒的脸。只几个小时，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的发现便成了街头巷尾人人谈论的话题。一拨拨人流越过乔尔斯江大桥，从波士顿涌向剑桥，又从剑桥的各个方向涌向哈佛大学。其中有几天前无端遭到警方骚扰的爱尔兰移民，也有长期以来视医学院为邪恶的周遭居民。更多的，则是对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贵族们心怀嫉恨的小市民们。
“烧了它！”
“烧掉这座魔窟鬼域般的医学院！”
人们高声呐喊着，与警察们冲撞着，将油灯和火把抛向医学院的大门和砖墙。骚乱一连持续了两天。
12月1日，星期六，法医贾贝兹·普拉特博士被授权组成了他的六人陪审团。马萨诸塞州当时的法律要求，在对被疑为“非正常死亡”的死者验尸时，必须有一个六人的“法医陪审团”在场。依照有关条文，该陪审团的法律职能应该是非常单一的——通过验尸和听证确定死者的死因，而无须对案子所涉及的犯罪事实进行甄别，或对该案的嫌疑人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裁断。但是真正运作起来，陪审团往往越俎代庖，因为其中的成员并非平民百姓，大多与当地司法界有些关系。
譬如在普拉特博士的陪审团中，陪审长奥斯敏·布鲁特是州立法委员，而负责文字记录的秘书约翰·安佐斯后来成为了本案公诉方中的一员。
陪审团闭门数日，于12月13日公布了他们的裁决，内容大意为：警方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发现的那些人类肢体乃医学博士乔治·派克曼之残骸。该博士于1849年11月23日下午1时30分以后的某一时刻，在哈佛医学院内“暴力致死”，死因为“一次或多次打击或伤害”，而且这些“打击或伤害”皆出自约翰·韦斯特教授之手。
值得注意的是，该陪审团的验尸和听证是完全“单方面”的，即，没有嫌疑人或其律师在场，当然也没有另一方交叉取证的可能。
法医陪审团的裁决先是登在了波士顿和纽约的报纸上，而后出现于全美各地乃至世界一些地方的报端。很快，各持己见的报道、评论等铺天而来。那时因为摄影术尚未问世，报刊编辑和记者们都多少有一点儿绘画方面的才能，尤以速写漫画见长，以配合自己的文字，使之形象具体。于是，在这些人的笔下，韦斯特教授被画成了屠夫、妖魔或吸血鬼。他在哈佛医学院的同事们如果不念旁注或说明，都几乎认不出画中人物是约翰·韦斯特。
12月3日，乔治·派克曼博士的遗骸——胸腔、腹腔、两条大腿和一条小腿被装进一只盛满酒精的铅盒里，再盛殓入棺。奥立佛·福尔莫斯院长代表哈佛医学院在追悼仪式上致辞，称派克曼博士“当别人睡眠时，他在工作；当别人坐车时，他在走路；当别人滥饮时，他滴酒不沾。一位严于律己，并将原则奉为至高的人；一位永远充满活力，而又俭朴、直率的人。”
然而，在缅怀死者或失踪者的同时，哈佛大学的师生中没有任何人指责“杀人凶手”约翰·韦斯特教授。这种沉默在当时被普遍理解为上流社会为维护自身形象而作出的努力。
1850年1月21日，乔治·派克曼博士的遗嘱被提交萨伏克地区遗嘱检验法庭。博士在他的遗嘱中将其全部财产留给了他的妻子依丽莎·派克曼，以及他们的女儿荷莉艾和儿子小乔治。并指定小乔治·派克曼为其财产管理人。
据波士顿市政厅财产估价办公室1849年的卷宗记载，乔治·派克曼博士的名下一共有价值167万美元的不动产和175万美元的个人财产。但以众知情者的看法，这是两个被明显低估了的数字。即便这样，派克曼博士在波士顿的富豪中仍名列前茅，排在与他的姐夫、全市首富罗伯特·高尔德·肖仅相差四名的位置。而根据当时出版的《马萨诸塞富豪榜》，乔治·派克曼的财产估价为75万美元，罗伯特·肖的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同年1月26日，大陪审团下达了对约翰·韦斯特教授的起诉书。
1850年3月19日，星期二，本案在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正式开庭。
早晨7点不到，花岗石筑成的法庭大楼外已经云集了近千人。来得比这些人更早的是荷枪实弹的警察们。他们奉富朗西斯·图克署长之命，在法庭宽阔的双扇铜制大门前绕着几根巨大的花岗石柱拉起了金属链围栏，并挨个儿给排队的人们发票，讲明每次庭间休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