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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很简单，先把桶里的废液倒进沟里。”
“什么沟？”
“排水沟，一直通往一条小溪。”
简恩话题一转：“你在城东住了多久？”
“19年。”
“你有孩子吧？”
“八个。”
“一个大家庭。”简恩点点头，笑了，“当你听说两口井被污染，一定很担心，是吧？”
威廉·契士曼举手表示抗议。
简恩换了一种说法：“你担心家人的健康吗？”
威廉再次提出抗议。
“你的家人中有没有谁得过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
威廉对简恩提出的所有这类问题都表示抗议。奥尔始而大惑不解，继而大为反感。他不顾威廉的阻止，一口气回答了简恩所有的提问：“是的，我非常担心家人的健康。我最小的儿子心脏有毛病，我的一个女儿流过产，还有一个孙女一生下来就有生理缺陷。”
奥尔·拉维吃不好睡不好，他思前想后好几天，终于鼓足勇气敲响了安德森家的门。奥尔和安妮聊了将近两个小时，安妮问他是否愿意单独找简恩·希莱曼谈谈，奥尔说愿意。
第二天晚上，简恩应邀来到拉维家。奥尔告诉简恩，厂里有谣言传出来，说到70年代初期，总共埋掉的废料桶有50多只。奥尔还说，他知道托马司·巴勃斯没有讲真话，因为他亲耳听见托马司和一位名叫弗兰克·凯利的工长谈起过埋在土沟里的废料桶。奥尔最后说，已经跳槽的电气技术员诺波特·帕奎里拉也知道这些事。
诺波特·帕奎里拉说话很快，还喜欢不时地重复一些词句：“没错，就是我亲自扔掉的。对，我亲自扔的。艾狄·俄拉任，装配线的工长，让我把那些废液都倒进沟里。都倒进沟里。那一带简直是寸草不生。我当时并不知道那玩意儿有毒。我有时候用它清洗零件，你知道，清洗零件。每次用过之后手都翻白了。我不知道那玩意儿叫什么。我不懂化学。不懂化学。”
“三氯乙烯。”
“对，就是它。就是它。”
“那托马司·巴勃斯呢？”
“托马司·巴勃斯呢？他往沟里倒油漆的稀释剂。”
“但他说他从没干过这些事。”
罗伯特嗤之以鼻：“他干了好多年。好多年了。”
很明显，保罗·沙林和托马司·巴勃斯都在听证会撒了谎，而且W·R·格拉斯公司也对国家环保署撒了谎。按照联邦政府的法律，对国家环保署隐瞒实情者犯法。简恩·希莱曼相信他有足够的理由请政府有关部门出面进行调查。他带着奥尔·拉维一起去了检察机关。
一个星期后，威廉·契士曼打电话给简恩：“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再次传讯托马司·巴勃斯。他说他突然想起了一些事，他记得他曾经把桶里的废液倒进了排水沟里。”
保罗·沙林的记忆也恢复了，他承认在威廉向原告方律师提交的物证中，有一张字条是他亲笔所书。这张日期为1973年9月30日的条子上写着：“截至九月份，共使用三氯乙烯150加仑。”如此说来，简恩在心里估算道，至少在1974年以前，该厂每年使用大约四桶55加仑的TCE。十多年累积下来，应该有50多桶，与“谣言”的说法完全一致。50多桶！足以污染G号井和H号井！简恩想，这就叫做铁证如山了。
对W·R·格拉斯的“摸底”持续了整整六个月。1985年7月，应双方律师的请求，瓦尔特·司肯纳法官批准将开庭日期推延到第二年的2月18日。
要说W·R·格拉斯已经够难对付的了，J·J·瑞勒皮革厂更是难上加难。全厂自上而下，从老板到员工，竟无一人肯在摸底会上透出丝毫口风。杰克·瑞勒矢口否认起诉书上所有的指控，既不承认曾经使用过TCE，也拒绝提供任何形式的记录——化学配方、定货单、发票等等，说是因为没有地方存放，所有这些单据均已被销毁。
指控J·J·瑞勒皮革厂的关键，是厂房和阿波卓纳河之间那片15公顷的不毛之地。简恩·希莱曼曾经去过那里，亲眼看见了大约10来个已经生绣的55加仑铁桶，也闻到了那股子略带甜腻的化学溶剂的气味。简恩还在州卫生部查到了一份日期为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当时州卫生部接到周围居民的投诉，说皮革厂附近老是有一种难闻的怪味，遂派了环境卫生工程师A·C·博尔得前去调查。博尔得和杰克·瑞勒一起顺着一条小路走到了那片空地。博尔得后来在报告中称：“地上的淤泥中动物毛发随处可见，从毛皮上刮下来的肉扔得到处都是，有的离阿波卓纳河只有几英寸。”博尔得要求杰克·瑞勒立即进行清理，杰克说这是他的地盘，他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于是向他指出，”博尔得写道，“不管这块地皮属于谁，对空气和河流造成污染都是与本州的现行法律相违背的。”杰克最后勉强同意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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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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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使简恩萌生了一个想法，他请来私人侦探挨户走访皮革厂附近的居民，但是几个月下来几乎一无所获。J·J·瑞勒皮革厂不愧是瑞勒家经营三代的百年老厂，在沃伯恩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颇具“地头蛇”的架势。不但厂子里所有的工人三缄其口，绝不说出对老板不利的话，而且周遭的人们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一番忙碌的结果，简恩只得到一条已经断了线的线索。多年前，有一家与皮革厂相邻的巴诺尔公司，专营回收各种工业用包装材料，包括55加仑的化学品铁桶。巴诺尔公司后面就是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两家有时候不分彼此。杰克·瑞勒说，简恩看到的那些锈铁桶就是巴诺尔公司遗留下来的。一位该公司当年的员工告诉简恩，老板韦特立·巴诺尔曾让他们把桶里残留的农药等直接倒进通往阿波卓纳河的排水沟里，把一些“不知名”的有毒液体泼洒在地上。这位员工还说，巴诺尔公司在对金属包装重新刷漆之前，也要先用TCE擦洗一遍。但是，韦特立·巴诺尔已病故多年，巴诺尔公司也早就不复存在了。
从法律的角度讲，无论是谁“具体”地污染了那片空地，比却斯集团都必须对在其名下的地皮上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但是，简恩也知道，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J·J·瑞勒皮革厂曾亲手所为，要说服陪审团恐非易事。
简恩·希莱曼为八户原告重金聘请的第一位医生是来自芝加哥的雪莉·康尼贝尔博士，环境及职业病专家。体检的结果显示，所有患者家属的健康状况惊人地相似，28个人全都有胃痛、腹痛、恶心呕吐、嗓子痛、皮疹、头晕目眩等慢性化学中毒症状。
第二位是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心脏病学专家索尔·科恩，他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对原告中的所有11名成人及3名高中学生逐一进行检查，发现这14个人无一例外地患有心律紊乱，一种典型的TCE症状。科恩大夫在他的报告中写道：“检查的结果令我非常震惊。”
根据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科主任罗伯特·费德曼的检查结果，大多数患者家属患有不同程度的运动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失忆和忧郁症。
简恩还从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儿童医院请来一位经验丰富的生物化学家芭薇莉·佩金博士，她曾参与过国家环保署主持的几次水污染调查。在对八户人家住宅内的空气进行取样分析之后，佩金博士得出结论，当人们使用热水，譬如淋浴时，水中的TCE随热气一起蒸发，使得滞留在空气里的TCE含量高出水中两至三倍。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一位毒物学家则发现，TCE还有可能从皮肤渗入，这就是患者皆出现皮疹的直接原因。概括起来，TCE进入人体的渠道一共有三条，除了饮用水以外，还有呼吸和毛孔吸收。
至此，简恩自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受污染的自来水导致了当地居民的慢性化学中毒。就算TCE直接诱发白血病的可能性不大，至少也会使病情加重。而最关键的一点则是无可置疑的：如果W·R·格拉斯属下的食品机械厂和比却斯集团属下的J·J·瑞勒皮革厂没有污染地下水源，那些孩子们就不会这样白白地死去。
简恩前后聘请的医学专家共多达12人，足够装备一座小型医院，账单的总额也十分惊人。到1985年9月，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在沃伯恩案中的投入已经突破了100万美元。四年前，凯文·康威曾预言沃伯恩案是一个“无底黑洞”，现在看来，真的是被他不幸而言中。
简恩又想到了波士顿银行的毕特大叔，但他从不独自一人去申请贷款，每次都要拉上凯文和他们的会计师詹蒙·戈登。
在简恩的眼里，詹蒙简直就是一个数字的天才。他俩的交往可追溯到“派普箭”号失事案。当时保险公司在谈判桌上答应，按最高投保额付赔。他们给了简恩一个非常复杂的40年分期付款方案，说是价值150万美元。简恩对此一窍不通，他连自己支票本上的账都算不清爽，便将单子交给了詹蒙。詹蒙在键盘上劈劈啪啪一阵敲下来，算出保险公司实际上只付了33万，其余的都是由本金生出的利息。从那以后，简恩每一次的调停谈判都要请詹蒙到场，凯文更是在接手每一桩案子之前都务必要与詹蒙商量。
简恩缺钱用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找过毕特大叔，有时还带上房契车契。毕特大叔总是要先数落一番简恩花钱如流水、有一千花一万的陋习。遇到毕特大叔和颜悦色的时候，简恩也照例要重复一遍他的“钱是王八蛋，花完了再赚”的理财哲学。然后，毕特大叔又总是把房契车契推到一边，说我用不着这些玩意儿，大笔一挥，就贷给他们十万八万。
但是这一次，毕特大叔真的虎了脸，说咱们先不谈贷款，把以前的老账清一清再说。
“一共是20万美元。”毕特大叔把最后的数字递到三个人眼前，“联合第一制服厂的第一期赔偿应该够了。”詹蒙答应过毕特大叔，等联合第一制服厂的头款一到立马还债。
众目睽睽之下，詹蒙用了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口气，满不在乎地说：“花了。”
毕特大叔后来跟人回忆起这一段，说他当时气得恨不能把办公桌对面的三颗脑袋一颗一颗地揪下来，却瞥见简恩又开始故伎重演，一张一张地往外掏他的房契车契。毕特大叔说：“等等，都花到哪儿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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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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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伯恩案。”詹蒙显然是有备而来，他胸有成竹地递上从计算机里打印出来的栏目清晰、条理分明的账目册，上面一条一款地列着用于沃伯恩案的全部花费。根据詹蒙的预算，至少还需要50万美元才能挨过剩下的五个月“摸底”和预计将持续至少六个星期的庭审。
毕特大叔带着所有的这些纸张上楼去了一趟，下来时告诉“孩子们”，董事会同意再贷给他们50万美元。他又把简恩的房契和车契推到了一边，然后让三个人在一张《贷款合同书》上签字。合同书上写着，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愿以联合第一制服厂的五年分期赔款偿还波士顿银行的这笔贷款。
毕特大叔起身与“孩子们”一一握手，祝他们好运，又把詹蒙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