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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星期一那天，葛萝莉·凡可上的是常白班，即早晨8点到下午4点。葛萝莉记得，她一进办公室就接到大草原警署的电话。除了报告那具“牧场上的女尸”，对方还在电话上告诉她，色登路很难找，要经过好几条地图上没有标出的小路。所以，葛萝莉在出发以前仔仔细细地研究了地图。
色登路现场在乔·普尔湖的半岛上，往西几百码，约两个街区的距离，便是曼斯菲尔德。虽然案子发生在大草原市的辖区，但现场离西面的曼斯菲尔德警署不到5英里，离东北方向的大草原警署倒有20多英里。
葛萝莉·凡可分工负责的是实验室的外勤部分，即现场验尸，亦即尸体在未经挪动之前的观察记录，以及收集现场证据。当葛萝莉带着照相机等到达福斯特家的牧场时，现场警方人员告诉她，死者没有穿鞋，倒下的姿势也很不自然，所以初步判断，这里应该是弃尸的第二现场，而非凶杀发生的第一现场。也就是说，案犯在别处杀了人之后，把尸体扔到了这里。
葛萝莉·凡可按部就班地首先记录了当时的气温，63华氏度，相当于17摄氏度。尸体已经僵硬。头部偏后的左耳上方有被重物击打的创伤。一处枪伤在左边脸颊，另一处正中双眉之间——行刑枪决似的，说明案犯是死者的仇家，也说明其枪法准确。从伤口的状况看，射击距离不过几英尺。“鲜血凝聚在死者的头发上和后脑部。从伤口溅出的脑组织零星可见。”葛萝莉在她的现场记录中写道。手腕上有剧烈搏斗留下的伤痕，脖颈处有被掐造成的青紫斑，但衣着尚整齐，不像有过性攻击。两条腿上数道被铁丝网划破的伤口。
“她是在这儿死的。”葛萝莉·凡可指着那些划伤解释说，因为伤口周边的血迹表明，当死者裸露着的双腿被铁丝网割破时，她的心脏还在跳动。“更重要的是，”葛萝莉将一柄金属长扦插入死者头部周围被鲜血浸泡的草地，又抽出来，“她几乎是在这里流尽了身上所有的血。”
以葛萝莉·凡可的经验，她差不多可以肯定福斯特家的牧场就是本案的凶杀现场，但她还是留有余地地用了“几乎”二字。后来，犯罪现场实验室起走那一大块土壤分析的结果，证明了她的论断。
几小时后，尸体被送进了地区首席验尸官马科·克劳司博士的实验室。因为没有任何表明死者身份的物件，所以克劳司博士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死者的脚趾上挂一枚名签，上书“简·杜伊954705T”。“杜伊”相当于中文中的“无名氏”。如果是无名男子，则叫“约·杜伊”。954705T即本案的案件号码。
“死者为发育正常、身体健康、营养良好的白人女子。身高163米，体重57公斤。”马科·克劳司博士遍查了尸身的每一寸肌肤，从头发到指甲，从眼睛到耳朵，拍摄了一共49张照片，记录了一切正常或不正常的状况。
“左手严重受伤，食指折断。”死者肯定竭尽全力挣扎反抗过，但在头部遭到重创之后，反抗停止。克劳司博士无法断定击伤和枪伤孰先孰后，也无法断定是哪一种打击最终造成了受害者的死亡。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遭受到如此致命的攻击之后，死者很快毙命。
在死者的头发里，克劳司博士找到了一颗子弹。
“阴道内有妇女卫生塞，无任何创伤。”克劳司博士注意到。但他还是按规定采集了体液样品。后来精液化验的结果证实了他和葛萝莉·凡可的设想：该女子临死前没有发生过性行为。
接下来就该解剖尸体了。马科·克劳司博士走出实验室，他想在动刀子之前稍事休息一下。这时是下午4点，葛萝莉·凡可在临下班时接到曼斯菲尔德警署的电话，说他们那儿有一名16岁的女孩子在昨天晚上失踪了。
“特征？”
“左膝有手术后留下的伤疤，可能穿健身或运动服装。”
葛萝莉说他们正好就有这样的一位，她要对方尽快送一张失踪者的相片过来。
当警署派人到琼斯家取相片时，格里格·麦努森中士也在那里。虽然他希望那具“牧场女尸”不要是琼斯夫妇的独生女，但也意识到取相片不是一个好兆头，他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应付最棘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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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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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钟后，法医实验室那边，葛萝莉·凡可还没有下班。此刻，她走进马科·克劳司博士的实验室，悄声对验尸官耳语了几句，博士随即放下手里的解剖刀。
楼道里，克劳司博士脱下一只塑胶手套，接过警员递过来的相片，端详片刻，默默地点了点头。
回到实验室，克劳司博士并没有马上继续他的工作。他将解剖台上那具女尸脚趾上的名签摘下来，改为了“亚蒂安·嘉西卡·琼斯954705T”。
消息传到琼斯家的同时，也传到了曼斯菲尔德中学。这天上午，警署曾通知校长杰里·科比，该校10年级女生亚蒂安·琼斯失踪。“我们经常有孩子失踪，”科比校长对着话筒说，“所幸的是，大部分孩子都会在24小时内自己回来。”话虽这样说，科比校长还是指派了两名副校长向各处打电话询问查访。
午饭以前，不少孩子便开始窃窃私语，到了下午，亚蒂安失踪的消息已经在2000多名学生中不胫而走。当杰里·科比接到警方证实亚蒂安死亡的电话后，立即召集放学后还留在学校的学生们集会，简要地宣布了这一噩耗，并鼓励孩子们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女孩子们马上三五个人搂成一团，抱头痛哭。男孩子们则默不作声，只将拳头狠狠地砸向身边的墙壁，或是把衣帽柜的金属门摔得砰砰作响。
几位高年级学生当即驱车前往色登路现场。福斯特家牧场的大门业已关闭。一个男生在附近的树林里找来一长一短两截树枝，用一段红色电缆线捆扎成十字架的形状，挂在牧场的铁丝网围栏上。围栏的另一面，被鲜血染成猩红色的草地上，亚蒂安的遗体留下的人形还依稀可辨。
凛冽的寒风中，孩子们默默地摘下帽子，对着那片草场垂首志哀。
事后，有记者在报道中说：“天知道这些孩子们是怎么找到现场的。不少记者过了好几天还在打听开车的方向，但显然，孩子们全都知道。”
在后来的日子里，有越来越多的大人孩子来到这里。福斯特家牧场的这一片围栏前很快就摆满了鲜花、蜡烛、气球、泰迪玩具熊，还有一些纸片，上面是孩子们自己写的诗。
也是在那天的早些时候，琳达·琼斯打电话给曼斯菲尔德中学越野长跑队教练莉安·勃克。
“亚蒂安不见了，”琳达说，“越野队里有没有一个叫戴文的？”
“有。”莉安说。
“他昨天晚上好像给亚蒂安打过电话。”
莉安后来说，她不明白琳达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据她所知，戴文和亚蒂安甚至算不上是朋友。
在这位女教练的印象中，戴文并非一位出色的长跑运动员，但他在曼斯菲尔德中学却也是小有名气，因为他是空军少年后备队的成员，一位“穿军装的学生”，而且个头又高大，经常在学校的橄榄球比赛开始之前，或中场休息的时候，很神气地举着美国国旗跨着正步走到球场的中央。
莉安·勃克让一个名叫爱波儿·格罗曼的女孩子去找戴文核实。戴文正在上数学课，爱波儿问戴文头天晚上是否给亚蒂安打过电话。
“我有没有给亚蒂安打过电话？”戴文盯着爱波儿，好像她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我凭什么要给她打电话？没有！”斩钉截铁地。
莉安·勃克和爱波儿·格罗曼想，如果戴文说没有，就一定没有，因为戴文的人格几乎不容任何人对他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
戴文的全名叫戴文·克利斯朵夫·格兰蒙，在格兰蒙家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四，两个月前刚满18岁。戴文是曼斯菲尔德中学12年级学生，183米的个儿，虽然算不上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却有着运动员般的健壮体魄。戴文寡言，也极少参加同学中的派对，所以他朋友不多，自然也不是很有人缘，但他却受到同学们的敬重，有一种说一不二的不怒自威。男生中甚至有人管他叫“格兰蒙上校”，那是一种尊称，也是戴文在空军少年后备队的“军衔”。女生们的赞誉之词就更多了，说他很帅，很酷，很深沉，很有男子气，等等等等。
一位思想开放的女孩子后来告诉记者：“当你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妈妈就总是在你耳边唠叨，什么样的男孩子是合适的女婿人选。戴文就是那样的人选。我敢打赌，即便是这世界上最挑剔的丈母娘也不可能挑出戴文的毛病。”
另一位女生对戴文的评价是：“他是那种总能让做父母的感到骄傲的男孩子。”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戴文·格兰蒙很有毅力，或自制力，能把握住自己不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美国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特别对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譬如，戴文的同龄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沾染或尝试过抽烟、喝酒、吸毒等恶习，更不用说与异性约会，甚至发生性关系了。但当后来戴文的同学们回忆时，竟没有一个人想得起他曾经做过这一类的事情。
戴文在曼斯菲尔德中学的低年级学生中拥有不少的崇拜者，他们像传神话一样传颂戴文的故事，诸如戴文12岁参加空军少年后备队；在拿到驾驶执照之前，戴文14岁就考取了飞行执照（在美国，法定的开车年龄是16岁）；戴文中学毕业后将去科罗拉多州的科泉市上美国空军官校；戴文的理想是要做一名宇航员；戴文是一位神枪手，他不单熟悉各种枪械，还收集了不少枪支；更难得的是，戴文还是一位门门功课全是A的优等生。也许是来自做教师的父母的遗传，戴文少见的聪明，据说他经常在法语课堂上打瞌睡，但期终仍然考了一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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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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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格兰蒙的一切似乎都和“军队”或“军事”有关。他剪军人式的短发，穿迷彩裤，蹬军靴，身上经常别着枪（近来，美国不少学校的DressCode——学生着装规定——不再允许学生们穿任何形式的军服，也严格禁止在校园内携带武器），和老师们说话一口一个“是，女士。不，女士。”或“是，先生。不，先生。”就像军队里的士兵和长官说话一样。而且，戴文的朋友也差不多全是和他一样的“军人学生”。
因为是目前空军少年后备队里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不到一年就该“退役”了，戴文·格兰蒙还在那里统领着一个团队。戴文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16岁的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都是他在团队里的“下属”。杰和约斯福家住曼斯菲尔德西南的柏尔逊市，上的是那儿的柏尔逊中学。
“我们属于同一波段。”杰·戈林后来对记者说。他和戴文一样，言辞中不时夹带一些军事术语，“我们都明确地知道我们今后将做些什么，我们这一辈子将做些什么。”
三个人向往的都是军人生涯，戴文进空军，杰和约斯福加入海军陆战队。在过去的两年里，三个好朋友经常形影不离，亲如兄弟，也经常在一起谈论世界各地的战争，分析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