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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警方拿着黛安娜的交代找戴文证实时，他只指出了其中的一点。他说亚蒂安的原话不是讲“她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做，因为她觉得那是不应该的”，而是“她实际上并没有做成……”
次日，曼斯菲尔德警署署长约翰·扬格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9月6日，星期五，黛安娜·扎摩拉和戴文·格兰蒙因涉嫌亚蒂安·琼斯凶杀案而分别被依法逮捕。……曼斯菲尔德警方和大草原警方根据戴文·格兰蒙的交代，在格兰蒙家中查抄到了本案的凶器：几只从25磅到10磅不等的杠铃和一把俄国造9毫米马卡洛夫手枪。……手枪子弹与地区首席验尸官马科·克劳司博士在亚蒂安·琼斯的体内和头发里找到的子弹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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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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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曼斯菲尔德市长杜恩·摩斐正在科罗拉多度假。他记得那天观光后回到他们在丹佛的旅馆房间，杜恩让妻子打开电视，转到当地新闻台。杜恩其实对科罗拉多州的当地消息并不感兴趣，他只是想知道明天的天气。科罗拉多州海拔一英里，即1600米，气候变幻无常。气象预报还没有开始，所以杜恩先忙着做些别的事儿。突然，他听见了“曼斯菲尔德”几个字，心里好生纳闷，想自己的小镇怎么会从科罗拉多州的播音员嘴里念出来。
杜恩·摩斐后来对记者说：“曼斯菲尔德难得闹一次新闻，却是因了这样的一出悲剧……不过我相信，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的。”他指的是媒体对曼斯菲尔德的关注。
消息传到曼斯菲尔德中学和克罗利中学，星期一那天，好多孩子都哭了。没有人幸灾乐祸，甚至也没有人义愤填膺，大家都为曾经是他们中最优秀的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感到痛心，感到惋惜。特别是，当孩子们后来得知，戴文告诉办案人员，他其实根本没有与亚蒂安·琼斯发生过性关系。不错，在送亚蒂安回家的路上他们确曾拐进了一所小学的停车场，也确曾差点儿就要做了，只是在最后一刻，戴文的理智战胜了欲望。戴文的不理智之处是，他后来故意编撰出那一套虚实参半的故事，企图试探黛安娜的反应，或刺激一下女孩子的嫉妒心。因为黛安娜过分看重自己的贞操，每次和戴文做爱都要思前想后，犹犹豫豫的，不痛快，让戴文觉得很扫兴。
就是这样的一句“无稽之谈”，葬送了三个年轻人的青春、前途和生命！
得克萨斯州的孩子们当时尚且不知，被这段公案毁掉的还有第四个人。捷·盖尔德因知情不举而在9月9日被美国海军官校除名。1998年初本案开庭以前，公诉方把他列到了证人名单上，才几经周折，在芝加哥郊区一家比萨饼店里找到了捷。他在那家店里送外卖。人们也许会说，捷还年轻，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但他关于海魂衫和飘带帽的“光荣与梦想”却是一去不返了。
曼斯菲尔德一位退休法官司各特·默尔在谈到本案时讲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孩子们和成年人最大的区别，或者说，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最重大原因之一，是孩子们不懂得珍惜生命——自己的和别人的。”
《时代周刊》的马可·辛普森则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了本案的另一个方面：“就像他们在课堂上和运动场上竭尽全力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一样，他们把亚蒂安·琼斯也当作了自己与目标之间的障碍物，必欲除之而后快。”
而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反应则是：“空军官校和海军官校？那可是掌握着国家安全的特殊优秀人才！”
9月中旬，戴文·格兰蒙被从科罗拉多引渡回得克萨斯，关押在位于沃斯堡东南的泰兰特地区监狱。黛安娜·扎摩拉也在同一所监狱里，但按照狱方的有关规定，他们不得见面。这对自誉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昔日情侣咫尺天涯，只能靠书信传情，也全靠相互之间的书信支撑着，度过了最痛苦难熬的第一年铁窗生涯。双方各自的律师曾竭力反对他们这样做，因为所有的书信都要经过狱方审查，律师们不想授公诉方以把柄。也因为律师们业已与公诉方达成协议，将戴文和黛安娜的案子分案审理，到时候替自己的委托人争取较轻的判决，也许就全仗着指责他或她的同案犯了。然而，两位年轻人置律师们的忠告于不顾，在本案开庭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写下了1000多封信，平均每人每天一封以上。律师们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不管怎么样，这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
案子很快转到泰兰特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并被指派给了助理检察长麦克·帕里奇。经过整整两个月的调查核实，1996年11月11日，公诉方正式向法院提交了两份起诉书，分别指控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极刑”谋杀罪（CapitalMurder）。根据得克萨斯州法律，谋杀即有预谋地杀害他人，而“极刑”谋杀罪则适用于以谋取财产为目的的谋杀，以及实施谋杀的过程中涉及到诸如绑架、抢劫、强奸、纵火、妨碍公务等等其他严重的犯罪行为。在本案的例子中，公诉方认为有理由相信，被害人亚蒂安·琼斯从她家门口到福斯特牧场之间的那一段应该被算作“绑架”，因为第一，亚蒂安虽然是自愿上车，但却是被从家里“骗”出来的；第二，在路途中的最后一段，亚蒂安肯定是“被违反其意愿地扣留”在车上，这便符合了“绑架”的标准定义。
同时，两名案犯还涉嫌“妨碍公务”，因为他们违反了在得克萨斯州极为严格的“禁杀证人”的条律。麦克·帕里奇在对起诉书进行诠释时指出，亚蒂安·琼斯头部受伤并翻窗逃离马自达后，她当时的身份除了“被害人”外，还是本案的“证人”，因为她亲历和目睹了凶犯们作案的全过程。这个时候，戴文和黛安娜“本来是可以给她留条活路的，但他们却选择了杀人灭口”。两名案犯也分别在其供词中承认，“但我马上意识到，我不能留下活口，于是将枪口对准了亚蒂安”（戴文·格兰蒙），和“戴文提着枪跳出车去，因为他不想留下什么人事后指控我们”（黛安娜·扎摩拉）。
“极刑”谋杀罪，亦即“死刑罪”或“死罪”，顾名思义，其罪犯是应该被判处死刑的。而且得克萨斯州素以执法严厉著称，该州的死囚犯人数和死刑执行的数目一直都是全美最高的。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其他各州的温和派政治家们宣称：“我们不想成为第二个得克萨斯。”但是在本案中，考虑到戴文和黛安娜在作案时尚属未成年人，麦克·帕里奇明确表示，公诉方不准备在庭审期间寻求死刑或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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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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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公诉方作出这一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被害人的父母比尔和琳达·琼斯曾表示，他们所要求的对案犯的最高惩处是终身监禁，他们宁愿看到戴文和黛安娜在高墙背后无谓地、毫无价值地、甚至是痛苦地消耗掉自己的一生。
但对于两名案犯的父母，琼斯夫妇却寄予了真切的同情。在刚刚得知戴文和黛安娜被捕的消息后，琳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九个月前，当警方通知我那具牧场上的尸体是我女儿时，我失声高叫：‘不不不！那不可能是我的孩子。’现在，他们肯定也是这样说……他们生儿育女绝不是为了这个。事实上，没有哪个家长会指望他们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一名罪犯。”
麦克·帕里奇说，比尔和琳达·琼斯“饱尝了失去孩子的痛苦，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着生活中没有了亚蒂安的缺憾和煎熬。他们不希望戴文和黛安娜的父母经历同样的不幸”。
1998年2月2日，对黛安娜·扎摩拉的审判先行在沃斯堡开庭。其时，黛安娜刚刚在一月份过完她的生日——两年前亚蒂安·琼斯谋杀案发生的时候，她还不满18岁。不难想象，这又是一起令媒介轰动的事件。
记者们的主要兴趣在于，陪审团将如何定位这名20岁的前海军预备军官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她到底算是一位——如某些人所争辩的负心男友的受害者，还是妒火中烧的驱动者？
第一位替公诉方出庭的证人是黛安娜当年的闺中密友克里斯丁娜·梅莘。在亚蒂安·琼斯命案发生后一周，黛安娜即与她谈到过本案。克里斯丁娜在证人席上告诉陪审团，黛安娜当时曾说，是她“命令”戴文杀了亚蒂安，以证明对她的爱情。
在被告方律师约翰·林伯格交叉取证时，克里斯丁娜又谈到她亲眼所见的一件事。那是在凶杀案发生后半年左右，1996年6月初的一个周末，几个好朋友一起去山里露营。那天晚上，戴文和黛安娜为了什么事吵起来了，不一会儿，黛安娜慌慌张张地跑进克里斯丁娜的帐篷，一边哭诉一边请求克里斯丁娜允许她在这里住一晚上，因为“她害怕戴文”。两个女孩子正说着话，戴文已经冲到了帐篷外面，并挥舞着一把近40厘米的长刀，把克里斯丁娜的帐篷划得稀烂。被告方想利用这个例子证明，在戴文和黛安娜的关系中，前者才是居主宰地位的，同时也证明了戴文的所谓“暴力倾向”。
接下来出庭的是捷·盖尔德，他说黛安娜曾告诉他，当她听说了戴文与亚蒂安之间的事情后，“她非常生气，要格兰蒙先生杀死琼斯小姐”。
“扎摩拉小姐说，她要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她憎恨她。”
“后来扎摩拉小姐问我，我是否认为她应该为她的所作所为被判处死刑，我则反问她今后是否还会再做类似的事情，她说会的。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曾多次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当时她只是觉得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而且今后若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她还将如此行事。我问她真的还会再做吗？她说是的。扎摩拉小姐还说，琼斯小姐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因为她明明知道他在和扎摩拉小姐约会。”
“扎摩拉小姐说，她也曾向格兰蒙先生许下了诺言，假若她欺骗了他，她自己就会把那个人杀掉。”
“扎摩拉小姐说，她很同情琼斯小姐的父母，这使她心中十分不安。但她并不同情琼斯小姐本人，因为她明知格兰蒙先生是她的，但还是窃取了本不属于她的东西。她要让她付出代价。她说任何人想要插足于她和戴文之间，都只有死路一条。”
黛安娜在海军官校的另外两名同学，简妮·摩可尼和蔓娣·葛契，也先后走上证人席。
简妮·摩可尼告诉陪审团，黛安娜亲口说过，当她和戴文将亚蒂安骗上车后，亚蒂安“问他们是不是准备杀了她，黛安娜说是的，他们要杀了她”。
“黛安娜说她一点儿也不感到后悔，因为她对亚蒂安怀有很深的仇恨。”
“黛安娜说她在葬礼上看见了亚蒂安的父母，她为他们感到难过。但如果一切重新开始，她还是会照做不误。”
蔓娣·葛契则作证说：“她说她太爱戴文了，如果谁要是碰了他，她就杀了谁。”
当黛安娜得知戴文与亚蒂安睡觉时，“她告诉他如果想和她重归于好，就必须杀了亚蒂安。黛安娜说：‘我要你杀了她。’”
“黛安娜说她和亚蒂安之间有深仇大恨，杀了她一点儿也不算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