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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丹没有信守她对卡尔的誓言，她又在私下里告诉了其他的人。但这并不是因为凌丹热衷于传播桃色新闻，而是拿不定主意。凌丹的哥哥听完以后对她说：“凌丹，如果你不举报，我就会举报。这种事绝对不能任其发展。”
凌丹终于下定了决心，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卡尔。卡尔深知妻子的脾气，说，你要做什么不必问我，只是，别告诉我，别让我知道。
果然，凌丹没有告诉卡尔。她趁着卡尔上班的时候打了这个电话。凌丹很害怕，也觉得对不住思蒂文和莱图纽家的孩子们。她知道这个电话一打，玛莉·凯肯定会丢了工作，说不定还得蹲监狱，莱图纽的那个家就算散了。
凌丹再次深吸了一口气，拨通了海莱茵学区办公室。海莱茵学区下辖着五六所中学和十几所小学，凌丹甚至不知道玛莉·凯学校的名字，也不敢保证她听来的每一个细节都一定属实，她唯一能确定的只是当事人名叫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还有那个男孩的名字：贝利。
好在对方并不多问，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们会调查的。”
这天是1997年2月25日，星期二。
玛莉·凯工作的小学叫肖尔坞，位于华盛顿州最大的城市西雅图的中南部。美国有两个叫做华盛顿的地方，一是首都华盛顿特区，在东海岸，再就是这个华盛顿州，在西海岸，两地相距3000多英里，各在美国的两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华盛顿州在美国的华人中很有点名气，因为这里出过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先生。西雅图也很有名气，当人们提到西雅图时，便会联想到蜚声全球的波音飞机公司、微软电脑公司和亚马逊网络公司，进而联想到成千上万的百万富翁们。但西雅图中南部这一片名为“白色中心（WhiteCenter）”的区域，却不但与“富豪”二字相去甚远，而且，用当地居民中早年自嘲的说法，“你就是翻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也找不出一个白人”。“白色中心”住的都是有色人种，其中以黑人居多，杂以南美人、南亚人和被称为“萨摩亚人”的南印度洋岛民。稍微有一点钱的人都不愿意住在这里，因为这附近有一个巨大的噪音源——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简称西塔国际机场。每当有飞机起飞或降落，在其阴影扫过的地面，引擎轰鸣之声震耳欲聋，以至于居民们不得不调大电视机的音量，老师们不得不暂停讲课。但是近年来，“白色中心”的人口成色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来自俄罗斯等国的东欧移民的介入，这里的白人数量正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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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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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凌丹·伽顿的那通电话前一周，学区办公室曾经收到过一个举报，只不过内容远不及凌丹讲得详细。有关方面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们经常会接到类似的举报，说某某老师和某某学生如何如何。调查的结果，大部分只是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甚至别有用心的造谣中伤。但在女老师和男学生之间发生这种离谱的事，却是闻所未闻，令人咋舌。
凌丹打电话的次日，便有肯恩地区警署来电核实情况。一位名叫帕笛霞·梅勒的女警官在电话上说，根据凌丹提供的线索，当事人之一的男孩子是七年级学生，也就是说，刚刚从肖尔坞小学毕业，升入卡斯卡地中学。但是警方查对的结果，玛莉·凯去年教的六年级班上没有叫贝利的学生。美国的中小学一共十二年，其中小学六年——一至六年级，初中两年——七、八年级，高中四年——九至十二年级。
海莱茵学区办公室也了解到了这个情况。此时，消息已经在职员们中悄悄传开，有人想起了大约八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在1996年6月19日，星期一，学校刚开始放暑假。那天半夜，正在德斯莫因码头巡夜的保安大卫·谢尔兹看见一辆家用面包车在停车场的附近转悠。车上挂的是阿拉斯加州的牌照。车开得很慢，歪歪扭扭的，几次倒车时，后轮都骑上了人行道，或碾进路旁的花圃里。大卫怀疑司机酒后驾驶，遂用步话机召来了德斯莫因警署的巡警。
很快，面包车离开了码头，仍是歪歪斜斜地开到不远处的“安东尼家常菜”餐馆，绕着餐馆转了几圈之后，在停车场筑有围栏的角落里熄了火。
两名巡警陆续赶到，他们先和大卫一起站在黑暗处观察了一会儿。昏暗的路灯下，车上似乎空无一人。过了十几分钟，一个女人从车的后部坐起来，移至驾驶座。
巡警一左一右地朝面包车包抄过去。距离大约10英尺处，他们一齐打开手电，亮出警徽。透过驾驶座的窗口，巴勃·契达看到了一位模样极标致的年轻女子，亚麻色长发，橄榄绿眼睛。巴勃拉开车门，见女人身穿长长的T恤衫，底下露出一圈短短的薄呢裙，光着脚。女人不肯下车，也不肯回答巡警们的提问，过了半日才说出，她叫玛莉·凯·莱图纽，是肖尔坞小学的教师，家住诺曼底公园。
巡警们将电光射向后座，但见座椅的靠背已经全部放平，做成了一张床的样子。一个男孩蜷缩在“床”上的睡袋中，一动不动，任凭巡警们如何叫如何推都不待睁眼。巡警们只得再次转向玛莉·莱图纽：“你和这个男孩子在车后面做什么？”罗伯特·柯林斯问。
玛莉·凯说，威利·伐拉奥——那个男孩的名字是她的学生。他母亲今天上夜班，委托她照顾孩子一晚上。威利本来是要在莱图纽家过夜的，但是一个多小时以前，玛莉·凯和她的丈夫思蒂文·莱图纽因为什么事大吵了一架，她就带着威利出来了。
“我想教训教训他，”玛莉·凯说，“所以决定要在外面等到他上班以后再回去。”玛莉·凯又解释说，思蒂文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管理行李，上班的地点是西塔机场。他这个星期上早班，每天凌晨三点半离家。“我们俩只是想在回去以前稍微打个盹儿。”
“你的年龄？”巴勃·契达问，一面作着记录。
“32岁。”玛莉·凯说。
巴勃再次将手电朝玛莉·凯脸上晃了晃，觉得她看上去不到32岁。
“他呢？”巴勃用手电指了指睡袋中的男孩。
“18岁。”巴勃想，他看上去也不到18岁。
德斯莫因在白色中心南面约15分钟的车程，中间隔着诺曼底公园。罗伯特·柯林斯马上打电话给诺曼底公园警署，请他们派人到莱图纽家查对。20分钟后对方回复说，莱图纽家没人接听电话，也没人应门。
威利·伐拉奥终于“醒”来了。巡警们让他穿好衣服，说要带他去警署。在事情弄清楚以前，他们有责任“监护”未成年人。玛莉·凯竭力反对，指责警察们小题大做。她说她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也是伐拉奥家的朋友，她和威利并没有在车后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巡警们说，你讲的故事听起来固然无懈可击，但你们的装束却颇有些令人生疑。
玛莉·凯开着面包车跟到了警署，她说伐拉奥太太既然将孩子托付给了她，她就必须对威利负责。在警署办公室里，小伙子告诉警察们，他今年14岁，因为尚不满16，所以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证件，如驾驶执照等。他说莱图纽夫妻吵架的时候，他正在莱图纽家。玛莉·凯的丈夫思蒂文讲了一些话让他很不高兴，一赌气他就跑出来了。他跑到莱图纽家附近海景街的QFC商店时，玛莉·凯开车追上了他，然后两个人一起去了德斯莫因码头。他们真的什么都没干，只是因为太困了，就在车后面迷糊了一会儿。
警察们打了好几通电话才辗转找到威利的母亲松娜·伐拉奥，她正在普拉希面包房上夜班。松娜听完警察的报告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她说她非常信任莱图纽夫人，“只要威利和她在一起，就没有问题”。她要求警方立即将威利交还给莱图纽夫人。
因为无法获取确凿的证据，德斯莫因警署不得不在当日凌晨4点左右，放走了玛莉·凯·莱图纽和威利·伐拉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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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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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莫因警署一位警官的妻子在海莱茵学区办公室工作。第二天，她将这件事告诉了几个同事和学区的保卫科长。但因警方并未正式立案，学区办公室也不曾收到相关的报告。
时隔多年，威利·伐拉奥才道出了实情。他在QFC商店门口上车后，玛莉·凯便为她丈夫的粗鲁向他道歉。玛莉·凯看上去很压抑，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为了安慰这位比自己年长22岁的老师，威利伸出胳膊搂住了她，见玛莉·凯没有拒绝，又趁势亲吻了她。很快，玛莉·凯开始回吻。等她终于安静下来，威利要求换到驾驶座。威利把车一路开到德斯莫因码头，两个人在那里的停车场做了爱。后来在“安东尼家常菜”前面被警察们截住时，他们其实什么都没做，真的就只是想睡一小会儿。
所以，那个男孩子的名字不是“贝利”，而是与之谐音的“威利”。英文和中文不同，没有四声平仄。“威利”和“贝利”除了第一个辅音外，其余发音完全一样。
1997年2月27日，星期四上午，女警官帕笛霞·梅勒驱车前往位于白色中心的卡斯卡地中学。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梅勒警官与威利·伐拉奥的这一次谈话，连同警方所有其他关于这位七年级学生的材料一起，被作为“未成年受害者”档案而严加保密。威利生于1983年6月26日，当时的实际年龄只有13岁。等到后来小伙子长大成人，人们才得知了这些谈话的内容。
初次见面，梅勒警官感觉有些意外，她不曾料到威利是个“黑孩子”。后经交谈才了解到，威利并非黑人，而是肤色很重的萨摩亚裔——南印度洋岛民。根据梅勒警官的记录：
我问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沉默少言，一开始几乎一言不发。我又问他是不是类似于男女朋友那样的关系，他回答是。我再问他是不是比一般的男女朋友更进一步，他说他们还发生过性关系。
梅勒警官马上将威利·伐拉奥带回警署，并会同一位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的律师，一起对威利进行讯问。
他说那天他住在她家里，一切就身不由己地发生了……玛莉的丈夫上班去了……孩子们都在睡觉。他说他们俩在起居室里看一部电影，他记得好像是摩尔·吉普森主演的《勇敢的心》。他说她开始对他讲巫师巫术什么的，说有一位巫师替她算过命，说她的命苦，还说她会遇到一位深肤色的男子，并和他共同生活……然后他们就发生了性关系。
那是玛莉·凯第一次和威利做爱，时间是1996年春天，威利当时12岁。后来他们又多次发生性关系，威利那天告诉梅勒警官是“30到40次”。一年以后，威利将这个数字翻了十倍，他向一位小报记者吹嘘说，是300到400次。其中有一次，威利的哥哥勃利也在莱图纽家。勃利从卧室的门外经过，正好看见师生二人在床上厮混。
威利还谈到，他和玛莉·凯相互交换过戒指，写过一些爱情书信。威利说，玛莉·凯抱怨她的丈夫经常虐待她。她告诫威利他们俩的事不可以向任何人说起，否则她会丢了工作。但威利还是告诉了他的哥哥和最好的朋友。
谈话完毕，帕笛霞·梅勒开车送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