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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说：“先生们，这边还有一间房。”众人于是都涌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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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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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想搜一搜解剖实验室的排污口，我告诉他们那里面都是我扔的一些废料和垃圾，只有我一个人用。我说我有排污口盖板的钥匙。警察们搜遍了楼里的上上下下，最后到了我的住处。
我也带他们去了地下室，我们从前面走到后面，又走回来。他们搜查了我的住处，然后就走了。
那天下午4点，韦斯特教授午饭后回到实验室。他刚打开门，他的门铃就响了。我对我太太说：“他的门肯定是开着的，我可以进去了。”我还是从楼上绕下去，看见他站在桌子旁边看报纸。他问我知不知道豪尔集市旁边的福斯特先生。我问是不是那位食品供应商。他说正是。又问我买没买感恩节的火鸡。还没有呢，我说。他递给我一张订单，说：“拿着这个去挑一只好火鸡。这是我的习惯，每年都要送人几只火鸡。也许我会让你帮我做些什么的。”我谢了他。他又给我另一张订单到福斯特先生那里领番薯。我带着两张单子到福斯特的店里挑了一只很大的火鸡，足有八九磅重。那是韦斯特教授第一次送我东西。
…………
星期三早晨，韦斯特教授来得很早。我看见他进来。我悄悄地蹭到门口想听听他在干什么。我先从锁眼向里窥视，但里面被门扣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我掏出刀子，打算在门上挖一个窟窿，但发现动静太响。我于是趴在地上，把脸紧贴着地板，从门底的缝儿往里瞧，但我最多只能看到他的膝盖。我就这么看了大约5分钟，然后站起来，走开。9点，我和太太一起进城，直到下午才回来。
回来后，大约下午3点，我发现韦斯特教授实验室外面的墙壁很烫。我当时就站在墙边儿，我的脸上能感觉到热气。我把手放上去，但不多一会儿就得挪开。我知道那是因为里面生了炉子。同样，韦斯特教授的门又是锁着的。
我什么都看不见，只好从大楼的后门跑出去，翻墙爬上一扇亮着灯的双开窗户。这窗倒是没有上闩。我抬起窗户钻进去，跑到冶炼炉跟前，揭开盖在上面的皂石，看见里面还剩了一点点火苗。我又走到实验室后面的楼梯，发现踏板上溅了一些我不曾见过的渍点，不像是水，我尝了尝。后来到了二楼的密室，那里也有些同样的斑渍，还是湿的。我想它们是血。
感恩节那天，我到霍庞码头给韦斯特教授搬来一大块石灰，那是他在星期二就已经吩咐下的，他要一块“像我的头一样大”的石灰。这件事本身倒没什么值得怀疑的，我每年冬天都要替他搬石灰。
下午，我开始在韦斯特教授卫生间底下管道的砖墙上凿洞。我大概是从3点开始动手。我想亲眼看一看那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这样我就死心了，也封了众人的嘴。我每次从医学院出去，总听人说：“派克曼博士就在医学院里。如果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他，那一定就是医学院了。”我一出门就听见这样的议论。楼里所有的地方都已经翻遍了，如果排污管道里没有什么可疑的物件，我也好对街坊邻居们有个交代。
我带着一盏煤油灯，干了1到1个半小时，觉得工具不得手，想这样凿下去不是个办法，就出来了。那天晚上我们去了一个感恩节舞会，玩到第二天早晨4点才回来。一共20场舞，我跳了18场。
星期五，我起床的时候已经快9点了。我太太从不到8点就开始叫我，她希望我早点干完。吃早饭的时候，韦斯特教授进来了，他到厨房取当天的报纸，问我：“有什么新闻吗？你还听见了什么关于派克曼博士的消息吗？”我说：“消息满天飞，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的好。”然后，韦斯特教授就上楼去了。
快到中午时，我在解剖实验室里一边干活一边和亨利·拜基鲁博士说话，他要我忙完了手里的活儿继续挖墙。我去解剖示范室，看见J·B·S·嘉可森博士也在那里工作，我跟他讲了挖墙的事。他说：“利托菲尔德先生，我感觉这件事特别恐怖。你可不可以在今天晚上把它给干完了？”又说：“假如发现了什么，最好不要惊动福尔莫斯教授。到桑蒙街告诉老拜基鲁博士。”就是亨利·拜基鲁博士的父亲雅各布·拜基鲁教授。
下午，我先向利奥拉德·富勒先生借了一把手钻，或短钎。他想打听我要干什么，我用玩笑话岔开了；但我估计他能猜出来。我让我太太守在抽板门口，从那里也能透过前面的窗户看见大门外几百英尺的地方。我对她说，除非她看清了来者是谁，否则不要开门。我对她说，如果是韦斯特教授，就到厨房的地板上敲四下；如果是别人，则不必通报我。
我正忙着，肯司利先生和史达威警官来了。我从地下室里钻出来，站在大门台阶上和他们说话。肯司利先生问我是哪一处的私人地盘还没有搜到，我说了。肯司利先生说：“我们再到他的实验室里瞧瞧。”我说进不去，都上了锁。他们刚离开，就看见崔诺蒙警官远远地走过来。我和他已经很熟，我迎上前去跟他讲了凿墙的事，我说如果他过20分钟或半小时再来，我也许就可以告诉他结果了。我们走回到大门口时碰见我太太，她说：“算你走运，韦斯特教授刚刚进去。”
我和崔诺蒙警官站在门口接着聊。不多时，韦斯特教授也出来加入到我们的谈话，他说起一个爱尔兰人过乔尔斯江大桥时，用一张20美元的现钞付一美分的通行费，被关卡扣了下来。他们不相信爱尔兰人会有那么多的钱，怀疑他和派克曼博士的失踪有关，因为据韦斯特教授向警方的说法，他在博士失踪那天交给了他一大笔钱。韦斯特教授还说富朗西斯·图克署长正在亲自调查这件事，说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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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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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和崔诺蒙警官分手，回到地窖里。我很快就用手钻打通了最后一道砖墙。在肯司利先生他们来之前，我已经在墙上凿了一个大洞。墙很结实，一共有五层砖。我把煤油灯提过洞口，但洞穴里的气流极强，马上就把灯给扑灭了。我想了个法子，把我自己的头也探进洞口，挡住穿堂风，这样灯就不会熄灭了。借着灯光，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些断肢，一副腹腔和两截腿。从上面实验室水槽流下来的水冲刷着残肢。我知道它们本不应该出现在排污管道里。我赶紧从隧道爬出去，锁好抽板门，在楼上找到我太太。我当时全身发抖，完全无法自已。
我锁上大门，以最快的速度奔向桑蒙街雅各布·拜基鲁教授的家里。教授不在家。我又一路跑到乔西路亨利·拜基鲁博士家，向他报告了我的发现。他带着我去桑蒙街见罗伯特·高尔德·肖先生，让我把情况给肖先生又说了一遍。肖先生当即差人去请富朗西斯·图克署长。署长很快就来了，他让我先回去，说他们跟着就到。过了10到15分钟，图克署长和拜基鲁博士到达医学院。在他们之前，柯拉普探长已经先行到达。
我凿的洞正好在地面和一楼楼板之间一半的高度，洞口靠外砖层的开口直径大约18英寸，最里面10到12英寸。排污管道从卫生间底下斜斜地伸向江边，从马桶口至管道到达地面的那一段长度大约是八九英尺。发现人体断肢的地方并不刚好在马桶口的正下方，而是管道向外伸展到北墙处。涨潮的时候，江水常常漫过北墙灌进地沟或管道里，有时候潮退了，管道里还留着大约五六英尺深的水。当我们在实验室底下的时候，听见楼上有一些响动，图克署长马上拔出手枪。后来才知道，那些声音是我太太和孩子们弄出来的。
那天晚上韦斯特教授被押回医学院以前，图克署长、崔诺蒙警官和我检查了冶炼炉。我伸手进炉子里摸出一块骨头。前门门铃响，我去应门。一名警察说：“我们把韦斯特教授带来了，他很虚弱。”我打开门，韦斯特教授走进来。教授对我说：“他们逮捕我把我从家里带走也不给我个机会和家人们道别。”
韦斯特教授看上去很紧张，我记得他不停地出汗，浑身瑟缩。他根本站不住，一直由警察们架着。
我们回到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当我走到后门时，他们说想去楼上放贵重物品的密室里看看，我说我没有钥匙。问韦斯特教授，他也说没有，就和问他别的钥匙一样。有人问我卫生间的钥匙在哪儿，我告诉他们这得问韦斯特教授，因为我从来就没看见过卫生间里头是个什么样子。
韦斯特教授说：“钥匙就挂在那颗钉子上。”他们取下钥匙试了试，插不进去。他们对教授说：“这不对，不是卫生间的钥匙。”“我看看，”教授说。我把钥匙递给他，他说，“这是我壁橱的钥匙，还有一把应该在这儿的什么地方。”这时候，有人用斧子砸开了卫生间的门。
然后，我们下到地下室里把人体残肢都拿上来。崔诺蒙警官、柯拉普探长和我一起去的。我们把断肢一一摆放在桌子上。所有的人都围过来，站在离桌子五到六英尺的地方。韦斯特教授也被带了过来。他此时越发紧张，汗如雨下，眼泪和汗水一齐往下流。
这时，公诉人乔奇·贝密斯拿出一些物证请证人过目。
关于那双带血的拖鞋，伊弗任·利托菲尔德说：“我在他的密室里见过这双拖鞋，或与这双相似的。”
关于那把锯子，伊弗任说：“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把锯子。”
乔奇·贝密斯向陪审团解释道，捷夫·威曼博士在显微镜下查验过锯齿上的斑点，证明它们不是血迹。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已经被公诉方列为了物证，他就应该向法庭出示，让陪审员们得出自己的结论。
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继续作证：
我见过那柄茶叶箱里的折叠刀，即使不是同一柄，也是和它一模一样的。那是在派克曼博士失踪前的星期一，韦斯特教授对我说：“嘿，看看我这把刀。”韦斯特教授在实验室里通常都戴着帽子，穿连身的工作服。他被捕以后，那两件东西都不见了。
我也见过在卫生间里找到的那些毛巾，上面有大写的“W”（即韦斯特的头一个字母——笔者注）字样。还有擦手的布卷，至少两三年前就已经在他的实验室里了。星期五那天，我去告诉他说我不能从马萨诸塞总医院弄到血液时，他就在上面擦过手。
公诉人乔奇·贝密斯又作了一些必要的注解，说经查验，毛巾上的斑渍是酸，而非血。
被告方律师爱德华·索耶尔问：“你晚上在他的实验室里玩过牌吗？”伊弗任·利托菲尔德拒绝回答。
索耶尔律师又问：“韦斯特教授是否曾发现你在他的房间里赌博？”伊弗任答曰：“不曾，先生。至少他本人从未跟我提到过。”
以下是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对索耶尔律师提问的回答：
派克曼博士失踪后的那个星期，我反反复复地回忆和思索我在前面证词中谈到的那些事实。25日，星期日晚上，在和韦斯特教授那番谈话之后，我对我太太说，我要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那天白天，我也和大家一起到处找寻派克曼博士。我从没想到过赏金，当时我甚至不知道有赏金一说，我是到第二个星期才听说的。我从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