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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集钩和史咏两位作家在进行了他们自己的调查研究之后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数宇——大约35。5万人。尽管他们的数字在所有对死亡总数的估计中已经是很高的了，但他们认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实际死亡人数是远远超过他们能从档案中发现的数字的。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在现有的统计数字中可能存在相当大量的重复计算，他们指出，例如．许多被日本人倒进河里的尸体被冲到岸上，并被再一次埋葬，于是在清点尸体数字时就被算了两次。但是尹和史拒绝考虑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任何被冲到岸上的尸体将被埋在河流附近，而不可能被埋到远离这条河的什么地方，而根据他们的调查研究，大多数掩埋地是距长江岸边几英里的地方。他们争辨说，把那些因风吹日晒已腐烂的尸体运送到丘陵、大山或田野里去掩埋是违背常理的。而且，尹和史通过对幸存者的采访还发现，那些遭强奸后被杀害的遇难者的家庭成员通常立刻就把死者埋葬了，并没有向当局报告。由于他们的研究得出的一系列数字只是来自集体屠杀的报告——而没有来自个人的、任意被屠杀的数字——所以尹和史认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总数很可能达40万人之多。
甚至在日本方面也存在着无可否认的证据，这个证据使日本人自己也认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死亡的总数可能高达30万人。这个证据之所以十分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由日本人自己统计的，而且因为它是在大屠杀的第一个月被统计出来的，当时的屠杀已远不如前。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约他在华盛据特区的朋友发出了下面的电报，这份电报被美国情报局截获、解密，并于1938年2月1日译成了英文：
自几天前回到上海之后．我调查了关于日本军队在南京和其他地方所施暴行的报告。根据可靠的目击者的口头叙述以及一些可靠人士的信件所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毫无疑问地证明，日本军队的行为方式以及继续采取的行为方式，使人想起了阿提拉（阿提拉是5世纪侵入罗马帝国的匈奴王，因血腥征服而被称为“上帝之鞭”，意为“天罚”一译注）和匈奴人。至少有30万中国平民被杀，许多杀人方式是蓄意的和极其残忍的。
有人试图提出，如果蒋介石在11月政府撤离时就拉出他的军队，而把一座无防御的城市留在后面，那么或许就能避免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但是只要稍作思考就能看出，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中，在日本人向南京逼近的战争途中，他们已经有计划地摧毁了整座整座的村庄和城市，并到处都在施以同样的暴行。很明显，他们井不需要来自中国人对他们行动的挑衅。我们所能肯定说的只是一座缺少中国士兵的城市将至少使日本人无法提出这样的借口，即他们连续的杀人是因为需要除掉隐藏在老百姓当中的士兵．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这将改变日本人的行为。
还有人尝试提出，如果蒋介石不下达那个无意义的在紧要关头撤离南京的命令，而是坚持抗战到最后一个人去保卫这座城市，那么南京城的命运将会有所不同。对这种说法我们也必须再次小心慎重。正面的对抗肯定是不行的。日本人有更好的装备，受过更好的训练，他们早晚会打败中国的部队。但是一场长期持久的运用游击战术的斗争将挫败日军的士气，并激昂中国军队的斗志。即使没有别的作用，这种战略战术也将使更多的日军在与中国人的战斗中被消灭，而且只有勇猛的抵抗才能打掉他们对中国士兵的狂妄骄横之气。
第五章 南京安全区
历史上的每场战争中，总会出现某些不平凡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给那些受战争迫害的人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美国教友派的信徒们曾释放了属于自已的奴隶并帮助他们建立了“地下铁路”。在二战期间的欧洲，纳粹分子奥斯卡·辛德勒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营救出1200名犹太人，还有瑞典外交官拉乌尔·沃伦伯格以发放假护照的方式解救了10万多名犹太人。又有谁能忘记吉甫夫人这位奥地利妇女和她的伙伴们曾将小安妮·弗兰克一家藏在阿姆斯特丹城内一幢房屋的顶楼上，以躲避德国人的搜捕。
黑暗的年代往往使人们麻木不仁，但是仍有极少数人，出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永远无法理解的原因，不顾所有的警告去从事在正常年代中连他们本人都无法相信自已可以做到的事情。在南京暴行这样一场恐怖中，试图谈论这个如此鲜明而引人注目的话题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有人能做到的话，那么他无疑会将目光集中于一小批美国人和欧洲人身上，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公然反抗日本侵略者，并且从几乎难以幸免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中援救出成千上万的的中国难民。这些勇敢的男人和女人们创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里叙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在上海陷落后的儿周内，这些人完全自发地决定要在南京市创立一个安全区。1937年11月，法国神甫雅吉洛·德·贝塞热在上海建立了一块中立区域，保护了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之下，流离失所的45万名中国难民。当长老会牧师普鲁默·米尔斯听说贝塞热的举动之后，他向朋友们提议在南京筹建一个同样的区域。米尔斯和其他24个人（主要是美国人，也有德国人、荷兰人、苏联人，以及中国人）最终确定将南京市中心稍稍偏西的一块地方划为安全区。安全区内座落着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和许多中国政府建的大楼。委员会建立这个安全区，是企图为战火纷飞中的中国平民提供安全保护。起初，他们打算在南京顺利安全地被日本人接管控制后的几天或几周内关闭安全区。
最初这个计划井未被各方所接受，日本人断然拒绝承认该计划。许多人包括安全区委员会成员的朋友、家人、以及不少中国人、日本人和西方官员都不停地劝说他们为保命放弃这个计划，立即逃走。
12月初，美国大使馆全体人员坚决要求安全区领导人随同外交官、新闻记者和中外难民一道，搭乘美国炮艇“帕奈”号沿长江撤离南京。但安全区领导人婉言谢绝了这个请求。“帕奈”号上的外交官们无可奈何中于1937年12月9日启程，把安全区这些外国人留在南京，听由命运安排。
造化作弄人，后来“帕奈”号炮艇却遭到了日本空军的炮弹轰炸和机关枪扫射。12月12日下午，日本飞行员在事先没有提出警告的情况下炸沉了该舰，致使两人死亡和大部分人受伤，此后日机在该地区上空反复盘旋，好像是要把藏在河岸芦苇灌木丛里的幸存者消灭干净。这次袭击的原因尚未查清。稍后日方曾宣称，由于日本飞行员在残酷的战斗中丧失了冷静清醒的到断力，而且烟雾弥漫妨碍了他们的视线，没有看到“帕奈”号上的美国国旗。但是事实证明，日方所言纯属子虚乌有。（不仅投弹轰炸的这天晴朗无云，而且日本飞行员还接到了轰炸“帕奈”号的明确命令，只不过在经过激烈的反对和争辩无效后，飞行员们不情愿地执行了该命令。）现在有人猜测这次轰炸是日方的一次试探性进攻，想看看美国人的反应如何。向时另外一些人认为这是日本国内政治受军部控制的结果。可是无论这次袭击的背景如何，与“帕奈”号相比，相对于留下来的外国人而言，南京市无疑会是一个更安全的场所。
由于日机狂袭滥炸和日军逼迫南京市郊，使得大量无家可归的人作为首批难民率先进入南京国际安全区。一时间安全区内人满为患，据说在没有安置新的住所之前，许多人连续几天无法入睡，只得站着等待天明。一旦南京陷落，安全区必须给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住所。随后的6星期里，安全区委员会不得不想办法为这些难民提供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食物、住所和医院保障。委员会成员们还要提防难民们受到身体伤害。通常这种情况需要他们当场调停，以阻止日本军队进行一些威胁恐吓性质的行动。从始至终，委员会成员们都自觉地把这些暴行记录下来，井向全世界传播。通过此种方式，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以其亲眼目睹的事实为依据的文字记录。
20多个外国人在5万名日本军队蹂躏之下的南京城内，殚精竭虑、尽可能地为中国人做着每一件事情，这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请记住，他们的职业是传教士、医生、教授和行政官员——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军官。他们的生活曾经一度是与世无争和悠闲的。“我们并不富裕，”当时有一位妇女说，“但是一点儿外币在中国就能办许多事情。”他们中许多人住在豪华的宅第中，有成群的仆人前呼后拥听候使唤。
10年前南京的一个事件，使许多人持这样一种奇怪的看法，中国人比日本人麻烦更多。1927年在南京的外国人是否还记得在国民军进人南京期间，他们对外国人大开杀戒，并且还围攻了一群外国人，包括住在山丘上一幢房子里的美国领事及其夫人。（“他们会杀害我们吗？”一位妇女记述了那段恐怖的日子。”他们会像在庚子年间的义和团那样折磨我们吗？他们会下手更狠吗？会在我们的面前折磨孩子们吗？我不敢想象他们可能会对我们女人做些什么。”）的确，1937年大屠杀时，一位外国的目击者承认：“我们更主要的是准备对付溃兵的暴行，特别是从下关来的部队，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可能来自日本人的暴行。相反，我们希望随着日本人的出现，和平、安宁和繁荣的局面将得以恢复。”
在此期间，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英勇行动是如此之多（他们的日记长达数千页），以至于在这里无法叔述他们的所有事迹。基于这个原因，在记述整个安全区委员会的功绩之前，我决定先专门谈谈3个人的活动——一名德国商人，一名美国外科医生及一名美国传教士。从表面上看来，他们实在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人。
拉贝其人——“中国的辛德勒”
也许在南京暴行这段历史中脱颖而出而又最富吸引力的人物就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对南京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是一名英雄，“南京的活菩萨”，一位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传奇首领，他保全了成千上万个中国人的性命。但是对日本人而言，拉贝是一个奇怪的和讨厌的拯救者。因为他不但是一名德国公民——一名与日本结盟国家的公民——而且是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
从1996年开始，我对约翰·拉贝的生平进行了一番调查，并最终发现了拉贝和其他纳粹党人在暴行期间保存下来的数千页日记。这些日记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约翰·拉贝是“中国的奥斯卡·辛德勒”。
在南京暴行之前，拉贝曾过着游历甚广而相对宁静的生活。他于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是一位船长的儿子。在汉堡学徒期满后，拉贝到非洲工作了几年，于1908年来到中国，成为德国西门子中国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雇员。1937年，他调至南京办事处，向中国政府出售电话和电器设备。他头顶光秃，戴着眼镜，经常穿着一身保守的西装，搭配蝶形领结，看起来是南京城里一名典型的中年西方南人。不久他成为德国国社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