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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贾。”那委员也有礼貌地回答。
“请问您是才从重庆到敝县来的吗？”
那位视察委员点了一下头，“唔”了一声，望着我们的蓬头垢面。
我们知道这一下真是太糟了，我们没有来得及剃头，给他看到了，这无疑对于县太爷的新生活是一个大污点。县太爷也发觉这一点，赶忙用话岔开，对视察委员说：“您辛苦了。”
那位视察委员又“唔”了一声，仍旧目不转睛地视察我们三个老头儿。
县太爷看来也有几分惊慌了。往常上面来了什么委员，只要寒暄几句，就可以安顿到后花园客房里去随便谈话，无顾忌地讨价还价了。今天这位视察委员怎么不买账，并且在办公室里东张西望，像专门挑眼的样子呢？莫非新生活运动真是有一番新气象吗？
县太爷为了转移目标，他就开始向视察委员报告本县新生活运动的大略情况来。他说得如此流利，以致视察委员无法插嘴，据说这就是官场中的一种战术。他讲他怎么提倡讲究卫生，每星期都要大扫除，他说他还提倡做早操，勤理发，常换衣服，他还报告县城设立了多少垃圾箱、公共厕所的数目字，他说他严厉禁止鸦片烟和赌博，在本县几乎就要蘩绝了等等。县太爷用小手绢擦着头上冒出来的微汗，但是他显得很满意于自己的有条有理的报告。
县太爷的创作天才和编谎话的本领，使我们十分吃惊，他居然在这几个钟头的纷乱生活中，有条不紊地编出这一套好听的话儿，其实全是一派胡言乱语。
我敢说这位视察委员和往常来的委员也不过是一丘之貉，县太爷才开始报告，他就显出对于那些枯燥数目字没有兴趣。我相信他心中想的，早已是就要摆出来的丰盛筵席和将滚滚流入他的腰包里去的钞票了。虽然他在听的过程中，不时瞟我们这几个不合新生活标准的老头儿，其实不过是一种“说包袱”的策略，好像对县太爷表示：“你说得多好听，我当面就拿到你不合新生活标准的把柄了，等一会儿‘说包袱’，是要多加一点才行的。”
当县太爷讲的稍微松一口气的时候，视察委员问：“说完了吗？”
县太爷赶忙站起来，微笑着说：“没有了，没有什么了。”他恭敬地低着头，用手向后花园客房一摆，说：
“请！”
这位视察委员坐着不动，忽然把他的大皮包打开来，拿出一块绸布和理发用的推剪，向我们几个老头儿一指说：
“叫他们快来剃头吧。”
“啊？”县太爷和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禁惊叫起来。
县太爷过了好一阵，才清醒过来。他的胖脸上开始充血，红得像个大辣子，不知道是因为害羞还是将要大发雷霆。我们看着他忽然用手狠狠地在办公桌上拍了一掌，把公文夹和墨盒都骇得跳了起来，大叫：“混蛋！”他用手指着那位视察委员——不，现在应该说是剃头师傅了——大叫：“妈的×！你为什么冒充视察委员？”
那个剃头师傅忽然陷入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局面里来，却并不感觉害怕，到底是大码头来的人。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哪里冒充了什么委员？”
师爷也跳到他的面前狠狠地说：“你冒充了新生活视察委员！”
剃头师傅还是有些莫名其妙地说：“我真冒充了吗？”
县太爷越发生气地骂：“混蛋！你不是真冒充，难道还是假冒充？”
剃头师傅没有答话，他明白他是无罪的，坦然微笑。
县太爷明明知道是自己一时糊涂，弄错了人，大家都明明白白在眼前看到的，是县太爷忙中出了错，哪里能怪这个剃头师傅？师爷赶忙出来给县太爷搭梯子，好叫他下台。他对剃头师傅说：“一个剃头匠，怎么穿得这样洋里洋气的？算了，算了，快到下屋去给他们剃头吧。”他又回头对我们这三个老头儿说：“都怪你们平时不修边幅，惹出今天这一场是非，快点到下屋里去剃头吧。”
又是无妄之灾，这从哪里说起？这哪能说是我们这三个老朽惹出来的是非呢？
“都给我刮得光光的！”县太爷打退堂鼓了，说罢，气冲冲地和师爷到签押房里去了。我们三个老头儿一个一个到下屋去给剃头师傅“大扫除去了。
前面两个同事王老科员和张老科员去下屋剃了头，刮了胡子回来，都大变了相，的确年轻得多。只是叫我奇怪，起初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是撅着嘴很不乐意，剃了头回来，却只管抿着嘴笑，不说一句话。大概是这个剃头师傅的手艺不错吧。
轮到我去剃头了，这个剃头的师傅口说是下江来的，手艺却实在不高明，简直像是在拔毛一样，用个推剪在我的头上死乞白赖地推，整得飞痛。快要刮完，我实在忍无可忍，不能不开起“黄腔”来了。我说：
“噫，你这是啥子剃头师傅哟？”
他说：“我本来不是剃头师傅嘛。”
“你不是剃头师傅，啥子人？”我看这个人才叫怪咧，他还能是别样人吗？
他冷冷地说：“我正是新生活视察委员。”
我听了这一句话，好比听到一声晴天霹雳，差点把我从凳子上打到地下去了。怎么今天尽出怪事情？我把他呆呆地看了好一阵，我怀疑地问他：“师傅！你在开玩笑吧？”
“哪个开玩笑？你看这个嘛。”他说罢，拿出一个大证章，又摸出一封公文打开来，我—看公文上那颗大印，就知道这张派令是真的。我简直给吓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是剃头师傅一不，现在却又要叫他视察委员了——还是视察委员说：
“你不要怕，我是特地先到这个县里来密查的。现在我问你的话，你都要如实说来，如若不然，我以后查出来了，你们要按同罪办理。”
我的天！我们这种科员哪里吃得起这种官司，我只得满口应承了。他问了好几件县太爷贪赃枉法的案子，以及运烟贩毒、聚赌抽头的坏事，我都如实说了。他拍一下我肩头说：
“好，你们都是好人，我一定替你们保守秘密，不要害怕，以后结了案有赏。”
算了吧！我不稀罕这个赏，只要不把我拉进这种背时官司里去，就谢天谢地了。
最后他叫我到里面去请师爷出来见他说话，我走到签押房外边，才像大梦方醒，可是一想起来还害怕，我结结巴巴地喊：“师爷，那……那个人叫您去。”
师爷走出来，打量了我剃光的头和下巴，不明白有什么事，问道：“哪个人？”
我说：“那……那个呀，就是那个……剃头的……”
师爷说：“这才怪呢，我又不剃头，叫我干啥？”
我简直弄得晕头转向，一句话也说不清了，我只管用手向那间下屋指着，鼓了劲才逼出一句话来，说：“那个……剃头的……哦，委……委员……”
师爷莫名其妙，生气地骂我：“你胡说些什么？”
我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呆呆地张着嘴，用手指着下屋。师爷大概也觉得我的脸色不好看，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吓成这个样子，也就只好到下屋去看个究竟。我就赶快溜回我们的办公室去。我和那两个被叫去剃过头的老科员正在面面相觑，忽然见到师爷出来了。
一看，他的脸色发白，张着嘴巴，看来并不比我高明一些。他很想快跑，可是他那双腿不听使唤，像打了摆子，东偏西倒地走不快。他用手拉着裤腿，继而又拍他的大腿，想叫他的大腿快走。他总算走进签押房去了。过了—会儿，县太爷出来了，师爷的毛病好像一下子就传染给县太爷了，他也是脸色煞白，张开嘴巴，两腿拖拖拉拉地走不动，不同的是，他还用雪白的手帕不住擦额头上冒出来的汗水。
他们两个到下屋里去了，过了—会儿，县太爷先出来，接着是师爷出来，两个人一字儿排在门口，低着头，县太爷诚惶诚恐地用手一摆，指着去后花园的路，说：“请！”接着，那个真正的视察委员昂首阔步，抱着大公事皮包，从下屋走了出来，向后花园去了。
县太爷和师爷也跟着进去，很恭顺的样子。
以后的事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只是看到师爷跑进跑出，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第一次出来他是愁眉苦脸的，第二次出来却是喜笑颜开的样子了。我们这些老在衙门进出的人，一看就明白，紧张的形势已经和缓下来，就是说，“包袱”已经说妥，剩下来的事就是摆出丰盛的接风筵席了。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晚上在后花园的花厅里灯烛辉煌，本县各方面的当道人物都一个—个地来了。
来得最早的一个是县党部的郭书记长。新生活的事情是他最重要的公事，同时，大概他还要把本县防止共产党活动的事向来的视察大员汇报。因为照惯例，这种从中央派出来的大员，特别是像这种新生活视察委员，都负有这种秘密使命的，因此书记长要早一步来。
第二个来的是本县县银行的朱行长，人家都叫他“猪头”，不特因为这个人胖得出奇，而且大家一有用钱的事，总是就想起他来。他是本县的财神爷。人家恭敬他的时候就叫他“朱财神”。他对于各种各样的宴会总是兴趣最浓，因为他的身体对于各种各样富于营养的物质最感迫切需要。今晚上这种丰盛的筵席他是绝不可以迟到的。自然，也许还另外有原因，县太爷许给视察委员的“包袱”，总是先从县银行垫出来的，也许是送大票子来了。你看他手里不是据着一个沉甸甸的绿帆布手提包吗？
第三个进来的是本县的中学校长，他也是本县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之一。他在年轻的时候到日本留过学，很带回一些“维新思想”，只要一提起日本明治维新的事，他就口若悬河地摆个不完。他很讲究卫生和身体锻炼，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倒霉就因为是东亚病夫。为了祛掉东亚病夫的诟病，他年逾六十，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在花园打太极拳，锻炼身体。他非常反对随地吐痰，他说这是百病之源。他常常说：“当我在日本的时候……”大家一听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又是吐痰的事儿。果然他接着就说：“随地吐痰是犯法的，要罚款的。”说罢，他就摸出几张白色绵纸，很文明地把口痰吐在上面，然后谨慎地包了起来，放进他的宽袖里去。他素来是遵守时间的，所以他也来得很早。
以后进来的人就多起来了。局长、院长、处长、所长、会长，还有圆胖胖的脸上总是堆着微笑、很满意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地主老爷们，还有精神抖擞、走起路来一摇三摆、卷着白袖头随时准备打架的袍哥大爷。当然也还有在官场、市场、赌场上以及在公馆、妓馆、烟馆里或者如意或者失意的各色绅士……总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嘻嘻哈哈的、愁眉苦脸的，都来了。大家碰到了有的在握手、有的在打恭、有的在鞠躬，然后都走进花厅里去了。
时间看来已经不早，可是高老太爷还没有到，因此宴会就无法开始。高老太爷是本县的第一块金字招牌，他家几代为官，有良田千顷，他本人是前清光绪末年间的一个举人。据他说，要不是忽然改朝换代了，他准可以上京赶考，中个进士啦什么的，说不定还会有状元之分哩。所以他对于民国就特别痛恨，什么都看不惯。这个国家乱纷纷的不像样子，好像都和他没有来得及中状元有关。但是他有两个儿子却都在民国做了不小的官，大儿子因缘时会，到日本跑了几年，结识了革命党人，回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