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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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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样几次遭到疏劾。杨一清被人以贪污罪名参倒。夏言被参不仅丢官还丢了性命。而荣幸地被海瑞骂过的人,除了嘉靖自己就是徐阶。因此,虽然严嵩被人骂作“奸臣”确有其事,但不是一旦被骂罪名便成立,也不是骂得越难听越表明事情真实可靠。

第二,在挨骂的重臣里面,严嵩被骂次数最多,声势也最大,这也是事实。除沈、杨二位最出名外,起码还有几十个官员向皇帝递过控诉状。这是不是证明严嵩最坏?未必。首先,爬到高位固然显赫,但同时也要清楚,待在那儿的基本“工作”之一,就是挨骂;其次,古人一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朝政不好,枢臣必然是顶缸受过者,口水全将吐到他身上,彼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结合这两点,我们再观察一下嘉靖朝历任首辅的任期,对严嵩挨骂之多之重,当另有所感。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任用首辅十人。任职仅二三月者如蒋冕、毛纪,任职不过数年者如杨一清、张璁(断断续续,时起时落)、夏言、徐阶;唯独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十五年!若将挨骂次数除以任期,其实跟别人也差不多。

第三,古代政界指控一个人,并不像今天这样严肃,说无实据要负法律责任,会被治诽谤罪。当时看重的往往是一口“正气”,别的可以不论,这口气却一定要充足,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为着这股气势,可就不在乎牺牲部分真实性了。我们经常见到,古人给政敌开列罪状,先照着某种有象征意义的数字去比画——沈炼、杨继盛给严嵩找到的罪名偏偏都是“十”项,绝非巧合。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以“拼凑”手法来构思自己的本章。里面有事实,却不必全是事实。实际上,当时就有人从第三方立场指出,“【沈炼】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71}。这话出自《世庙识余录》的作者徐学谟。谈迁也批评沈炼大有作秀之嫌:“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秦】桧,尤为过之。”{72}杨继盛的“五奸十罪说”,已有近人苏均炜以长文{73}逐条辨析(算是替李绂做了杨椿要求他做而没有做的事),结论是:“他【杨继盛】所指控的,大半空疏无实。”文章写得很翔实,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细读。

阐明这三点后,接着回答一个问题:严嵩是好人吗?肯定不是。自从杨廷和内阁倒台、嘉靖取得“大礼议”胜利以来,皇帝的左右便不再有正人君子。不单严嵩不算,从始至终,其他人也都不配自称正人君子。这并非对他们个人品质的品鉴,实际上,嘉靖的统治方式根本不允许你去充当什么正人君子。我们在前文已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士风大变,谀奉顺从乃是朝中基本格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不是个人问题,是风气问题。

我们辨析严嵩头上是否应该戴着“奸臣”这顶帽子,不是为他翻案,把他从坏人变成好人,从反面形象变成正面形象。他不属于什么好人,可是,在好人与奸臣之间,还有着一个宽阔地带,不能说算不得好人就非得是个奸臣。所谓“奸臣”,是把国家的事生生给搞坏搞糟的人,或至少在这过程中起到相当关键作用的人。然而,倘若事情原本就糟糕,他无非顺水推舟以求自保,这样的人,算不算“奸臣”?其次,满足“奸臣”这个概念,还须一个条件,即弱势的君主,强势的臣子。君弱臣强,做坏事的臣子一方才能自作主张,对各种事情起主导作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指鹿为马”的赵高。过去曹操被骂为“奸臣”,也主要是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嘉靖乃何许人也,他能是暗弱之君吗?人们随口将“奸臣”这样一种“荣誉”赠予严嵩时,多半忘记抑或不太了解,嘉靖其实丝毫不会留给他成为“奸臣”的空间,在嘉靖手下,大家做不得忠臣,也做不得奸臣,只有做“谀臣”、“顺臣”这么一个选择。

因此,替严嵩一辩,真实意图根本不是为他洗污,而是要将长久地障在历史和人们眼前的那片阴翳驱开——休教一个所谓的“奸臣”,掩盖了嘉靖之恶!冤有头债有主,朱厚熜才是腐败政治、所有的不道德和沈杨之类冤案错案的真正被告。

中国历史观中的“奸臣论”,是一种非常要不得的传统,是一块君主专制的遮羞布。它隐含着这种逻辑:功德皆归于君主,而一切的败坏、损失和危机,则统统要扔给一二“奸臣”,由他们去担受骂名。隆庆皇帝一上台,“议恤议谥”,用空头表彰和追赠官职,轻而易举抹去他老子当年对沈炼、杨继盛的一手迫害,只剩下那个严嵩,可怜地,孤零零地,数百年来伫立在千万人的唾液之中。改朝换代之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顺治到乾隆,与隆庆皇帝息息相通,巩固和加重着严嵩的罪名,让他们的“前辈”嘉靖皇帝继续逃脱干系。

至于沈炼、杨继盛,虽然对他们不应有超越其时代的苛求,却也不得不指出,他们那样激烈地指责严嵩,客观上对嘉靖实有开脱的作用,是另一种“逢君之恶”。说实话,“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行为历来副作用极大,对历史真相的掩盖非常严重,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疑点,即由此而生。

离今天不太远,就有李鸿章这样一个例子。李背负着近代史头号“卖国贼”的骂名几近百年,直到近一二十年人们才意识到有重新研究的必要。李合肥有此境遇,当初言路上一班只忠于清室和皇权、不忠于时代和真理的所谓“清流”们,难辞其咎。当李鸿章左支右绌、补苴罅漏之际,这些人只会唱高调,用空洞的口号抬高自己,通过损毁实干者,来掩护将天下窃为一己之私、拒绝站到国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实行改革的满清统治者——示弱讨好洋人的是李鸿章,丧权辱国的是李鸿章,似乎将李鸿章从地球上抹去,中国的危机霎时便可迎刃而解。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其实是说着漂亮废话的误国者。

当然,严嵩和李鸿章不同。对李鸿章,有个重新评价的问题;对严嵩,则无此必要。但有一点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亦即,不将严嵩之为“奸臣”的真相揭露出来,就是放跑和掩护真正的罪魁祸首。

严嵩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严嵩,一大半“功劳”要归于嘉靖。

严嵩其人究竟是什么样?他是原来就坏,还是慢慢变坏的?在明清官方一致坚持他为“权奸”的舆论之下,找到很多与此不同的描述不太可能了,但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罪惟录》载有一句崇祯末年大学士黄景昉的评论:“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此话虽然首先把屁股坐在官方立场上,把严嵩的动机说成“沽誉”,但没有掩盖严嵩尊重人才这一事实。

偶也有人,涉及严嵩时有什么说什么,而不藏头露尾。天启年间大学士朱国桢指出:“分宜大宗伯【礼部尚书】以前极有声【声誉】,不但诗文之佳,其品格亦自铮铮。钤山隐居九年,谁人做得?大司成【国子监祭酒,即国立大学校长】分馔,士子至今称之。”{74}不单说他口碑不错,还说他确实品格正派(并非别人受蒙蔽),以致可以用“铮铮”形容。

这个朱国桢,原来也极憎恶严嵩:“分宜之恶,谭【谈】者以为古今罕俪”,但他去了江西之后,却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在严嵩老家,当地人一直对他抱有好感,几十年过去了“江右【江西】人尚有余思,袁【袁州,分宜县隶属袁州府】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乡评亦自有不同处”。{75}

严嵩在故乡的好名声,朱国桢是“问而亲得之”。略早,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也记载了同样的事实:“严分宜作相,受世大诟,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76}

这些残存的消息,隐约透露出严嵩做人有个变化过程——即便是“奸臣”,也是从比较正派慢慢走向邪恶的。朱国桢认为,这变化的分界线,发生在严嵩任礼部尚书(大宗伯)前后。我们可以做一番查证,有无线索支持他这看法。

严嵩在弘治十八年登进士榜,然后做了庶吉士、编修等小官,不久因病去职,返乡,在钤山潜心读书,一读就是十年。正德十一年,他结束读书生活,重返政坛。他的学问和文才很好,可能因这缘故,一直在官方学术或教育机构工作,包括嘉靖元年升为南京翰林院侍讲以及该院负责人,嘉靖四年被召到北京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截至此时,严嵩的履历很清白,没有任何负面议论。{77}沈德符所谓“为德于乡甚厚”,可以代表这段时期他的公众形象。

他仕途的重大改变,发生于嘉靖七年。是年,嘉靖皇帝提拔他为礼部右侍郎。这似乎是正常升迁,连攻击他的人,也不曾就这次升迁说过对他不利的话。不过,正是这正常的升迁,也许成就了他,也许毁掉了他。第一,他进入了高级官员的行列,离皇帝越来越近,以前不会碰到的事,现在要经常碰到,以前可以不打的交道,现在不得不打,有句话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嘉靖是怎样一个人,离他近了会怎样、应当怎样,可想而知。第二,严嵩这个“右侍郎”,不是工部、刑部,偏偏是礼部,前面早已讲过,嘉靖的威权是由主抓意识形态而来,六部之中,他一直特别重视相当于宣传主管部门的礼部,他所重用的好几个人,席书、夏言,都是从礼部起家,现在,严嵩也被安排到礼部,这个官怎么当或能怎么当,不言而喻。

不论是有意往上爬,还是只求稳妥,小心侍候,礼部右侍郎严嵩都必须开始熟悉并掌握另一种做人风格。此时,朝中的整个风气已被歌功颂德所笼罩,严嵩很聪明,他不至于搞不清楚“正确立场”是什么。上任不久,嘉靖交给他一项差事:代表皇帝本人,去祭告献皇帝(嘉靖之父)的陵墓。差毕,需要递交工作报告。严嵩琢磨了皇帝的心理,在奏疏里这样写道:

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霁。又石产枣阳,群鹳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78}

无非虚构了一些嘉靖特别喜爱的“祥瑞”,说:举行仪式时,雨收天晴;新立的石碑,当初开采之时就有群鹳翔护,由汉江运输途中,河水突然变得丰沛……不必说,这些想象很不精彩,甚而可说平庸,严嵩写时自己心里恐怕也有敷衍之感。没想到,嘉靖读了居然“大悦”(他实在太爱听好听的话,哪怕一望而知是虚妄的)。就冲这几句,他决定好好“培养”严嵩,先把他从右侍郎提为左侍郎,很快,调升南京礼部尚书。嘉靖十五年十二月,礼部尚书夏言成为大学士,严嵩同时被调到北京,出任礼部尚书。

到任一年多,严嵩就受到一次严峻考验——我们当记得那个“不忠不孝,勇于为恶”的丰坊所发起的献皇帝“称宗”的提案,此建议深获嘉靖之心,随即交付礼部集议。其实嘉靖主意已定,让礼部讨论、拿出意见,不过摆摆样子、走走过场,如果严嵩知趣,他只应该有一种意见:坚决拥护。可是,此时的严嵩,显然不曾修炼到家,思想改造尚未完成,书呆子脾性没有尽去。他在礼部主持讨论后,这样向嘉靖汇报:

臣等仰恩圣训,远揆【审度】旧章,称宗说不敢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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