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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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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别的追求,偏偏是这唯一的追求,将他最后彻底毁掉。

他的道教信仰,据说由父亲兴献王启蒙,“根红苗正”,与半途自己发展起来的兴趣很不同。从心理学可以知道,男孩的人格成长,来自父亲的影响最重要,根深蒂固——“像父亲那样!”男孩的基本行为和意识,大多以父亲为戏仿对象而培养起来。当年,朱祐杭与道士过从甚密的情形,必然早早地在小嘉靖心中引起模仿的愿望,而且,这愿望将伴之终生。

登基为帝以后,他的兴趣时有显露,也曾引起辅臣们的关切。但头十年光景,尚未完全沉湎其中,因为立足未稳,大局待定,政治斗争仍很激烈,容不得他专心致志地奉道求仙;同时,也因为他对在儒家意识形态上继往开来,兴致正浓,极欲有所建树。

及至统治期的第二个十年,“大礼议”及改正祀典等战役大获全胜,将反对派一扫而空,士大夫们被收拾得服服帖帖,闲暇渐多,从此他开始大弄。而嘉靖十八年和嘉靖二十一年先后遭遇的两难,尤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母后蒋氏病逝。嘉靖决定“奉慈宫南诣”,与父亲同葬一穴。翌年二月,从北京动身。这是嘉靖一生唯一一次离京出巡。行至卫辉府(今河南汲县),“白昼有旋风绕驾不散”。古时相信被旋风绕身是不吉利的,于是嘉靖请随行的道士陶仲文解释此事,陶告诉他说,这股旋风是即将发生的一场火灾的预兆。嘉靖命令陶仲文用法术阻止火灾到来,后者却回答说:“火终不免,可谨护圣躬耳。”避免不可以,不过皇帝的安全不成问题。夜间,行宫果然燃起大火,“死者无算”,嘉靖也身陷烈焰之中,然而,警卫团官员(锦衣卫指挥)陆炳却及时赶到,“排闼入,负帝出”。{104}

对这件事,任何理性主义者都会本能地怀疑并非巧合,是陶仲文和陆炳串通起来,做了手脚。而且,这样的骗局,几乎没有难度。在当代“大气功师”们手中,比这复杂、巧妙、隐蔽百倍的骗局,照样成功。

效果一目了然:当年九月,陶仲文被封“真人”,领道教事、总各宫观住持,成为全国道教最高领袖。陆炳亦由此发迹,终掌锦衣卫(警察头子),与严嵩并为两大实权人物。而嘉靖本人所受的影响更深,他完全被道教的“神奇”所折服,以至于回到北京后就对辅臣们宣布,打算“命东宫监国,朕静摄一二年,然后亲政”。{105}太仆卿杨最,正是在闻悉这个谕旨后,表示反对,而被当廷杖毙。

“监国之议”和杖毙杨最,是嘉靖试图一意修玄的重要信号,但让他终于做出这一决定的,是另外一个事件,两年后的一次针对他本人的宫廷谋杀案。

案发时间: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年)十月二十一日,深夜至天亮之间。案发地点:乾清宫后暖阁嘉靖皇帝卧处。案犯:以杨金英为首,共十六名宫女。作案工具:黄花绳一条,黄绫抹布二方。作案手段:大家一齐动手,趁嘉靖熟睡之际勒死他。作案动机:不明。

此案的记述,《实录》及民间史详略不一。我们加以综合,复原如下:

准确的案发时刻无从确定,总之是在嘉靖沉睡之中,因此应该发生在深夜至黎明之间这段时间。据说,当晚嘉靖是由他所宠爱的端妃曹氏侍奉入眠。等他睡熟之后,杨金英等十几名宫女,结伙进入寝室。女孩们手拿绳索和抹布,把绳索套在嘉靖喉颈处,将抹布塞入他口内(防止出声过大),有人负责拉紧绳索,另外几个人跳到嘉靖身上,压住他,阻止他挣扎。绳索勒紧时,嘉靖喉管里发出咯咯之声,“已垂绝矣”。但是,这些柔弱的小女子,手中气力实在有限;同时,或者因为慌乱,或者因为“不谙绾结之法”,她们套在嘉靖脖中的绳索,竟然是死结,拽了很长时间,仍未令嘉靖殒命。恐惧中,有人经不住考验,动摇。一个叫张金莲的宫女,悄悄逃脱,敲开方皇后宫门告密。方后带人火速赶到,将谋杀团全体佳丽当场捉拿。随后,展开急救。工程建设部部长(工部尚书)兼皇家医院(太医院)院长许绅主持专家抢救小组,决定以桃仁、红花、大黄诸药配伍,制成“下血药”,于辰时(上午八时至九时)灌服。嘉靖一直昏迷,灌药后继续昏迷。直到未时(下午二时至三时),“上忽作声,起,去紫血数升”。又过一个时辰,“能言”,终于说话了。

由方皇后亲督、抢救的同时,对案件的查究也在进行。当场捉住的凶手里面,名分最高的是被封为“宁嫔”的王氏。但是,端妃曹氏虽然不在现场,也被认定参与谋逆。观察家认为,方皇后于嘉靖“未省人事”之时,“趁机滥入”,“其中不无【方后】平日所憎”;换言之,方皇后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地摔了一回醋瓶子——实际上,她是用另一形式,也参加到对嘉靖的宣泄中来。

在后来刑部奉旨法办的案犯名单中,没有端妃曹氏。这并不表示她被放过,相反,观察家认为,方皇后做得更绝,早在移送刑部之前,曹氏已然“正法禁中矣”。最后公布的全部宫婢人犯是以下十六位:

杨金英 杨莲香 苏川药 姚淑翠 邢翠莲 刘妙莲 关梅香 黄秀莲 黄玉莲 尹翠香 王槐香 张金莲 徐秋花 张春景 刘金香 陈菊花

那个临阵动摇、通风报信的张金莲未得宽宥,也在其中,理由是:“先同谋,事露始告耳。”嘉靖决定给女孩们如下处置:先凌迟处死,再加以肢解(“剉尸”),再割下头颅(“枭首”)示众。“行刑之时,大雾弥漫,昼夜不解者凡三四日。”她们的家人也都不同程度受到牵累,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充为奴。

一群宫女,为何以必死的决心,起来谋害嘉靖?这已成永远的秘密。审讯是在紫禁城内完成的,真相只有嘉靖本人、方皇后和极少数内监知道。《实录》对此讳莫如深,只说“诸婢为谋已久”{106},就这么六个字。透过“已久”二字,我们隐约猜见事情非起自于一朝一夕,实在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总之,这些姑娘们于夜色中走近嘉靖卧榻时,明白地采取了荆轲式的一去不复返的姿态;成也罢,败也罢,等候她们的好歹都是一“死”。她们是决计抛别自己的性命了,唯一目的仅仅是让嘉靖去死。这究竟为什么?因为宫中寂寞、青春无望?不可能。古来多少宫女遭受同样命运,却从来没有人为此去拼命。这更不是争风吃醋,十几名女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肩并着肩,迈向睡梦中的嘉靖——这是暴动,是复仇,是索命,是“血债还要血来还”。我们无法说出,但我们知道,她们必定经历了非人的对待,而且是长期的、看不到尽头的。

这桩谋杀案,史称“壬寅宫婢之变”。

一次火灾,一次谋杀,两度直面死神。尤其后面这次,差不多等于死过一回,让本就惜命非常、疑神疑鬼的嘉靖,惊恐万状。一只脚踏上了奈何桥却又侥幸抽身回到人间的他,无法再在乾清宫中安睡,乃至对整个紫禁城都产生心理障碍。“说者谓世宗以禁中【紫禁城】为列圣升遐之所【历来皇帝们去世的地方】,而永寿则文皇旧宫【西苑永寿宫,为朱棣燕王府旧址】,龙兴吉壤,故圣意属之。”{107}因此,他执意迁往永寿宫,“凡先朝重宝法物,俱徙实其中,后宫妃嫔俱从行,乾清遂虚”{108}(当他再次回到这里,已经是具尸体——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死后,停柩于此)。

他丢下国家、人民、大臣和皇宫,甚至部分地丢下对权力和虚荣的欲望,不顾一切地逃命去了——身体逃往西苑,灵魂则逃往道教。“上既迁西苑……不复视朝,惟日夕事斋醮。”{109}“宫婢之变”也许并不是嘉靖沉迷道教的分水岭。这以前,他的兴趣已经极浓厚。不过,他全面推掉政务,不再履行国家元首的义务,确从“宫婢之变”开始。

此时,他三十来岁,春秋正盛,却已经生活在来日无多的恐惧之中。尽管对死亡的恐惧,不分贵贱,人所共有。但细分辨,其实并非一事。普通人所忧者,是生存之艰,他们度日如年,多活上一天便是幸事。皇帝——四面楚歌、山穷水尽者除外——却忧无可忧,生存对他们来说不构成任何压迫,而唯一不能克服和必须面对的,只是“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亦即,他们再拥有一切,却独独不能终免一死。普通人一生随时面临失去,体验失去,而帝王则只担心一件事——失去生命。就此论,死的恐惧带给帝王的心理压力,远大于普通人。

大多数人到了精疲力竭的老年,心中才有空暇去考虑死亡。我们的嘉靖皇帝,年纪轻轻,却已经深深陷于对死的焦虑。上帝是公平的,他一面让嘉靖这种人忧无可忧,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担心的事,一面让他才三十来岁就没日没夜地为死而牵肠挂肚、愁眉不展、心惊肉跳。就我个人而言,人宁肯生活经历中多一些困境,也不要三十来岁的时候就只能操心一件事情:怎样可以长生不死。

从三十来岁到六十岁,二十多年中,嘉靖就只活在这一个念想里面。这其实是一种极其严酷的生存。严酷之处不仅仅在于恐惧,而且在于他不得不想办法来消除这恐惧。后者是最糟的。试问能有什么办法呢?请注意,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他关心的并非“健康”,而是“不死”。倘若仅仅是“健康”,办法很多:好的饮食、生活习惯、心性调养……都能够起作用。但不是,他想要的不是“健康”,是“不死”——这其实根本没有办法。然而他又一定要找到办法,不找到不行。于是,麻烦、危险悄悄地走近他,而他也飞蛾扑火般兴高采烈地迎上前去。他们彼此拥抱,互相觉得可爱。这样的迷恋,一直延续到嘉靖行将就木之前。

论史者多认为嘉靖死于崇道。非也。嘉靖之死,死于自己,死于心魔。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固然从邵元节开始,嘉靖身边的道士极尽欺骗之能事,但说到底,骗术奏效终因嘉靖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自家心里预设了那种期待,稍有巧合,他不觉得事情本来如此,却认定是法术灵验或虔诚祈求所致。

诞生皇储的事情就很典型。嘉靖即位十年,迟迟未生皇子,他自己急,臣子也急。行人司有个叫薛侃的官员,竟提出“宜择宗室之亲贤者留京邸,俟皇子生而后就国”{110},语气全然对嘉靖能否生子很表悲观,惹得嘉靖“怒甚”。总之,压力很大。道士邵元节趁机劝嘉靖设醮求嗣,正中其下怀。从嘉靖十年十一月开始,在宫中正式设醮坛,由礼部尚书夏言专任“监礼使”,嘉靖本人和文武大臣轮流上香。此事持续了很久,直到第二年十一月,翰林院编修杨名还上疏敦促停止醮祷,说“自古祷祠【祀】无验”{111}。谁料想,几乎同时,后宫传来阎氏——后被晋封为丽妃——受孕的喜讯。十个月后,嘉靖十二年八月,阎氏为嘉靖产下他的第一个儿子。虽然这孩子命薄,只存活了两个月就死掉,但邵元节法术奏效却似乎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三年后的嘉靖十五年,昭嫔王氏又产一子。《明史·邵元节传》说:

先是,以皇嗣未建,数命元节建醮,以夏言为监礼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叠生,帝大喜,数加恩元节,拜礼部尚书,赐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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