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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熹宗实录》，卷六十。
｛156｝《熹宗实录》，卷六十一。
｛157｝《玉镜新谭》，卷二，罗织。
｛158｝《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159｝《玉镜新谭》，卷二，罗织。
｛160｝汪楫：《崇祯长编》，卷九。
｛161｝｛162｝汪楫：《崇祯长编》，卷十四。
｛163｝《周忠介公烬余集》（周顺昌），卷四，附录，周茂兰鸣冤疏。
｛164｝以上叙述，并见《酌中志》，卷四，恭纪今上瑞征第四，卷八，两朝椒难纪略。
｛165｝同上，卷四，恭纪今上瑞征第四。
｛166｝｛167｝《崇祯长编》，卷一。
｛168｝文秉：《烈皇小识》，序。
｛169｝｛170｝《烈皇小识》，卷一。
｛171｝｛172｝《国榷》，卷八十八，天启七年十一月。
｛173｝《烈皇小识》，卷一。
｛174｝《崇祯长编》，卷十二。
｛175｝《崇祯长编》，卷四十五。
｛176｝《明清史讲义》。
｛177｝《烈皇小识》，卷一。
｛17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之十二，崇祯九年丙子，陈启新疏三大病根。
｛179｝以上袁崇焕事及引文，均见《烈皇小识》，卷一。
｛180｝《三垣笔记》，中，崇祯。
｛181｝《烈皇小识》，序。
｛182｝《烈皇小识》，卷八。
｛183｝《烈皇小识》，卷三。
｛184｝《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八，都察院。
｛185｝《烈皇小识》，卷二。
｛186｝｛187｝｛188｝《烈皇小识》，卷四。
｛189｝《明季北略》，论明季致乱之由。
｛190｝史惇：《恸余杂记》，东林经济。
｛191｝《明季北略》，流寇大略。
｛192｝《明史》记为崇祯十二年至十三年之间事。此处因叙事材料引自《明季北略》，故从之。但《明史》说似更合理，盖因十一年自成大败于洪承畴，仅以十八骑逃至商洛山中，里面没有李岩。
｛193｝以上叙述，据《明季北略》，李岩归自成。
｛194｝《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195｝《明季北略》，陕贼剿降略尽。
｛196｝以上据《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锦宁战守。
｛197｝｛198｝《清史稿》，列传二十四。
｛199｝《清史稿》，列传五，诸王四。
｛200｝《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崇祯十七年甲申，风变地震。
｛201｝《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崇祯十七年甲申，元旦文武乱朝班。
｛202｝《明季北略》，卷之十五，崇祯十二年乙卯，王承恩哭梦。
｛203｝《流寇长编》，卷十七，崇祯十七年正月庚寅。
｛204｝《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崇祯十七年甲申，初十徵戚珰助饷。
｛205｝《甲申纪事》。
｛206｝《三垣笔记》，中，崇祯。
｛207｝《明史》，列传第二。
｛208｝《三垣笔记》，中，崇祯。
｛209｝《明季北略》，卷之二十，李明睿议南迁。
｛210｝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四章，《北京的陷落，南迁之议》。
｛211｝《明季北略》，卷之二十，附记南迁得失。
｛212｝南迁之议，见诸多书，如《明季遗闻》《明季北略》《国榷》《烈皇小识》《绥寇纪略》《甲申传信录》《三垣笔记》《牧斋有学集》等等，但各家所记，在时间与细节上颇为不一，致有人对此事的经过，整体加以怀疑，谈迁《国榷》即引杨士聪之说：“邦华等未尝具疏，亦未尝奉明旨，他人何由而沮之。坊刻数本皆称光时亨沮之，厥后爰书以此而成。”我的看法，彼时危在旦夕，一切混乱，秩序荡然，这种情况下，造成史实细节的不确定（档案失佚无所本，而多由口口相传的方式被追述，比如杨士聪指出的，谁都不曾见过李邦华的那份奏疏）是很正常的。类似的例子，曹化淳究竟开的哪座城门，各家记述也不一。对于这种非常时刻之下的历史记述，态度上有一定保留，可以，但像杨士聪那样一笔抹杀却又不必。
｛213｝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中，虞渊沉下。
｛214｝《甲申纪事》。
｛215｝《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十六报贼焚十二陵。
｛216｝《甲申纪事》。
｛217｝《烈皇小识》，卷八。
｛218｝｛219｝《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十七贼围京。
｛220｝《甲申纪事》。
｛221｝《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十八日申刻外城陷。
｛222｝《流寇长编》，卷十七，崇祯十七年三月甲辰。
｛223｝《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十八夜周皇后缢坤宁宫。
｛224｝《甲申纪事》。
｛225｝各家文字不一，撮其要者如是。
｛226｝《北归记》。
｛227｝《明季北略》，卷之二十，李自成入北京城。
｛228｝｛229｝《烈皇小识》，卷八。
｛230｝《明季北略》，卷之二十，李自成入北京城。
｛231｝《国榷》，卷一百，思宗崇祯十七年。
｛232｝｛233｝《甲申纪事》。
｛234｝｛235｝《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奸淫。
｛236｝《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237｝《甲申纪事》。
｛238｝《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239｝《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
后记
写明朝，在我首先是“有趣”。这是我个人对历史的介入点。人们对一段历史的重视程度，一般与其盛弱兴衰的面目成正比。这再正常不过，反映了历史的功利的一面。历史本来就是功利的，“以史为鉴”这句话所以成立，即因它后面的功利逻辑被普遍认可。一般中国人，对了解汉唐以及康雍乾时期的清朝，肯定更为热心，因为它们强盛，最能满足我们光荣与自豪的感情。不过，历史比较好玩、有嚼头、耐人琢磨、发人深思的段落，通常不在强盛期。例如：魏晋和两宋相较先前的汉唐，都有些虚弱、绵软；然而，魏晋的情形比两汉有趣得多，两宋的内容其实也比唐代丰富，似乎都更能产出异样的思想与人物。以明朝的国势，在中国历史上，也算一个收缩期。单就版图看，跟之前的元朝、之后的清朝比，实在小得可怜。二百七十八年中，处境一直窝囊，休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大军动辄随意进出，摇撼京城，就是数千人、几百人的倭寇，也能够纵横东南为所欲为。明朝对于我们也许不是一个扬眉吐气的时代，然而它的意义，却只有两三个朝代堪比。它是中国帝制的晚期，文化上有一种集大成和尘埃落定的味道；同时，中国向近代的转型，不始自清末，实从明代开始。因此，明朝虽不显赫，却韵味十足。从二十年前选定明代文学为毕业论文题目起，我对明代的阅读即不曾中断，愈陷愈深，作为业余爱好延续至今。如今写此书，与职业、饭碗、职称无关，纯由兴趣来。
本书动笔的真正时间，应该追溯到2004年的夏秋。当时写了朱元璋，以《太祖元璋》为题呈交《大家》杂志副主编李锦雯女士，承不弃，于翌年第一期发表出来。原本，我尚无持续和集中从事这方面写作的计划，只是觉得兴之所至时，不妨写一点，下一篇还根本不知何时才会动笔。不久，敦煌文艺出版社物色类似的选题，找到李国文老师。国文老师因为看过《太祖元璋》，有不错的印象，乃以鼓励后进的热情，专门垂电，为我和敦煌文艺出版社牵线。在此，要向国文老师致以诚切谢意，若非他的推动，本书至今恐怕还只是装在我自己肚子里。
写了将近一年，基本每日不辍，保持着一二千字的进度，不徐不疾，慢慢也就积至四十万字。这当中，来自朋友的关问，使写作一直有愉悦的心境。
边写边改。写着后面，同时改着前面——总是发现有可改之处，将来肯定还是如此。
除《太祖元璋》外，朱棣和朱厚熜两部分，也已单独拿出来，由《钟山》杂志发表。朱厚照的一个片段，也在《长城》杂志发表。在此，向两家杂志主编贾兄梦炜、李兄秀龙致谢。
敦煌文艺出版社张兄国强作为本书责任编辑，阅校甚细，指谬纠误，于其他技术层面，献力更多，令人铭心难忘。
脱稿，付梓，二十年的一个心愿，算是了结。感谢所有支持了我的师友。
李洁非
2006年国庆日凌晨，云趣园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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