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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名： Presumed Innocent
作者：＇美＇ 斯考特·杜罗
译者：王一凡
第一章 开庭陈述
前言
我总是这样开始：
“我是检察官，我代表州政府。我来，是要向你们呈上一桩罪行的证据。你们要共同掂量这些证据，你们要慎重商议。你们要决定，这些证据能否证明被告有罪。”
“这个人——”这时候，我会伸出手，指着被告。
拉斯迪，你必须把被告指出来，约翰·怀特曾经这样对我说过。那是我刚到检察院上班的第一天，法警帮我录入了指纹，大法官领着我宣了誓，约翰·怀特带我去观摩了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的陪审团审判。那次，是奈德·哈尔西代表州政府进行开庭陈述，当他抬起手，指着坐在法庭对面的被告时，约翰·怀特在我耳边，悄悄地给我上了第一堂课。约翰说话的样子很有长辈的威严，不过，却在十点的清晨带着一股潮湿的酒气。那时，他还只是副检察长，是个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爱尔兰人。但那已经是差不多十二年前了，当时的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坐到他的位置。约翰·怀特轻声对我说道，如果你没有勇气指着被告，那你就别指望陪审团会有勇气定他的罪。
所以，我要指着被告。我伸出手，指着法庭的对面。我笔直地伸出一根手指，我盯着被告的眼睛。
我说：“我们对他提起控诉。”
被告会把头扭开，或者眨眨眼，或者没有任何反应。
一开始，我经常会开小差，想象坐在被告席上是怎样的感觉。他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在所有来听审的人面前承受着律师猛烈的攻击和谴责，但他心里却明白，自己在正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权利——例如，社会的信赖、尊重，甚至自由，都已经像寄存在法庭入口衣帽间的外套，也许永远都找不回来了。我能感觉到那种恐慌，那种灼烧般的沮丧，还有那种挥之不去的孤独。
而现在，就像矿物质沉积一样，在我的责任与义务中，一些更加坚固的东西在矿床中沉淀下来，而脆弱的感受已然渐渐流走——我要完成的是一份工作。我并没有变得冷漠，相信我。但这些起诉、审判、定罪的程序一直都在继续着，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齿轮，滚动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务之下。我要演好我的角色。我只是这个系统中一个小小的公务员，而这个系统才是唯一一个我们大家都认同的、分辨是非的系统，是一个本身也存在着善恶好坏的机构。我们应该消除的是它的缺陷，而不是它的程序。有人觉得，在经过年复一年的起诉、审判、被告们来了又去的过程之后，这一切也许会变得杂乱无章，但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
我转过身，面朝着陪审员。
“今天，你们——你们所有人，都将承担起作为公民最神圣的一项义务，你们的任务是找出事实真相。这个任务不轻松，我知道。记忆也许会模糊，回忆也许会扭曲，证据也许会指向不同的方向。有些事情似乎根本没人知道，又或者，根本没人愿意说出来，但你们却不得不作出决定。如果你们是在自己家里、在工作的单位、在你们平时会去的那些地方，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时，你们也许会感到压力，也许不想再努力，但在这里，你们必须坚持到底！”
“你们必须坚持到底！让我提醒你们，一桩罪案确确实实发生了，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儿。这是一桩真实的罪行，它带来了真实的伤痛。你们不需要告诉我们它发生的原因，毕竟，人们可能把自己真正的动机永远深埋心底。但至少，你们必须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你们无法判断，我们也就无法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应该获得自由还是应该接受惩罚，我们就无法知道这一切是谁的过错。如果找不出事情的真相，那我们对公平正义还能抱什么希望呢？！”
第二章 春 卡洛琳之死
第一节
“我应该更伤心一些。”雷蒙德·霍根说。
一开始，我以为他说的是他在葬礼上的致辞，因为他刚刚又看了一遍演说稿，正把两张提示卡放回自己蓝色毛呢西装的胸前口袋。但当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时，我才意识到，他说的其实是自己的心情。我们正在开往南城的路上，他坐在区检察院的别克车后座上，盯着窗外越来越拥挤的车流，露出陷入沉思的表情。我看着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个表情应该拍下来作为他今年竞选的照片：硬朗的五官，配上严肃、果决的表情，再加上一丝丝忧伤。他展示了这个悲伤都市中一种恬淡寡欲的气息，就像这片城区里最常见的灰暗砖墙和沥青屋顶一样。
在雷蒙德身边工作的人都会说，他看起来很不好。一年零八个月前，他和结婚三十年的妻子安妮分开了。他开始发福，脸上也时时挂着冷酷的表情，这说明，他终于到达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他开始明白，很多痛苦是无法消除的。一年前，大家还在打赌，雷蒙德已经没有动力，也没有兴趣再次竞选检察长的职位了，但他一直在等，等到初选正式开始的四个月前，他才宣布继续参选。有人说，是对权力和公众生活的欲望让他继续参与竞选，但我觉得，雷蒙德的动力大概还是来自于他对自己最大竞争对手尼可·德拉·戈迪亚的痛恨，要知道，尼可去年还不过是一名副检察官而已。但无论雷蒙德继续参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场竞选注定会非常艰难。在资金还充裕的时候，我们也请了一些参谋机构和媒体顾问，帮助我们处理竞选的事宜。三个性取向不明的年轻人对竞选照片之类的事非常看重，坚持要在全市四分之一的公交车车身上展示出雷蒙德的光辉形象。在那张照片中，雷蒙德露着甜蜜的笑容，想传达出一种硬汉式的幽默，但我却觉得那照片中的他看起来有点傻。这大概又是一个标志，说明雷蒙德已经有点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当他说他应该更伤心一些的时候，也是这个意思吧？！他是想说，自己似乎又一次错过了事态的悄然发展。
三天前，四月一号，雷蒙德喋喋不休地说起了卡洛琳·波尔希莫斯的死。
“我觉得，我根本没办法好好想这件事。一方面，尼可在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说得好像是我谋杀了她一样。那些戴着记者证的浑蛋个个都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出凶手，就连办公室里的秘书都会躲在厕所里偷偷地哭。而且，你知道吗，我还会时不时想起这个女人。唉，在她还没从法学院毕业，还只是个实习生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是我招她进来的，她为我工作。她聪明又漂亮，也是个很好的律师。但是，现在，天哪！有人闯进她家，她就这么死了。她就这样永别了吗？那凶手突袭了她，敲碎了她的脑袋。天哪！”雷蒙德又说了一遍，“这太让人伤心了。”
“没人闯进她家。”我终于开口了，我这突如其来、像是发表声明般的语调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雷蒙德这时正看着放在他膝盖上的一沓从办公室带来的文件，听到我的话，他抬起头，用一双敏锐而犀利的灰色眼睛盯着我。
“你怎么知道？”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我们发现她被绑了起来，死前还被强奸过。”雷蒙德接着说，“顺便说一句，如果是我去调查，绝对会从她的仇家和对头开始调查。”
“窗户没有打碎。”我说，“门锁也没有被撬开。”
就在这个时候，开着车的科迪突然从前排座位上转过身，加入了我们的对话。科迪是一位有三十年警龄的老警察，马上就要退休了，退休前主要就是帮雷蒙德开车。他今天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安静，没有跟我们唠叨他在马路上看到的什么流浪汉或者穷苦人。和雷蒙德不同——也和我不同——科迪总是喜欢让自己陷入悲伤。他今天看起来像是没睡好觉，脸上露出一种严肃而忧愁的表情。不知为何，我对卡洛琳公寓状况的描述勾起了他的兴趣。
“公寓里的每扇门、每扇窗都没有上锁。”他说，“她喜欢那样，那个女人以为自己生活在太平盛世里呢。”
“我觉得是有人在故布疑阵。”我对他们俩说，“我觉得凶手是在故意误导警方。”
“拜托，拉斯迪。”雷蒙德说，“我们要找的绝对是个流窜犯。这还需要福尔摩斯来破案吗？你别在查案的警察面前逞能，低调点，好好干自己的事。行吗？给我抓到凶手，我才能松一口气。”他朝我微笑着，一副温暖而充满理解的表情。雷蒙德想让我知道，他在努力支撑着。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一再强调抓住凶手的重要性，我都明白。
尼可在接受采访，发表对卡洛琳谋杀案的看法时，相当咄咄逼人、不留情面，“在过去十二年间，检察长雷蒙德对执法部门的松懈管理实际已经让他变成了这个城市犯罪分子的帮凶。这一次的悲剧就证明，他连自己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都难保。”尼可没有解释的是，如果雷蒙德真的那么能力低下，那十二年前他被雷蒙德任命为副检察官的事又该如何自圆其说呢？但政客们都是不解释的。再说，尼可在公开场合从来都不知廉耻，这也是他在政治圈里迅速成熟的原因之一。
无论尼可到底是不是真的成熟，很多人都认为，他不会赢得这次的初选。现在离初选只有十八天了，雷蒙德在过去十二年多的时间里，已经赢得了金德区一百五十万选民的好评。今年，他暂时还没有获得党内的支持，但这主要是因为很久以前和市长之间的一次派系斗争。雷蒙德的政治同盟们——这个圈子从来就不包括我——认为，再过一周半，等第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公布以后，党内的其他领导就能迫使市长改变立场，让雷蒙德获得党内的一致支持，在初选中稳操胜券，而在这个一党执政的小城，初选的胜利也就等于整个竞选的成功，雷蒙德继续任职四年就没有任何悬念了。
科迪从前排转过身来，说是已经快到一点了。雷蒙德心不在焉地点点头。科迪把这当作是默许，把手伸到仪表盘下面，打开了车上的警笛。警笛只响了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就像在这拥挤交通中的两个小逗号，但路上的小汽车和卡车纷纷让开了道，我们这辆黑色的别克便小心翼翼地往前开去。这里周边的房屋还是显得有点破落——陈旧的木板房、镶着玻璃碎片的栏杆，面色苍白的小孩子在街边玩着球和绳子之类的东西。我从小长大的地方离这里只有三个街区，当时，我们全家人住在二楼的一间公寓，楼下是我父亲开的面包店。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段阴暗的岁月。白天，我不上学的时候，就会和母亲在店里帮父亲的忙。晚上，父亲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我和母亲就躲在上了锁的房间里，我没有别的小朋友可以做玩伴。直到今天，这片地区也没有很大的改变，还是有很多像我爸爸那样的人：跟他一样的塞尔维亚人，还有乌克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这些外来民族的人们带着一种悲观的心态，过着各自平静的生活。
周五下午的交通太过拥挤，我们又被堵得死死的了。科迪正好把车开到一辆公交车后面，公交车正轰隆隆地喷着难闻的尾气。车身后面印着一张雷蒙德的竞选海报，海报上的他正朝我们头顶上方望去，脸有一两米宽，脸上倒霉的表情像某个电视脱口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