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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这样想的，卡洛琳觉得这个尼奥可能是因为同性恋被捕的。”我说。“我觉得，她这个方向可能是对的。”我指着她写的备注，她写下了州刑法法典中社会公德部分一些规定的编号，还在旁边打了个问号。“你还记得以前在城郊小树林的那次突击扫荡吗？应该差不多是那时候，我们当时抓来的人都是一车一车装的，而且这个案子被分到了北区分局，是不是？”
利普兰泽在点头，一切都对得上号。那个案子确实有些令人尴尬，难怪尼奥要努力遮掩。从时间上来说，也是对的。在雷蒙德第一任任期内，他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如果性犯罪案的双方当事人都是你情我愿的成年人，那么基本上会既往不咎。警察把案子递来，但我们一般都不会起诉。到了雷蒙德开始为第二次就任竞选时，有一些群体，尤其是妓女和同性恋，已经有了很浩大的声势，基本上快失控了。那些同性恋经常在城郊的小树林进行各种不堪入目的活动，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普通家庭在周末的大中午都不敢去那里，生怕小孩子们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很多人到警局投诉，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光天化日之下在野餐桌上发生的不端行为，妈妈们会特别强调，那可是别人还要吃东西的地方呢。当时，距离雷蒙德参加竞选还有九个月，我们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联合整治行动。每天晚上，都有几十个人会被警方逮捕，往往还是被抓个现行。他们的案子一般都判定为法庭监管，也就是说，只要肯认错，基本上都能消除记录，之后，这些人也就消失不见了。
但这正是问题所在。利普兰泽和我都意识到，要找到这个尼奥非常困难。那年夏天被警方逮捕的总人数大概有四百多，而我们连尼奥是不是他的真名都不知道。卡洛琳的调查有没有结果，档案中没有任何记录。记录单上的日期表明，她是在被杀前五个月拿到这份档案的，她写的备注中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在那张纸的一角，她写了“尼奥”两个字，然后在下面画了很多道横线。再往下一点儿，她写了一个“利昂”。一开始，我没看明白，后来我想到，她一定是觉得尼奥应该只是化名，而真名很可能是和尼奥谐音的两个字，比如“利昂”。最后，在纸的最下角，她又写了另外一个名字——“肯尼利”，还有他所属的分局。肯尼利全名叫利昂内尔·肯尼利，是名很好的警察，现在已经是警长了。我们在办“暗夜圣徒”的案子时一起工作过。他当时在警局三十二分局负责巡逻，而该警局的案子一般都是在检察院北区分局举行听证的。
“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案子。”我对利普兰泽说。我想象不出雷蒙德不告诉我这件事是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最终会落在卡洛琳手里，因为卡洛琳根本就不在检察院的反腐部门工作。我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久，最后得出一个令人伤心的结论：我对雷蒙德·霍根的信任在减退的同时，他对我的信任也一样在消失。
利普兰泽耸了耸肩，“雷蒙德怎么跟你说的？”
“我还没来得及问他。现在离竞选只差十二天了，现在是全天二十四小时紧张状态。”
“那这个肯尼利呢？他怎么说？”
“他休假了。”
“嗯，你最好去和他谈谈。我去找他，他什么都不会说的，我们俩相互都有点看不惯。”
利普兰泽和警局里很多人都相处得不好，但我总觉得不应该包括肯尼利，因为肯尼利确实是名好警察。不过，他们之间的矛盾利普兰泽之前曾经跟我说过。
利普兰泽准备走了，但又折回办公室。我刚出门去找尤金妮亚，利普兰泽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住，他关上我刚刚打开的门。
“还有一件事。”他直直地盯着我，“我们已经拿到她的通话记录了。”
“然后呢？”
“没什么重要发现。我们只想找出过去六个月里，她打过三次以上电话的通话记录。”
“结果呢？”
“我查看记录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号码是你的。”
“办公室这里的？”我问。
利普兰泽的脸上露出一种特别勉强的表情。
“你家里的。”他说，“去年十月，差不多那时候吧。”
我正要告诉他这不可能，卡洛琳从来不会往我家里打电话，但我突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是我从卡洛琳家里往自己家里打的那些电话。我向我妻子撒谎，说这个案子真是没完没了，又加班晚了，我就在办公室吃晚饭了。
利普兰泽看着我思前想后的样子，他的眼神显得很平静。
“拜托你不要深究了！”最后我终于说，“如果巴巴拉看到了这份电话记录，她会怒火冲天的。尤其是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利普兰泽，请你不要再查下去了，我感激不尽。”
他点点头，但我看得出来，他还是觉得不对劲。我跟利普兰泽之间别的且不说，最起码一直都觉得对方是很聪明的人，但他刚刚用那双灰色眼睛盯着我的时候，我知道，我让他失望了，他盯了那么久，让我觉得他已经开始对我们的友谊失去了信心。
第九节
“最后。”我告诉罗宾森，“我们还是不得不让温德尔·麦克加芬出庭作证。”他的证词是对抗他父亲证词的唯一武器，于是，我们叫来了这个孩子。卡洛琳在庭上的表现非常出色，她穿了一套深蓝色的正装，米色的衬衫，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绸缎蝴蝶结，她站在温德尔旁边，温德尔坐在证人席的橡木椅子上，脚连地板都够不到，整个法庭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后来，你妈妈做了什么，温德尔？”
他要了一杯水。
“你妈妈把你带到地下室以后，温德尔，她做了什么？”
“不好的事情。”他说。
“是这个吗？”卡洛琳走到证物桌旁，桌上摆着一把满是油污的黑色老虎钳，老虎钳比温德尔的手脚还要粗。
“嗯。”
“她弄疼你了吗？”
“嗯。”
“你哭了吗？”
“嗯。”温德尔又喝了更多的水，然后补充说，“我拼命哭呢。”
“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后，卡洛琳温柔地说出了这句话。
温德尔便说：“她让我躺下。我拼命尖叫、拼命哭。我哭啊哭，但妈妈不准我哭。最后我还是自己躺下了，妈妈让我别叫了。”
温德尔一边说，一边荡着脚，手里还紧紧地抓着布娃娃。他按照卡洛琳和马丁利教他的那样，一眼都没有看他妈妈。在交叉询问的时候，斯特恩基本上没问什么，他只是问温德尔见过卡洛琳多少次，问他爱不爱他妈妈，这导致温德尔又要了更多的水。其实，在场的每个人都明白，这个孩子说的都是实话，倒不是因为他的表现很熟练，或是情绪特别激动，而是因为在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里都有一种感觉，一种真实、铁证如山的感觉，让人不由得不相信。温德尔用他的勇气征服了每一个人。
我代表区检察院进行结案陈词时，内心是那么激动，我朝前走去，却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有那么一瞬间，我充满了恐慌，我怕我会无话可说，但我最终还是控制住情绪，开始慷慨激昂地为这个孩子辩护。我说：“他之前时时刻刻都生活在绝望和不确定中，他和我们一样，都需要爱，但得到的却只有冷漠、残酷和折磨。”
然后，我们就开始等陪审团作出决定，这个过程大概是庭审中最令人提心吊胆的了。我没办法集中精力，连清理办公桌、回电话、看报告这些最简单的事，我都没心思去做，最后，我走到办公楼大厅，拉住任何一个随口问我案子进展怎样的人，唠唠叨叨地对他们说起了我们在庭上的辩词和证据。大概四点的时候，卡洛琳来找我，说她要去莫顿商场退点东西，我自告奋勇陪她一起。我们离开办公楼时，开始下雨了，瓢泼大雨，狂风把雨线吹得歪歪斜斜，充满了寒冬的感觉。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纷纷低着头。卡洛琳把她买的一个玻璃碗退了，然后我们又重新走回到雨中。风越刮越猛，卡洛琳在说话的时候差不多是在大声喊，我们一起撑着一把伞，我伸出一只手搂住她，她靠在我身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失去了控制，我们就这样走了好远、好远，但什么话都没有说，最后，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听我说。”我又说了一遍，“听我说。”
卡洛琳穿着高跟鞋，快到一米八，比我还高出两三厘米，当她把脸转过来时，差不多是在俯视着我。在白天的自然光线下，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脸，虽然她积极锻炼、注重保养，努力掩饰着自己的年龄，但这已经不是一张年轻女子的脸了，这是一张年过四十的脸，她的眼角可以明显看出擦过粉的痕迹，皮肤也透着一种憔悴、粗糙的感觉。但不知怎么回事，我却觉得这样的她更加真实。这就是我的生活，而这一切正在发生。
我说：“我一直在想你说过的一句话。你那天晚上告诉我，现在还不行，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看着我，摇摇头，好像在说她也不知道，但她脸上的表情却那么复杂，她抿起嘴，忍住笑。
就在这时，风又突然变大了，我拉着她躲进一条巷子避风。前面是格瑞森大街，两边的商店门口种着高大而茂密的榆树。
我说：“无论我的感觉有多么绝望、多么可怜、多么微弱，我们之间确实是有点什么的，是吗？难道是我疯了吗？我这样想是不是疯了啊？”
“我不觉得你疯了。”
“你不觉得？”
“对。”
“哦。”我说。
她还是那么妩媚地笑着，她伸出手，挽住我的胳臂，把我拉回到了大街上。
陪审团在七点之前回来了，宣布温德尔母亲的所有罪名成立。雷蒙德一直待在办公室里等着，结果出来后，他和我们走到楼下，接受媒体采访。在办公楼里，媒体记者是不允许在一楼大厅以外的地方进行采访的。采访结束后，雷蒙德带我们去喝了几杯。他还约了别人，八点半的时候就走了，只剩下我和卡洛琳坐在酒吧后面的一个小包厢里，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喝酒，喝得越来越醉、越来越恍惚。我告诉她，她是多么出色，我都不记得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大概是看了太多电视和电影中的亲密场景，使得我们置身其中时，反而不知所措了。我们觉得这样的时候，应该是激情四溢的，应该是呼吸急促、四目相对的，那种感觉应该是无与伦比、惊心动魄的。
但最后，我们只是很安静地坐着，像电影里举止优雅的情侣，大概也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吧。空气中充满一种紧张的气氛，我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我没办法安心坐着，没办法张口说话，也没办法端起酒杯。我觉得我并不想点东西吃，但手上又确实拿着菜单，仿佛是为了让目光有个停留的地方，又像是个拿着丝绸扇子半遮半掩的风情女子。卡洛琳的手放在桌子下面，离我很近。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了解你。”
“什么？”她问。我们本来就坐得很近，但她一定是靠得更近了一些，因为我说话的声音是如此温柔，我还能闻到她嘴里的酒气。
“在这个案子之前，在这开始之前，我并不了解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