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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对他说。
“马格纽森法官的日程安排得太满了，我们的听证被放到了最后面。”他说的是他目前在处理的另外一个案子，显然，他已经在法庭上等了很久，但案子一直迟迟没有定论，“拉斯迪，如果肯普和你一起去参加听证，你介不介意？”他开始给我解释原因，但我打断了他。
“没问题。”
“太好了。现在，我们先看看你的老朋友尼可送过来的这些东西吧。你一般叫他什么？”
“拖拉王。”
斯特恩显然有点意外。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叫尼可，但又不太好意思问我原因。他脱下外套，让秘书送杯咖啡来。秘书把咖啡端来了，还拿来一个大的水晶烟灰缸。
他说：“我们现在清楚尼可到底是想立什么样的案子了吗？”
“我认为清楚了。”
“那好，说来听听。如果你是尼可，用三十秒钟说说你打算怎么做开庭陈述。”
我那天从雷蒙德的办公室出来以后，不到三四个钟头，就找到了斯特恩，我让他当我的辩护律师。他告诉我他的收费标准是预付款两万五千美元，庭外咨询的收费是每小时一百五十美元，出庭的收费是每小时三百美元，如果最后打赢了官司，余下的钱款会归还给我，这只是对我个人的优惠。他让我不要再对任何人说起案子的事，尤其是不要对检方再口出恶言。他让我尽量躲开记者，同时坚持不要辞职。他说，这一切都非常可怕，让他想起了自己在拉丁美洲度过的童年时期。他还告诉我，根据我过去的经历背景，他有信心这一切都能顺利解决。但是，桑迪·斯特恩，这个我曾经共事过十二年的人，这个无论大小事情都会听取我建议的人，却从来没问过我，到底卡洛琳是不是我杀的。他问了我很多细节问题，有一次，还非常突然地问我有没有和卡洛琳发生过性关系，我直接地回答他有。但是，他却从来没有问过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和其他人倒是都一样，就连一直表示坚信我清白的巴巴拉也从来没有直接问过我那个问题。大家都让我坚持到底，他们都很小心，甚至是有点躲避，但没有人有胆量问出那个问题。其实我知道，那个问题盘旋在每个人的脑海之中。
对斯特恩来说，这种不直接的态度倒很像他一贯的作风，他总是用这种严肃把自己包裹起来。但我知道，原因不仅仅在于此。他不想问，也许是不确定我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在刑事案件中，大家都知道，被告是很少会说实话的，这就像重力定律一样，是个常识。警察、检察官、被告律师、法官，大家都知道，被告会撒谎。他们撒得一本正经，但手心还是会出汗，眼睛还是会乱转。他们经常装出小学生一样的无辜表情，仿佛是不敢相信居然有人会怀疑自己。他们用撒谎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亲朋好友。有时候，他们撒谎就是为了好玩，又或者是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谎言之中。在大的事情上，在小的细节上，在谁想了什么，谁做了什么，谁应该负责等问题上，他们都会撒谎。这是所有被告的通病。对警察撒谎、对律师撒谎、对审理案子的法官撒谎，如果被定了罪，对保释官要撒谎，对牢里的狱友也要撒谎。要不断宣称自己的清白，让所有人都对自己是否真的有罪将信将疑，也许事情有一天会出现转机。
所以，斯特恩如果毫无保留地相信了我所说的一切，那也是有违他的职业敏感的，所以，他选择不问。这还有一个好处，如果我们找到了新的证据，而这新的证据与我曾经对斯特恩说过的话是直接矛盾的，那么，按照律师的道德操守，他可能要阻止我上庭作证。因此，在斯特恩询问我之前，我最好是先了解检方掌握的一切证据。在这样一个人人都会撒谎的体制中，斯特恩是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而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庭上陈述更理智一些。他不想被我误导，也不想被任何匆忙中作出的决定所约束。随着审理过程的进一步深入，他会需要知道更多的信息，到那个时候，他大概就会问我那个问题了，而我也绝对会告诉他答案。目前，斯特恩认为，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旁敲侧击。
“尼可大概是这样想的。”我说，“拉斯迪一直疯狂地爱着卡洛琳，他无法对她忘怀，所以他给她家里打电话说他一定要见到她。那天晚上，他知道他妻子会出门，所以他打算悄悄去见卡洛琳，他打了电话，哀求要见她，卡洛琳终于同意了。两个人重温了一下过去的美好时光，但后来，事情出了差错。也许是拉斯迪嫉妒卡洛琳和别人在一起，也许是卡洛琳说他们以后都不应该再见面了，不管是什么原因，拉斯迪想要的卡洛琳给不了，拉斯迪就发疯了。他用一个很重的东西打了卡洛琳，然后把现场布置成强奸案的样子。拉斯迪自己是检察官，他知道，这样警方的怀疑对象就会大大增多。他把卡洛琳绑起来，又把门窗打开，让现场看上去像是有人偷溜进来然后又走了，最后也是最残忍的地方，他把她阴道里的子宫帽拿了出来，这样，就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卡洛琳死前的这次性关系是双方你情我愿的了。当然，就像所有的坏蛋一样，拉斯迪还是犯了几个错误。他忘记了他一进屋喝过酒，把酒杯忘在了吧台上。他还没有想到，也许是没有意识到，化学鉴定居然能查出杀精剂的成分。但我们都知道，是他杀死了这个女人，否则他不会撒谎，他从来没有说过在谋杀案发生的当晚自己到底在哪里。所有的证物能够证明，他就是凶手。”
说完这番话，我反而觉得轻松了。对于案件的冷静分析早已经是我的生活、我的思维的一部分，在说这些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紧张，甚至都没有感到担心。刑事犯罪案的世界自有一套冷漠无情的法则，我说完这番话，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过来，又成了一名司法执法人员，就像是用显微镜研究病毒的科学家。
我继续说了下去。
“这大概就是尼可的想法了。在犯罪动机的问题上，他可能还会大做一番文章。他可能会说，拉斯迪一开始就打算，如果卡洛琳不肯同自己重修旧好，就把她置于死地，所以，他会选择自己恰好有不在场证据的那天晚上。他大概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不能得到你，那你也别想活下去了。不过这还要取决于证物。他可能不会把话说得这么绝对，但基本的意思差不多。你认为我说得对吗？”
斯特恩盯着自己的雪茄烟。几周前，他曾经告诉我，他抽的雪茄都是古巴产的，他以前的一个客户送给他的，他没有问是怎么买到的。烟外面的包装纸是深棕色的，烧得很干净，有时还能看到烟灰里有烟叶的叶脉。
“很有道理。”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关于犯罪动机的证据还不是很充分。在一个主要是间接证据的案件中，动机往往是最关键的。而你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尼可的对手，这实际上对检方就更加不利了。你大概认为自己并不是政治圈的人，法官可不像你这么想。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也不应该对法官这么说。况且，还有证据表明你和新任检察长之间关系很紧张，因为你曾经亲自开除了他。但如果尼可不是自己在处理这个案子，这件事倒也不是很重要了。”
“不可能！”我说，“尼可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出风头的机会。”
斯特恩抽了一口雪茄烟，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我也这么认为，所以，我们还有些优势。这些事实会让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产生疑问，而在一个只有间接证据的案子中，这样的疑问非常关键，你我都知道，法官对这样的案子是没有任何偏向的。但不管怎样，拉斯迪，老实说，目前的证据总体来讲对你很不利。”
斯特恩又接着说了下去，但他最后的那句话，却让我心头一紧，我曾经也对自己说过同样的话，但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让我更加清醒了，证据对我很不利。
“我们必须小心行事。我知道，这个案子让你压力很大，很难受，但是，拉斯迪，你现在必须用理智思考。你要告诉我这个案子里的每一处错误，每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弱点。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地分析每一项证据、每一个证人，一遍又一遍。我们不能从明天开始，我们必须从今天、从现在就开始。我们找到的薄弱环节越多，赢的机会才越大，尼可需要解释的越多，他也就越难解释清楚。你要从你专业的经验来分析，你要记住，尼可解释不清的每一处细节都会增加你无罪释放的机会。”
虽然我已经很坚强了，但他这段话中的一个词还是让我深深震撼。那个词就是：机会。
斯特恩让杰米·肯普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为了帮助我节省律师费用的开支，斯特恩同意让我帮肯普做一些研究和调查，但我必须在他的监督下行动。我和肯普一起分析了各种证据，结果我出乎意料地发现，我很满意这样的合作。肯普是斯特恩的助手，工作才一年左右，我后来慢慢了解到他的经历。他曾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摇滚乐队的吉他手，他们说他还出过唱片，办过巡演，后来名气下滑，他就去考了耶鲁法学院。我曾经在检察院和他合作过两三次，都很顺利，不过大家都说，他还是有点冒冒失失、骄傲自大，大概是对自己帅气英俊的外表和一辈子的好运气很有自信吧。尽管他乐观得有点天真，但我还是很喜欢他。
“首先。”斯特恩说，“我们必须解释好不在场证明。”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将会正式通知检方，我曾经在雷蒙德的办公室明确说过，在卡洛琳被杀的当晚我在自己家里。但在理论上，这一立场大概也就让我失去了一个绝佳的借口，我不能再说我当晚曾经出于别的原因见过卡洛琳了。一连几周，我都担心斯特恩会想出什么理由，不让我坚持这一不在场证词，但后来我放心了，斯特恩显然也已经意识到，现在再改变立场已经太困难了。我们还必须想出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解释我在那个黑色星期三的失常表现——我为什么会撒谎，我为什么对我的老板、我的朋友，还有两个新上任的检察官大发雷霆。
斯特恩把纸箱拖过去，开始整理里面的文件，他从最上面的物证资料开始。
“我们先来看看最关键的。”斯特恩说，“就是那只玻璃杯。”肯普找来了指纹验证报告的复印件，我们三个一起看着，计算机房的人是在选举的前一天得出指纹比对报告的。当时，波尔卡罗正和尼可暗中勾结，莫拉诺和他们也是一伙，这份报告一定是直接被送到了莫拉诺那里，然后尼可也知道了。所以，那个星期三在雷蒙德的办公室，尼可说他在选举期间就已经掌握了重要的证据，但并没有公开。我猜，他是想最后关头再制造轰动。
报告中简要地说，从杯子上验出了我的右手大拇指和中指的指纹，还有一枚指纹则不知道是谁的。不是我的，也不是卡洛琳的，很有可能是最先到达犯罪现场的某个人的：比如，接到报警后首先到卡洛琳家的巡警，他们总是喜欢在凶杀案警察到达之前碰碰这个，摸摸那个，也有可能是首先发现尸体的公寓管理员，或者是医疗急救人员，甚至可能是个记者。但不管怎样，尼可如果真要解释清楚这个细节，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