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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击打，而是用左手反向击打，击中受害者的左额部。”她又把左手横过自己的身体，“就像这样。”她的手臂横过前胸反向挥舞过来。
我把手举了起来，尝试着模拟杨静静的动作。
“反向击打，从人体生理学构造，关节屈伸，还有肌肉牵引力的作用，一定是手横过身体，与肩膀平行的时候是最能够集中力量的。”我尝试着用行动来印证她的手法，果然，不在平行的位置上，怎么样都不顺手。
“那为什么会出现两个不同形状的伤口呢？”我问道。
“因为身高，”杨静静继续说着，“冯天天只有一米六二，而何久安虽瘦却有一米八六，凶手的身高介于两者之间，所以在反向击打时，两个受害者的伤口着力方向，一个是自上而下，另一个恰恰相反——当然，我说的这种只是常理下的推论，供你们参考用。”
我仔细消化着杨静静的话，想了一会儿基本明白，杨静静用比较专业的术语来解释这个现象，所以有点儿绕，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通过常人抄棍子挥打别人时所顺手的姿势，来判断凶手是个左撇子，并加以隐瞒，因为顺向挥打，怎样都比反向要得心应手得多，按照她的说法，凶手没必要来冒这个险。
第六章 老A
杨静静所说的这些，给了我们更多凶手的信息。我继续琢磨着她的话，似乎找不出什么破绽，凶手很有可能就如她所说的。
我们继续在房间里观察着，按照杨静静分析的现场，模拟整个过程。我走近地上有血迹的卧室门口，卧室在一条过道的顶端，我左转正对着卧室门，有了一个新的答案，凶手不是在门外，而是在卧室里等着受害者进来然后挥打棍子的，因为卧室门外，我的右手边紧靠着墙，根本没有空间挥起棍子。
一切都如她说，似乎换了别种可能都是不成立的。我抬眼看了下杨静静，她正在低头整理着资料。说实话当时我突然就对她刮目相看了，必要的时候，理论知识还是很有用处的，这些玩意儿，任凭经验再丰富的刑警，靠自己去推理，是永远也推不出来的。
我回忆着在冯天天家时，是否也符合这个结果，但是想了一会儿，觉得有些不对。法医解剖和现场环境放在一起考虑，有个不起眼又很简单的破绽露了出来。更要命的是，如果这就是真相，那么和这个房间有着相同格局的冯天天的家，也该证明凶手是在卧室里袭击她的？
周炳国看我在卧室门口不停地比画，感到好奇，走了过来，我跟他说了我的想法，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何久安还好解释，凶手先进来躲在卧室里，但冯天天呢？她是晚上两点遇害的，从卧室出门遭到袭击才合理，否则就说不通了，凶手难道是一直躲在卧室里不动，等她半夜起夜回来才下手？或者趁着冯天天去厕所，然后躲进卧室？”我问道，这话的意思是在反对杨静静的推理。
“你说得没错。”周炳国看着我。
“是吧，我就说有问题。”听见周炳国也支持我的看法，我心里更有底了。
“不是，我没说你，我是说法医说得没错。”
“什么？难道说凶手躲在冯天天的卧室里，等着她起夜回来？”
“冯天天不是半夜两点遭袭的？凶手在她出去跑步时，就潜入了她家，等她一回来洗完澡回卧室的时候就遭袭了，那时候应该是在晚上11点多钟。”
“可验尸报告明明是说，她的死亡时间是在两点以后？”
“因为冯天天遭袭了之后，没有马上死亡，两小时之后，她才被封上封箱带窒息而死的。”
我接着消化周炳国的解释，这点倒是可以说明凶手不是爬进厕所的时候，恰逢冯天天起夜。但问题是，现场既没有强奸、侮辱尸体，也没有翻动过的痕迹，那么这个神经病难道坐着看昏迷中的受害者两个多小时才下手的？我把这个问题抛了出来。
“他可以做很多事儿，”周炳国接着说，“而且我相信这两小时所做的事情，对他来说，比杀人本身更有意义，它是和尸体摆放的诡异姿势成为一体的。”
“那他究竟在干吗呢？”周炳国欲言又止，他走到床边那滴墨汁的边上，看了看若有所思，然后抬起头，“现在还不好说，等我找到更多的证据，再来说明。”
周炳国照常卖着他的关子，我们也不好强求什么，心里却像被吊着似的难受。大伙儿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准备收队。我磨磨蹭蹭地跟在周炳国的身后，想趁没人的时候，再问问他的猜测。下了楼，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一个个上车，自己站在街的一边抽烟，周炳国站到我的身边，我刚想问他，不料他倒先说话了。
“有机会，从侧面查一查闫磊。”
我有点儿不舒服，尽管系统内部人作案，已经被提上了桌面。可怀疑对象如果成了闫磊，那么必然是最糟糕的一种局面。我们岂不是一直在与狼共舞？我又琢磨了下闫磊，年龄和身材都和周炳国所预判的相符，他不会毫无缘故地怀疑自己人。
如果抛开一切作案动机和离奇程度，闫磊真的是凶手，这必然是我有生以来看到过的最大的黑色幽默，凶手一直是在自己查自己？怎么可能会有结果。
我在想周炳国为什么突然一下子提出了这个怀疑，想必是和杨静静的结论有关。闫磊也是个左撇子，而且要不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碰到手了，我们都还意识不到。
现在我们坐在车里，已经和周炳国分兵两路，他和张凡双去局里整理资料，而我则跟着闫磊去趟印刷厂，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何久安的家离工作地点不远。按照他的身份，很有可能是下岗再就业，由街道的劳动介绍所介绍到这儿来工作的，所以骑自行车也就是十五分钟的路程。
一个胖乎乎的自称是厂长的人对我们说：“何久安这人话不多，而且又是个临时按件计酬的搬运工，所以我还真不是很了解。和他走得最近的是他的搭档，也是临时工，叫管文明，现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我们坐在厂长办公室里，等了二十多分钟，门外传来脚步声。管文明来了。他站在门口，唯唯诺诺地看着我们，然后问好，像一个犯了错误的中学生小心翼翼地踏进了门。因为我们在的缘故，厂长的热情显得有点儿做作：“来来来，老管，赶紧来坐，公安局的两位同志想跟你了解点儿情况。”
我看着管文明，他的脚好像有问题，走路一斜一拐，像是个瘸子，坐到我们的对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不会有危险吧？”
这个可怜的男人，以为凶手是冲着印刷厂或者他们临时工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闫磊顺着这个话题问下去，不愧是刑警，知道如何顺着对方的思路套话来寻找。
“也没什么，”管文明有点儿惊慌，“没别的意思，我只是问问，老何怎么突然一下子就被人杀了？我跟他其实也不是很熟，仅仅是因为同事关系，所以才偶尔一起喝喝酒。”
他撇关系撇得很快，基本没回答闫磊的问题。“你别紧张，”闫磊安慰着他，“就我们调查下来的结果，和你没什么关系，即使凶手抓不着，也不会找上你，再说我们也不是吃干饭的。”
听了闫磊的安慰，管文明似乎放松了一点儿。和我们大致谈了谈何久安的情况。何久安还真是个话不多的人，以前是机械厂的工人，下岗之后在家待了几年，因为老实本分，所以做了几次小生意都亏了。他老婆不是本地人，同样老实巴交，居委会安排她在小区里打扫卫生。他们有个女儿，上初二，学习中等，没听说闯过什么祸。
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基本把何久安的工作情况聊了个透彻。他的生活两点一线，印刷厂和家，除了偶尔和管文明喝过酒，基本没其他的业余活动。这样的人，如果被凶手盯上，应该很快就能被摸索出生活规律吧。
只是这个何久安一定死不瞑目，他可能永远都明白不了，导致他飞来横祸的，居然是他起了个悲催的名字。谈完之后，我们起身要走。“再坐一会儿呗。”厂长拉着我们，又给我们的水杯里续了茶，顺带给管文明也倒了一杯。
管文明拿起来喝了一口，我这才发现，原来他也是个左撇子。回到市局之后，天已大亮，暖阳分外喜人，可我依然心情郁闷。中午过后，印刷厂的调查没有线索，刑警队大部分人出去接着忙活了，我继续想着如何完成周炳国的嘱咐——注意闫磊的事儿。
对于系统内部人员的调查还在默默地进行，我查找着调查记录。当然，我并不奢望能够立即找到证据，只希望能有些线索就好。我把文件摞成一排，然后起身到饮水机边接水，一边接着水，一边用余光看着队里其他人，他们正在忙自己的事儿，我把茶杯放在饮水机上，出了门，右拐上了楼梯。
这是截木制的楼梯，我来到四楼。走廊上没有人。我要去的目的地是倒数第三间，市公安局的档案室。
门是虚掩着的，我走过没停，里面的小姑娘坐在桌前埋头写字，我没有任何机会。
我走到了走廊尽头，边上的办公室里没有人，想了会儿，顿时有了主意。
我做贼似的走了进去，拿起电话，然后查看了档案室的电话，拨过去，响了两下通了。
“赶紧到刑警队来一下。”我劈头盖脸地说。
“什么？”
“赶紧来一下，有急事！”我的语速飞快，趁着她还没有辨认出我的声音，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站起身来，出门走向档案室，心想，她一定得出来。离档案室还有三四米，她果然上当了，似乎脚步还挺焦急，我迎了上去。
“我来找当年案子的档案。”我说。
她转脸看看我：“哦，是马路啊。”她认出我来了，“现在要？”
“嗯，挺急的，怎么，你要出门？”
她面露难色，犹豫着该先做什么。
“什么事儿？”
“刚刚不知道谁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去趟楼下。”
“没事儿，你去吧，”我大度地说，“我在这儿等你。”她仍然在犹豫。
“真没事儿，我在这儿等着。”
她想了一会儿，作了决定：“行，那你先进去坐会儿，我马上回来。”
这铁架子上的档案一摞一摞，横杠上贴着编号，这些编号以数字开头，1997、1996之类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归档的。只得从中间开始，随便取出一本，上面登记的是2002年的一起盗窃案，然后我走到左边再拿出一本，是2003年的案子，我估摸着是按照常规，以年代来编码的。
调查刑警队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应该是在最外面。我不得不返回来，一本本翻看最新的档案袋。查了一遍，居然没有。我有点儿纳闷，突然意识到一个浅显的问题，刑警队自查的档案会不会不留在档案室里？这是个方向性错误。
没准儿他们什么也没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或者所有的笔录都还在局长办公室里？我不知道。但这种可能还是很大的。病急乱投医，我有些丧气，心里想着很有可能是一阵白忙。我走回门口，转头又看见窗户旁还有个小铁架。
小铁架上也放着一堆文件。信封比架子上的那些要小，我看看门外，然后走了过去。迅速地取出一件，打开来看。上面写着内参两个字，我一阵欣喜，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要找的文件，全放在这儿呢。内部自查的档案，一定也在里面。我按照档案上的标题往下翻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