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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了第三次，赵长顺就没什么好脸子给他看了，赵长顺在边上咳嗽，老A走到哪儿，他就一直站在一米之外的地方盯着，老A前脚离开原来的位置，赵长顺就上去重新把那些他动过的货摆整齐。
其实老A并没把货弄乱，但很明显，赵长顺是想找个法子赶老A走。这生意做的不是人气儿，不是店里人越多，越能招揽顾客。现实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往往碍于面子，看见店里有陌生人在，就绕道而行的。
老A感觉到了赵长顺的潜台词，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最后还是悻悻地走了，这说明老A还是拎得清的。赵长顺一直送他到门口，看着他骑上了三轮车，车上堆满了空饮料瓶……
整个催眠过程共花去两个多小时，在确信挖不出什么东西了之后，周炳国又把赵长顺唤醒过来。整个回忆过程显得细致详尽，尽管大部分对警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最后一个信息，还是对我们有着很大的提示作用。
“三轮车上堆满了饮料瓶？”闫磊问道，“难道是饮料公司的运水工？”
“那也未必，”周炳国顿了顿，“也有可能是收破烂的。”
又是一条崭新的线索。闫磊带着我们重新走访了一回当年发现尸体的窨井。时过境迁，出了那档子事儿之后，窨井早就被埋了。吴老二的棺材也被挖出来换了地方。我们在事发地点的小区附近走了一圈，然后直奔目的地，一家中等规模的废品收购站。
周炳国把那个蹬着三轮车，车上全是饮料瓶子的男人定义成收破烂的。这个猜想很快被证实靠谱，因为那个收购站历史悠久，当年几乎包掉了所有拾荒者的销路。一来二去，是个人都会对这块地界熟悉起来。
抛尸地点偏僻隐秘，而且也算是被存封的市政废弃工程，不熟悉的人光靠自己摸，几乎很难有机遇碰巧遇到这个天然的藏尸地，这也是把凶手指定为拾荒者最重要的证据。可前期的判断呢？
这案子蹊跷得很，从最初的记者，到后来的系统内部人员，再到现在的捡破烂的，简直就是风牛马不相及。别说闫磊，就是我，也会对周炳国的判断产生怀疑。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关联？”周炳国同样也意识到自己屡屡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更要命的是，似乎每一条线索都是可以走得通的。
“那怎么办？”我问道，我当然还是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一有线索就走一步看一步地深挖下去。
“不管怎么说，总得先去见见那个废品回收站的老板。”
老板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基本已经不做生意了，业务由他的儿子全权打理，也算是子承父业吧。等我们把那个老头儿找到，才意识到侦查范围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全市现有收破烂的就得有几千人，更别说往前上溯十几年了，等于是从原来的大海捞针，又被带到了另一片海域里接着捞。
“有没有结过婚的？或者这买卖做得挺顺，后来又去干别的去的？”
老头儿正坐在门前的椅子上品茶，看了周炳国一眼：“别小看收破烂的，除了脏点儿，可是个俏活儿，但凡干够五年以上的，身边都能找着个女人，你说的这些到处都是。”
周炳国给出的范围太大，根本无法从这么大一堆人中锁定目标。
“一个捡破烂的，怎么可能知道冯天天和何久安？不看书，不看报的。”闫磊也提出了疑问，似乎对周炳国的信任感又降了下来。
周炳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那滴墨汁！”
“什么？”
“那滴墨汁，何久安家床上的那滴墨汁。”
我没明白周炳国这话是什么意思，隔了好半天才想起来周炳国在何久安家的床边，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那个时候貌似他就已经有头绪了，只是还没有把握，所以才没说出口。我没有接他的话，而是竖着耳朵，等着他来解释。
“冯天天与何久安的死，证明了这凶手一直都在默默地看着我们，而且不会被怀疑，所以我们才会把怀疑的对象放到记者身上，对吗？”
“没错，”闫磊点点头，“可记者现在不是已经被排除了吗？”
周炳国接着往下说：“我还记得李舒然和我们对凶手的心理分析，我们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他会认为凶手有上进心，对吗？”这回闫磊没有做声，这个问题他显然回答不了。
“我们前面也分析过，从一个收破烂的一跃成为记者或者是系统内部的人，基本是不可能的。”
这个倒是没错。“但漏掉了某点，有上进心是一码事儿，能不能实现理想是另一码事儿。”
“你的意思是说，他想当警察或者记者，一直没当成？”闫磊尝试着问道。
“不排除这种可能。”
“那究竟是记者，还是警察呢？”
“答案就在那滴墨汁。”周炳国说道。
“墨汁？”
“没错，你们再仔细回忆回忆，凶手杀人的时候都出现过什么？”
我这下反应过来了：“墨汁代表笔，十年前的死者都被留下照片，照相机，他想当的是一名记者！”我差点儿尖叫出来。
“通过法医鉴定和现场勘察，证明冯天天和何久安在死前都有两小时的存活期，既没有虐待痕迹，也没有侮辱尸体的证据，现场却留下了一滴墨汁，你们认为他会在做些什么？”周炳国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想想死者的坐姿！”
我回忆着现场的情形，猛然鸡皮疙瘩竖了起来，在最近两起凶杀案中，凶手没准儿也用了照相机，而且还用了笔写过什么，加之他们坐在椅子上的样子，难道凶手是在模拟记者采访？
“没错，起码我是这样想的。”周炳国点点头。
“采访？”
“而且采访一定就会发表。”
分析到这儿，我突然有了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尝试着理顺整条线索的逻辑。曾经是个捡破烂的拾荒者，因为不乏上进心想当记者，又因为某种原因，导致他开始杀女性，在杀人的过程中，给受害者拍照来纪念这段“历史”，多年以后他结婚生子，生活归于平淡，我们的到访激起了他的愤怒。难道他用“采访”的形式，要把它制作成新闻事件，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我一边想着，一边觉得匪夷所思，这个逻辑是理得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变态有个天然的时机等着他——龙舟赛。龙舟赛开幕那天人声鼎沸，将会聚焦无数目光，难道他想在开幕那天，将这个新闻曝光？
在场所有人听完这个有点儿离奇的动机都脸色骤变，不管有多少可能，但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判断错，他真的付诸行动，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闫磊怔在那里，过了良久，冒出来一句话：“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闫磊说的那个人叫彭峰。今年应该也有四十出头，这个人有点儿小名气，是个摄影师，以社会民生为主要题材，作品在省里得过奖。市委宣传部在几年前举办过一个公安警风的纪实摄影大赛，邀请彭峰参加过，所以除了记者和系统内部人员，他也算是对市局组织架构比较了解的人之一。
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世，说实话，彭峰的作品也就只能算是业余中比较拔尖的，但对于一个半路出家的摄影者来说，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他的文化价值，而不是艺术价值。在做摄影师之前，彭峰一直以捡破烂为生。
这个就不用我多解释了，想想都知道会有多少新闻点可以挖掘。“拾荒青年不甘生活平庸，拾破烂攒钱自学摄影技术。”类似的标题想必谁也不会陌生。在闫磊的记忆中，2003年、2004年的时候好像此人是被炒作得最红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地方报纸，都把他作为头条刊登过，貌似还得过一个“十佳青年”荣誉。
但2006年之后好像消息就越来越少了。艺术毕竟是个吃工夫的行业，短暂的虚名，稍微炒作一下就能起来，若想要把它当饭吃，还是要有些天赋和持久的毅力的。
“反正在我的印象中，没听说之后又弄出什么大名堂来，也没听说哪个报社、杂志社把他收了去做摄影记者。”闫磊补充道。
我没有做声，脑中兀自将心比心地去分析他会产生的心理，好不容易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有了点儿小名气，正以为事业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却屡屡遭挫，骤升骤降的命运安排，多少会让他有些心理失衡、仇恨社会。而就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再次调查悬案的时候，会不会激起他心中压抑起来的仇恨，要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制造新闻事件呢？
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既然我想得到，周炳国就一定想得到，在没有得到最终确认之前，还是少分析，多调查，以免再出现差错，让自己下不了台。
闫磊迅速调查了彭峰的档案，这个还是相当容易的，出了废品收购站的大门，刚坐上车，公安局的电话就来了，彭峰的地址被我们找到了，而且还有一个信息令人兴奋，就在大悬案最后一名死者遇害的半年后，彭峰结婚了，又一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李舒然曾经说过，凶手停止屠杀，是因为结婚生子了。可还是原来的问题，他们之间的联系点究竟在哪儿呢？排除了记者，刚把矛头指向系统内部人员，还没查出一点儿眉目来，此时突然就冒出个重大嫌疑人。这其中究竟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我倒是希望问题简单化一点儿，李舒然和大悬案完全没有关系，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想把他们撇清也是不可能的事儿了。不管这其中藏有什么样的阴谋，也不管彭峰是不是真的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我总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气场充斥其中。
这也许是我见过的最矛盾的案子，现有的侦查路子并没有错，警察系统内部人员作案的猜想，也绝非空穴来风。我总觉得凶手离我们越近，身边就越危险重重，类似于化疗杀癌细胞，总让我有种玉石俱焚的预感。
我们到达彭峰家的时候，已经晚上七点多钟了，开门的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扎着马尾辫，怯生生地躲在门后看着我们一行穿着警服的人。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个遇害的小女孩。她问我们找谁，小女孩轻声轻气地答了一声，然后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
这就是彭峰的妻子，原来是一家小饭馆里的服务员。农村来的，毫不起眼，但也谈不上难看，年轻的时候应该还是有些姿色的。据她所说，是爱上了彭峰的才气才嫁给他的。这其中掺杂着多少世俗的东西，谁也说不清。
我们来得不巧，彭峰半个月前就已经出去了。作为专职的摄影师，经常会毫无预兆地出去采风，我心里在想，这是不是为他作案提供了良好的掩护呢？她对我们的到来显得很诧异，似乎认为除了摄影上的事儿，警察是万不可能和自己的丈夫搭上边的。
“他说龙舟赛马上就要来了，这次要做个大作品，一举成名的机会来了。”彭峰的妻子补充道。
我们不动声色地听着。
“你丈夫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周炳国问道。
“喜欢做什么，就是摆弄他那点儿器材。”她指了指客厅的角落。彭峰的家不大，一室一厅隔出来的两室户，一间他们夫妻住，另一间留给女儿。像炮筒一样的摄影器材被整齐地码在客厅的一个角落。
我上前看了看、摸了摸，在业余选手当中，这些可算是精良设备了。这玩意儿耗钱，估计再贵的东西，彭峰也配置不起。但光眼前的这些，躲在角落里监视某人，当望远镜使，还是绰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