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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由心生，尘由心生啊。”老和尚说道。
“大师，您说得很好。”看到眼前的老和尚像是一位高僧，陈超的语气也变得恭敬起来。听说人在困惑时，来寺庙这种地方常常会得到意外的点解。也许跟这位大师聊聊能带来查案的灵感呢。于是他说道：“佛说要看破红尘。我也很是向往这个境界，却一直达不到。”
“依我看，施主并不是凡夫俗子。不知施主是否读过六祖慧能的那首诗？”
“读过，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当初弘忍大师要在徒弟中间选一位继承禅宗的人，于是便命他们每人写一首畿子。大徒弟神秀写的是‘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写得还不错吧？但当时在寺里干杂活的慧能却写出了那首千古流传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老和尚说道。
“没错，我读过这个故事。慧能更胜一筹，所以继承了弘忍大师的衣钵。”陈超答道。
“所以说，一切皆由心生。菩提树、明镜台，你、我、万物众生，皆是如此。”
“可身在这尘世之中，难免要沾染尘埃啊。超脱尘世谈何容易。”
“那是因为你在这尘世之中还有事情要做。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您说得有理，也许是晚辈愚钝吧。”
“不是你愚钝，而是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并非易事。不过你可以试着在一段时间里排除杂念。路要一步步走。”
“大师，谢谢您。”
“今日你我在这里相见便是缘分，施主不必道谢，”老和尚双手合十，说道，“后会有期。”
按照佛家的说法，无论尘世的柴米油盐，还是寺中的清静洞天，世间万物皆有因果。
所以，为何不像老和尚所说的那样，忘记之前的所有杂念，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整个案件呢？
想到这里，陈超再次倚在石栏上，闭紧双眼，试着“入定”。开始他的精神并不容易集中起来。之前那些先入为主的分析和想法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将精神集中到丹田，这是他当年在外滩公园学到的技巧。慢慢地，他感到自己全身心地融入到了一种和谐的冥想状态。
忽然间，一幅红色旗袍的画面映入了他的脑海。
陈超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仿佛自己正置身于六十年代的中国，身边到处是红旗招展。他戴着红领巾，与革命群众们一起高喊着口号。那个时代，无论电影作品还是日常生活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旗袍都是备受争议的东西。事实上即便是在今天，旗袍仍然无法被保守派接受。
回过神来，陈超拿出手机拨通了作协王主席的电话，但对方并未接听。于是他发了一条短信，内容主要是说，除了之前他们讨论的那些东西，红色旗袍在六十年代初是否引起过争议。
陈超感觉冥想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于是他试着继续，却再无收获。他索性坐到地上，盘起腿来，将整件案子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次他摒弃了警察的思维方式，试着让自己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思索这一切。虽然很快又进入了冥想状态，但仍一无所获。不远处传来了洪亮的钟声，他有些无奈地睁开了双眼，从随身携带的档案袋里拿出卷宗，如和尚念经般阅读起来。
翻了几页，陈超偶然看到那份关于田陌悲惨身世的资料。按照佛教的说法，世间是存在报应的。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无论是谁，得到恩惠或是遭到惩罚，都取决于今生甚至前世的所作所为。多数中国人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也许这可以解释田陌的遭遇吧。只是，对于一位年轻姑娘来说，这样的结果太过沉重了。陈超并不相信前世报应之类的东西。但是在他看来，田陌和她父亲的遭遇也都绝非偶然。
他想到自己在中学时代读过的那本《基督山伯爵》。在那部书中，一切令人费解事件的幕后主使，都是那位在不停复仇的基督山伯爵。
难道田陌被杀的情况也是如此吗？
要知道，厄运不仅仅降临在她的头上，还有她的父亲老田。也许曾被老田迫害过的人要来报复。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红色旗袍的款式和面料就能得到解释了。
可为什么还要报复田陌呢？毕竟“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很多年了。复仇者难道真的会为了报“文化大革命”时的一箭之仇等这么久吗？
其他被杀害的姑娘情况又如何呢？
陈超一时想不清楚。不过最后这个问题让他注意到田陌与其他被害者的不同之处。
也许其他受害者和田陌一点关系也没有。
还是没什么头绪。一阵风伴着钟声吹过，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该回局里了，陈超觉得自己应该跟于光明谈谈。从他度假期间于光明给他发的那些短信来看，自己的这位搭档一定是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关于不辞而别去度假这件事，陈超不知道能不能给搭档一个满意的解释。不过他决定对自己当时糟糕的精神状态绝口不提。即便对于光明，这事也是不提为妙。
刚要走出寺门，陈超接到了王主席的回电。
“不好意思啊陈队长，刚才我在洗澡所以不方便接电话，我看到你的短信了。说到受争议这事儿，我想起一个人——天津的退休记者熊明。这个人是我的老朋友，编纂了一本受争议文艺作品辞典。我之前就这件事联系过他，他说，当年有一张关于穿旗袍女人的获奖摄影作品，后来那张照片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呢。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陈超拿笔记下了号码，说道：“王主席，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这条线索很有价值。”
挂断电话，他又掏出一张钞票，塞进了寺门口的功德箱。接下来他拨通了熊明的电话。
简单的自我介绍过后，陈超直奔主题：“熊先生，听王主席说，您对一张关于旗袍女子的受争议摄影作品很了解。您编纂了一部集合此类作品的辞典，是吗？”
“没错，”熊明在电话那头答道，“在当年那种政治环境下，对文艺作品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争议，如今的人们很难理解这一点。你该记得那部叫《早春二月》的电影吧？”
“是的，我记得。六十年代初那部电影曾遭禁。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在抽屉里偷偷藏过女主角的照片呢。”
“那部电影受争议是因为女主角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张旗袍女子的摄影作品也是如此。”熊明说道。
“关于那张照片您能给我详细讲讲吗？相片中人物的旗袍是红色的吗？”陈超问道。
“相片上是一位美丽的女子，身穿一件精致的旗袍。身边是她的儿子，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小男孩儿牵着母亲的手，指着远处。照片标题是《妈妈，咱们去那儿吧》。照片背景看上去像是私家庭院。因为是黑白照片，所以我也说不准那旗袍是什么颜色。但看得出来，旗袍的做工真的很精致。”
“这样的作品怎么会引起争议呢？”陈超有些不解，“又不是电影，也没有情节。”
“陈队长，我问你个问题吧，”熊明说道，“在那个时代，优秀女性的典型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女青年或者女民兵什么的吧？她们一般都穿着和男人一样的衣服，所谓‘不爱红装爱武装’。所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种旗袍照片肯定会受争议，更何况它还得了全国大奖。”
“这里面还有什么说法吗？”
“首先，有人认为照片里的那位穿着旗袍的母亲，体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其次，作为照片背景的私人园林也不符合当时的价值取向。”
“您能说得更详细点儿吗？”陈超问道。
“不好意思啊，我能记得的就这么多了。那张照片不在我手头上。不过你肯定能找到。它好像是发表在一九六三年或是一九六四年的一期《中国画报》上。当时国内就这么一家画刊。”
“谢谢您，熊先生。您提供的信息对我们的工作很有价值。”
陈超决定去图书馆查找那张照片。
在苏苏的帮助下，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他就找到了那期《中国画报》。而通常查找这么一本六十年代的杂志起码要一个多小时。
正如熊明所说，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画面上那名女子面容姣好，身穿旗袍。从照片上看不出旗袍的颜色，但可以确定绝不是浅色。
女子赤脚站在一个园子里，身后是一条涓涓小溪。她也许刚在溪水中洗过脚。站在一边的男孩儿牵着她的手，看上去也就七八岁的样子，他戴着红领巾，应该是个少先队员。除此之外画面中再无旁人。
陈超向苏苏借了放大镜，细细观察着旗袍的细节。
照片上女子身穿的旗袍与红旗袍案中死者所穿着的款式完全相同，同样是短袖和低开衩设计，甚至连衣服上的盘扣都一模一样。
如果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照片上这位女子的旗袍穿得很整齐，没有破损，所有的扣子也都系得很好。她的确也光着脚，但是单从画面上看，却像是一位幸福的母亲。
照片拍摄者名叫孔建军。从文字介绍中，陈超得知这个孔建军也是上海艺术家协会的成员。
走出图书馆时，陈超听到天空传来一阵鸟鸣。那一定是晓红的灵魂在提示自己吧，他心想。
掏出手机，他拨通了上海艺术家协会的号码。接电话的是年轻的秘书：“孔建军几年前就去世了。我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整得很惨。”
“您有他家的地址吗？”陈超问道。
“有倒是有，不过是很久之前的记录了。他没有子嗣，只有一位孀妻，恐怕也得七十多岁了吧。这样，我把他的档案传真一份到你的办公室吧。”
“发到我家吧，我正在度……等等，发到这个号码吧。”陈超把图书馆的传真号码告诉了对方。
“好的，如果他夫人还住在那儿的话，你也可以去那边的居委会了解一下情况。”
“谢谢，我会去的。”
传真很快发了过来。苏苏把传真递给陈超，同时端来一杯咖啡和一块榛子蛋糕。
“怎敢劳烦美女大驾。”陈超说道。
“就会说这一句啊，下次说点儿新鲜的。”苏苏说罢，甜甜一笑。
其实此刻浮现在陈超心中的是多年前的那副场景，另一个城市的另一座图书馆……可谓“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影照洿宫”。
时光荏苒，往事如流水般一去不返。陈超将杯中咖啡一饮而尽，苦涩的感觉涌上心头。面前这位姑娘并不知道他当下面临的问题。
他开始阅读孔建军的档案。此人曾在国营的王开照相馆当过摄影师，同时也是艺术家协会的会员，作品曾多次获奖。与其他“资产阶级文人”一样，孔建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批斗，“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就去世了。其孀妻健在，独自住在杨浦区。档案中并未提及孔建军与那张受争议摄影作品的关系。
至于照片里那位身穿旗袍的妇女，更是只字未提。
陈超很想再喝一杯咖啡，但忍住了。他站起身，向苏苏打了个招呼，便离开了图书馆。
二十二
当陈超赶到军工路孔建军家时，已是下午一点半。
从破败不堪的楼道、斑驳掉漆的木质信箱看，这里应该属于六十年代兴建的“工人新村”。如今这“新村”饱经岁月风霜，已显得老态龙钟。他从信箱上看到了孔建军的名字。
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