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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川犯的事儿都是和摄影有关系的，据说田川从小就爱好摄影，常常一个人带着照相机独自去旅行。
要说他那么怕见人，恐怕连工作都没法儿做了吧？可是，听他母亲说，虽然出了那件事，他反而对摄影更感兴趣了，只是尽拍些山呀海呀的。这对他倒也没什么坏处……
按说摄影旅行应该有辆车才更方便，既可以运器材也可以过夜，可是田川没有车。
他的那个朋友说：“租车的事儿是我帮他办的，如果他干了什么坏事儿的话，我可不知道，租车费都是田川付的。”
9月份那个人一共帮他租过三次车，时间间隔很近。据田川说是去有明市的野鸟林去拍野鸟。但是那辆车曾在大川公园附近转悠过。
几乎在田川的情况被报告上来的同时，武上提议开始着手的有关恶意骚扰电话的调查也有了收获。在过去一年里，墨东警察署就接到过三次有关使用了变音器的打骚扰电话的报案。其中一次的受害人就是和田川一义同住在一个公营住宅楼内的年轻的家庭主妇。
这个家庭主妇当时并没有报案，这件事儿是调查人员在寻访中听说的。她一共接到过两次这类电话，都是用下流的语言议论她的私生活。大川公园的事件发生后，罪犯往电视台打电话时，她还在想怎么会有这么相似的事儿，但根本没把这两件事儿往一块儿想。
因为田川一义和那位家庭主妇住在同一栋楼里，才引起调查总部的格外注意，开始对他进行彻底调查。
转眼就到了十月份。
武上已经把有关田川一义的材料整理出来了，他的父母很早就离了婚，他从十岁起就和母亲一起生活。他母亲现在已经五十岁了，在一家洋货店里当售货员，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田川是从一所工业技校毕业的，毕业以后他换过多次工作，二十三岁时出了那件事之后辞去了工作。辞职时在那家办公设备租赁公司也仅仅工作了半年。
保护司的人说，田川怕见人可不是装出来的。他多次对保护司的人说过，他总觉得别人都看不起他，总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的。保护司的人认为，他能恢复到不自卑就不错了，至于眼下的事件应该跟他没关系。
罪犯依然沉默着，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来对话呢？能有什么新的行动呢？是田川一义干的吗？
“喂，老大爷。你还好吗？”
一拿起话筒就听到这个声音。就像是变音器发出的声音。
有马义男看了看周围，正好有客人来，木田在柜台前招呼着。义男把安放在电话机旁的磁带录音机的录音键按了下去，伸手拿起了话筒。手心都出汗了，他用力在裤子上擦了擦。
“老大爷，你在听吗？”
“是啊，我在听呢。是你吗？”义男急忙回答。
话筒里传来对方变了音的笑声，只听他问道：“你说的是谁呀？”
“你就是在广场饭店给我留信的人吧？”
“是啊。不过，你就不觉得说话太兜圈子了吗？我就是抢走你外孙女的人。”
木田还在应酬着顾客。义男起身把办公桌前的小窗户打开了，隔着有马豆腐店的狭窄的停车场，紧挨着的是一栋二层的灰泥墙的公寓。公寓一层的一扇窗户开着，可以看见坐在里面的刑警的面孔。义男朝他招了招手。
正在那儿无所事事的刑警像针扎了似地跳了起来，义男看到他开始行动，转过身咽了口唾沫，对着话筒说道：
“喂，喂！”
对方没反应。
“喂，喂！”
“老大爷。”
对方的声音又出来了。还是笑着说的。
“你在干什么坏事儿吧？”
“没有呀。”
“我知道，警察就在你旁边，是吧？我早就料到了。你们想通过电话查到我可没那么容易。我用的是手机。”
应酬完顾客的木田这时走了过来，义男拿起桌上的便笺写了“手机”两个字给木田看，木田忙拿起纸条朝旁边的公寓跑去。
自从广场饭店的事件以来，义男的身边就一直有警察在暗中监控着。刑警们在店里的电话上连接了录音机，又租了隔壁公寓的一间屋子作为蹲守点，并在屋里安装了电话跟踪设备。只要义男这里的电话一响，刑警马上就能行动。
因为已经考虑到罪犯很有可能使用手机，义男心里已有准备。不过这次的手机里什么背景声音都没有，安静得很。义男在想，他是不是在室内打的电话呀。
义男看着没有声音空转的录音带，按照警察的指导，他在尽量地拖延着时间。
出了广场饭店的事儿之后，有马义男在墨东警察署见到神崎警部时，神崎对他说：“怎么回事儿，那个罪犯怎么对您那么感兴趣呀？”
接着神崎警部又告诉他：“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掌握罪犯的情况，只要他和你联系，你就尽量多和他说话，把时间拖得长一点儿。”
义男曾问神崎警部：“那家伙是不是看我好欺负才这么干的？”
当时，神崎警部拍着义男的肩膀说：“罪犯如果这么想，倒也不是件坏事儿，我们正好可以利用他。再说，您是那么好欺负的吗？”
有了警部的撑腰义男心里就塌实了。
义男正想着，对方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喂，我说的话你都忘了吧？”
“你是说让我在电视里下跪就放鞠子回来的事儿吗？”义男忙问。
“是啊，看来你还没有忘啊。”
“我一直在等着呢。我想你总会跟我联络的。”
“老大爷，如果你真的能做到……”
说到这儿，罪犯急剧地咳嗽起来。似乎是离开了话筒，听上去声音小了，只能听到通过变音器传过来的咳嗽声。咳嗽声伴着刺耳的杂音传过来，拿着话筒的义男只觉得背上直冒寒气。
等对方的咳嗽声停了，义男说道：
“你是不是感冒了？”
对方边“喀喀……”地咳嗽着，边说道：“是有点儿感冒了。”
“咳嗽的时候最好别抽烟。”
对方叫了起来：“你怎么知道我在抽烟呀？你还真行呀！”
他这一叫，倒把义男吓了一跳。
“刚才说话的时候，我听见你开打火机的声音了。”
义男此时真恨不得到电话线的那头，揪住这家伙揍一顿。因为想到外孙女的命在他手里，所以对他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在意。
“老大爷，你的耳朵挺好使的呢。”
“我也抽烟，所以听得出来。”
“依我看，老大爷，你也把烟戒了吧。都土埋半截儿的人了，是不是？”话筒里又传来对方狰狞的笑声。
义男默默地听着话筒里机械的笑声。这时，木田从旁边的公寓回来了，不解地看着义男严肃的面孔。
“你今天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
“我就想听听老大爷的声音呀。”
“我的声音？”
“对呀！你怎么不问问鞠子的事儿呀？”
义男吃惊地直眨眼睛。他一下子想起神崎警部带他去做与罪犯的模拟对话的时候，在警察署见到的那个叫武上的中年警官说的话。
武上曾对义男说：“下次，罪犯再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只要听他和你说什么就行了，千万不要问他有关你外孙女的事儿。只要你不问，他就一定得说。他想要你问，可你偏偏不问，那他只能自己说，这样就和他准备的对话不一样，说不定他会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说漏嘴的。”
想到这，义男慎重地说道：“鞠子的事儿我一直担心着呢。”
“是吗？那你怎么一句也不问呀？”
“我问有什么用，你会告诉我吗？”义男反问道。
“是警察教你的吧？混蛋！警察尽是些傻瓜！”
“啊？”
“他们不是什么都没发现吗？”
“你的脑袋瓜儿挺好使的嘛。”
“老头儿，你是想惹我生气是不是？”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那……就对不起了。”
“对不起？”
“你刚才说什么脑袋瓜儿好使什么的，明摆着小看人是不是？”
“我没有小看你的意思。”
说到这儿，只听对方的机械的声音飞快地说道：“你就别解释了！你这个老东西！”
义男仍旧用缓慢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道：“那我就不说什么了，对不起。”
“你想说对不起吗？”
“对不起。”
“你越来越放肆了，老头儿。”
木田一直在旁边看着义男，他不知道电话里究竟说了些什么，只见他紧张得两肩紧紧靠住身旁的柱子。
“老头儿，你在想什么我全知道，你就别再和我兜圈子了。你只要听我说就行了，知道吗？”
“我知道、知道了。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鞠子还活着，能让她跟我说说话吗？哪怕只说一句话也行。”义男忍不住请求着。
对方立即恶狠狠地回答：“不行。”
“鞠子没在你旁边吗？”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对方又吼道。
对方又咳嗽起来，听声音咳嗽得还挺厉害的，义男心想。
“老头儿，喀喀……你了不起呀，喀喀……”
这时，义男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急忙朝桌子周围看了看，看到紧靠桌子后面放着的大桶里有一个称豆子用的小台秤。他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把台秤顶在头上，把电线拉到尽可能的长度，走出了店门。
木田吃惊地看着他。按照义男的示意，他帮他把电话机从桌子上拿下来，把电话线也从墙上摘了下来，这样义男就可以带着电话走到豆腐店的冷藏柜的旁边了。
小台秤是塑料制的，形状像个小桶。这个东西顶在义男快要秃顶的脑袋上，引得过往的行人忍不住发笑。
“老大爷，你生气了吧？”
“我不想生气，我只有一个请求，你只要让我知道鞠子还活着就行了。”
机械的怒骂声传进义男的耳朵里：“鞠子在我手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管不着，懂吗？”
义男镇静地慢慢说道：“我是鞠子的亲人，鞠子的事儿我怎么不能管。”
“我说不能管就是不能管。你只能按我说的做，我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还不明白！老糊涂了吧！”
路上经过的人看到顶着塑料桶打电话的义男，都纷纷投来同情的目光。议论着：
“真可怜，有毛病了吧？”
“老大爷，您没事儿吧？”
义男又听到机械的嘲笑声。
“你是呆得不耐烦了吧。老头儿。”
电话断了。义男看着手里的话筒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儿来，他朝木田转过身去。
“挂了？”木田问。
“您这是干嘛？”木田抱着电话机走近义男，指着义男头上的塑料桶又问道，“是那个家伙叫你这么做的？”
“不是。”
屋里的铃声响了，义男把电话听筒交给木田急忙进客厅去了。是和隔壁直通的对讲机在响。
“有马先生，您在吗？”是隔壁的刑警在呼他。
“是我，都录下来了吗？”
“我们正在周围搜查，您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