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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斯佳在卢托娃工作的幼儿园找到了她——她是幼教，被喧闹奔跑着的孩子们包围着的卢托娃，远看很年轻，待走近细瞧，一条条细小的皱纹在她微笑的脸上显露无遗。
“乌兰诺夫？”她露出困惑的表情，“不，我不认识他。”
“他去过您家，您怎么能不认识他？”
“大概他找过我丈夫。您可能不知道我虽然和丈夫离婚了，但我们仍住在一起，无法分居。他有自己的生活，常有人到他这来，但他从不给我引见。”
“离婚夫妻仍住在一个屋檐下，是很难。”娜斯佳同情地说。
卢托娃别转脸。当她重新面对娜斯佳时，嘴角颤动，脸上憔悴，看上去老了好几岁。
“我没有任何办法。甚至去找过巫师，占卦去邪，但都无济于事。他把我迷惑住了！他恣意指使我，而我却什么也不敢讲。您知道吗？我痛苦得要死，一个叫伊涅萨的巫师很有法力，她帮了我很大的忙——我甚至有力量同他分居。可她死了，一切又是老样子了。大概您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吗？他是不是把我灌醉了？”
泪水汩汩地流了下来，但这次她没转过身，而是恳切期盼地望着娜斯佳。
“您瞧，我完全丧失了自尊，想讲给每一个人听，想恳求每一个人。我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帮助我……见不到他，想杀死他；见到他，又无力反抗。我直到现在还留着他的照片——十年前就放在了钱包里。离婚后想扔掉，却做不到。拿出来准备撕成碎片，可他从照片上那么善意地望着你，冲你甜甜地笑着……我的手就会无力地垂下。就这样又放回了原处。”
塔姬雅娜也对娜斯佳讲过这些，一字不差。这些都已经被帕施科娃记录下来了。
“我可以看看吗？”
“上帝保佑您。”
卢托娃啜泣着走到角落，从提包的小皮钱包里取出照片递给娜斯佳。照片上的人很普通，是秃顶，但的确，他的目光很善良，笑得也很甜，不带一点凶相。他有魅力，这是没说的。就连冷漠的照相机镜头也不能扼杀他身上特有的魅力。
“您丈夫的职业是什么？”
“演员，剧团的。一生都是小角色。现在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明白他靠哪儿来的钱活命，但他没向我要过钱，这就谢天谢地了。”
“您认为，您丈夫和电视节目主持人能有什么事要共同合作？”娜斯佳问。她深切同情这个无法抗拒丈夫魅力的可爱的女人。
“不清楚。他不允许我问。”
“您试过吗？”
“当然试过。问过几次他在哪儿工作，靠什么生活，毫无结果。”
“怎么？他不肯说？”
“说了还不如不说。他骂脏话，挖苦我，把我视为一个不需付钱的家庭保姆。”
“那您为什么要忍受这些？”
“我又能怎样？赶走他吗？我们的房子是共有的——签过协议——后来就……”
她停下来，从裤兜掏出手帕，痉挛地擦拭泪水。
“您想象不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骂人，撒野，有时甚至动手打我。事后管我要茶喝，喝完把杯子一放，对我说：‘谢谢你，瓦丽娅。没有你我还会做什么？我亲爱的。’握着我的手，贴近嘴边亲吻，那样深情地望着我，以至于我会为他去卧轨。”
“那样望着……那样望着……”娜斯佳在返回彼得罗夫卡街的路上，思忖地重复着这句话。能说这个女人愚蠢、意志不坚强吗？起初是这样认为的，但一想起扎托齐尼将军，她意识到自己与卢托娃没什么分别。她也同样无法拒绝扎托齐尼——不能抗拒他猛虎般金色火辣的目光，不能生他的气，虽然内心深处知道他待她不是公正的。大概，这就是磁性，某种吸引人的、富有魅力的、令人信赖的特质吧。只不过他们之间还是有一点分别：扎托齐尼不会用这种特质作恶，而卢托夫放荡、蛮横，为受尽折磨的妻子不敢反击他而洋洋得意。
同卢托娃的会面对破案没有什么帮助，只能再同乌兰诺夫谈谈，了解一下卢托夫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之间有什么事要做？问题事实上没有实质内容，与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的被杀又没有关系，但至少能振作一下精神。这个案件扑朔迷离——谁能想到列斯尼科夫会出现在她的办公室，说起维卡的背叛和雇佣杀手的趣事呢。很显然，关于卢托夫的幼稚的问题打乱了供认的程序，毫无逻辑，只好凭潜意识吧。
从电视节目编辑被杀案，娜斯佳又想起另一个毫无头绪的谋杀案。多亏塔姬雅娜，她或多或少知道了一些戈托夫齐茨家发生的事。既然尤丽娅死了，没有谁可能回答这些问题，就只剩下了推测。是什么契机促使尤丽娅雇佣私人侦探跟踪丈夫呢？有人溜进房间，却什么也没偷，但丈夫从那之后惊慌不安。如果不出诊，就常常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翻找什么文件。东挪西搬，费劲地在纸堆上走来走去。鲍里斯消瘦了，睡不好，吃不好，常发脾气，甚至开始斥责妻子，关于是否赚了黑钱的问题，他又矢口否认。而尤丽娅以原则性强、严谨认真出名——弄清令人不快的事实，要比与罪犯共同生活好得多。
但任何令人不快的事，她都没能得知，却为什么要杀死她？很难作出结论。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最初也是有人潜入英娜的房间，同样好像什么也没拿。然后有人——是同…个人，还是另一个人？——到英娜这儿，请求她讲出一个人的名字。不知道她说没说，现在已无从知道。某人以同样方式拜访戈托夫齐茨后，心理医师变得心神不宁，是由于会亲眼看到可能导致的后果——不妨相信他说的有人跟踪他的话。根据跟踪的人数判断，不只是部里派出执行任务的警察，还有其妻子雇佣的私人侦探。大概戈托夫齐茨是对的。溜进房间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觉得受到监视，得知是尤丽娅雇了私人侦探，妨碍了他们的手脚。
怎么样？想法不赖吧！杀死他妻子的不是与戈托夫齐茨有过接触的人，而是另外一些他虽没谋面但确定存在的家伙。他怕得要命——那些家伙杀死了英娜。
娜斯佳抱住了头。天啊！浪费了大量精力调查“格兰特”侦探所提供给戈托夫齐茨的名单，还是什么线索也没发现……
“打住！”她对自己说，“怎么能没有线索呢？杀死尤丽娅正是因为她同私人侦探所打过交道——这毫无疑问——不然季姆就不会被害了。”
只剩下一个最不符合逻辑、无法论证、但又是惟一的方案了。
塔姬雅娜告诉伊拉感觉不舒服，让她不要走。伊拉吓坏了，大呼小叫着要去找医生。塔姬雅娜阻拦了她，骗她说去妇科做了检查——医生让她按时做检查，伊拉早上睡得很死，快中午才起床，不可能知道她其实是去商店买冰激凌的。
“当然我哪儿也不会去，”伊拉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一天看不到安德烈也没什么。”
塔姬雅娜张口想说可以让他来做客，但又咽了回去。在斯塔索夫没弄清这个能一眼断定女式套装品牌的海底来客的真实身份前，最好避免和他碰面。
她心情舒畅——小说写得很顺手，这使她感到满足——甚至早上与丈夫谈话后所带来的不安也没能破坏她的好心情。最终会真相大白。他们会弄清为什么伊拉的未婚夫要欺骗她，一切都会明朗的。直觉告诉塔姬雅娜：伊拉计划的迈阿密海滩近期旅行与随后的婚事，都是即将破灭的玫瑰色的幻梦。她同情伊拉，又感到自责。假如伊拉的银行家认识玛格丽特，并且知道她买了一身贵重的衣服，那么饭店事件就有可能是一个愚蠢的玩笑。但并不只是这些。他还应当知道斯塔索夫那天穿的上衣、衬衫和他的打火机的牌子。不妨设想：银行家安德烈认识玛格丽特并得知她新买了贵重的套装；偶然见过他未婚妻寄住的那家的男人——最大可能是在白天的社交场所，也可能斯塔索夫去过他的银行，或安德烈本人有事到过斯塔索夫工作的地方，或只不过在街上见过斯塔索夫——就做出了这么一个下流的举动。
这说明两点——二者都不容人乐观。第一，他是个卑劣的坏蛋。第二，知道斯塔索夫曾是玛格丽特的丈夫，他想出了这么一件下流的事情。为什么和伊拉在一起时他从没说过这点？塔姬雅娜越想越厌烦这些，越发自责：对伊拉的新男友怎么能这么疏忽？——不可原谅，结果这个家伙骗取了年轻女人的信任——只要看看她发光的眼睛你就会知道——企图打破斯塔索夫平静的家庭生活。
经验丰富的塔姬雅娜可以找到好几种完满的说法。是某个先前曾在刑侦科工作过的被斯塔索夫妨碍过手脚的人干的好事。这个人逃离了法网——也可能刑满释放——后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坐上了高级轿车，在某一刻想起该找触怒过他的人算账——不行，这说不通：斯塔索夫见到他也不认识——更正一下：决定找他算账就雇了一个阔绰的美男子，弄得年轻女人神魂颠倒，再遗弃她，使她蒙受心灵的重创；于是丈夫和妻子发生争吵。他们就躺在角落暗暗冷笑，静观家庭走向破裂。
但男人不会这么做的，这种复仇方式更适合女人。为什么不是呢？难道我们听说的不为男人所爱的女罪犯还少吗？凭个人经验塔姬雅娜知道男罪犯总是男人气十足——出于某种自尊，某种荣誉感——就算有点心理畸形，但毕竟还有。即使在犯罪时也仍遵循这点。至于女人，一经走上犯罪道路，她就会卑劣到极点，令人瞠目结舌。男人复仇通常使人丧失钱财，再取其性命，至多败坏其名声；女人往往从爱情下手，毁其幸福，破坏家庭。真想知道，斯塔索夫是否碰上了这种报复欲极强的女人？
这些想法油然而生，没有妨碍塔姬雅娜在电脑上打小说。她早就学会边写作边办公事，让思维平行发展，互不影响。伊拉在厨房忙活做饭，尽量不弄出太大声响，因为塔姬雅娜一向把写作看得很神圣。房间里渐渐飘散着诱人的饭菜的香味，电话铃响了，塔姬雅娜不能放下手中的活，就喊伊拉接电话。
“丹娘，快来吃饭！”伊拉喊道。
塔姬雅娜圈上句号，快速用眼睛滤了一遍最后一段，随后走出书房。
“娜斯佳来过电话，问今天过来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因为你今天不准备出门——我这么讲行吗？——让你接电话就好了。”
“完全可以，”塔姬雅娜点点头，“她有什么事情，还是出于礼貌前来拜访？”
“不清楚。听她的声音好像很着急。”
“你的追求者给你打过电话吗？”塔姬雅娜问。
“那当然，”伊拉笑得很灿烂，“今天没见到我，他心情糟透了。我让他找点事做。很快就是休息日，我们又可以待在一起了。”
塔姬雅娜漫不经心地吃完那盘叫不上名的，被伊拉确信为含有丰富维生素的，对孕妇大有裨益的菜，又开始着手工作。这些文章在报上、杂志上出现得多么及时！要不是它们，她永远也想不到通过写作和读者交流。因为喜欢她的书、爱读她的书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她的朋友，不能不同他们一起分享自己的喜悦、忧伤和思想，不能不给他们讲绝妙的笑话，叫他们捧腹大笑。你对不公正生活的抱怨会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同情，当她懂得了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写作，她轻松了不少，放在书桌上没完成的中篇小说不再像一具僵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