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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黄金热其实并非历史最高价，1981年阿富汗战争的黄金价格若以今日通胀指数调整，当时的850美元，等于今日2500美元。其次此次黄金买家，加入了许多亚洲央行，中国、韩国、墨西哥、泰国……纷纷在低档时下场承接。
当欧元区崩溃愈来愈紧迫，欧元贬值已近在眼前，那逃难的黄金，戴高乐念念不忘的黄金，成了唯一保障。欧元之父蒙代尔于1997年尚未获得诺贝尔奖时，曾无心地预言“21世纪，黄金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重新扮演重要角色。”他说当美元、欧元及日元全出问题时，黄金将在混乱局面中，扮演最后屏障。
他说的是现在？2012？或者2013？我无法回答。我只知道，那个戴高乐的黄金梦，真的降临了。
2011年8月26日
悼念我的偶像布洛克
“亲爱的爸爸，告诉我，历史有什么用？”
这句话是年鉴学派创始人布洛克（Marc Bloch）在其史学经典作品《史家的技艺》导言的首语；也是他英雄式般人生死亡，毕生追寻不可得的疑问。布洛克生于1886年，殁于1944年。法国两次大战，他都投入战场。那是欧洲历史崩溃的一代，历史一再出卖人类，深陷泥淖的史学家只能改以枪杆，而不是笔杆，回答一个天真小孩对历史率真的疑问。一次大战时布洛克还算年轻，出生入死，那一次的战争他幸存了；历史也暂时找到了答案；布洛克回到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中古史。17年无战事期间，法国从战败德国获得不合理天文数字的赔偿金额，战后很快复苏。有一个与布洛克终身擦身而过的天才设计师，香奈儿（Co Co Chanel）藉由法国短暂的“美好时光”奠定了她一整个世纪的荣耀。而悲剧正在法国以外地区蔓延，1918年战败后，德国困顿不堪。欧洲版图重新划分，旧俄沙皇、哈布斯王朝、奥斯曼三帝国均告瓦解。美国总统威尔逊依他率真的“民族自决”原则，将这些区域划成好几个国家；从此柔肠寸断的欧洲冲突延绵持续至90年代。一次战后协议的《凡尔赛和约》之孽，孽及世界竟至少近70年。前奥地利的斯洛文尼亚、前匈牙利的克罗地亚，还有一些小牧民国家与塞尔维亚，依美国主张凑成了南斯拉夫。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之屠杀、科索沃之战事，皆肇因威尔逊之天真与胡闹。因此若要问历史有什么用？在巴尔干这块土地上，历史是刽子手。
历史同时也是出卖者。布洛克于一战结束后重拾学术工作，一股脑儿投入“中古史”研究。1937年大萧条已持续八年，美国国会以为景气好了，“新政”该结束了，决定紧缩赤字平衡预算；结果全球再度陷入二次衰退。1937年华尔街再度崩盘那一次，没听说什么人跳楼，只知道希特勒决定挥军波兰，日本大军直捣上海；二次大战枪炮响起，欧亚死伤数千万人。此时的布洛克放下学术工作，以53岁高龄，等于我现在的年纪，投入前线作战。法国战败前夕，他一方面含泪写下《不可思议之溃败》，一方面相问他的同胞，“历史是不是出卖了我们？”布洛克既是反纳粹的著名史学家又是犹太人，他有一切的理由离开法国；但他没有选择这么做。我28岁第一次阅读布洛克作品与人生时，即惊惧于他的执著与勇敢。我身边的美国朋友迷恋的偶像总是古巴革命英雄切·格瓦拉，一窝蜂的，像今日陶醉Lady Gaga。我从年轻起始心目中的偶像，至今仍是布洛克。1943年德军南下控制全法，布洛克选择加入地下反抗军；一个53岁的国际史学家，多么不可思议！1944年春天布洛克被捕，狱中他受尽酷刑；6月盟军已登陆诺曼底，但一代史学家等不到纳粹全然溃决，1944年6月16日布洛克在里昂被枪决。临刑前站在布洛克身旁，一位年仅16岁的少年颤抖着，低声问他“会痛吗？”布洛克伸出手，揽着他的肩膀，轻声地说：“不会的，一点也不痛。”
我在美国新社会学院研究所（New School）读书时，老师几乎都是欧洲年鉴学派，也多是犹太人。说起布洛克的故事，没有人只在上课，也没有人仅仅是在授课。布洛克与死前彷徨的16岁青年对话，好似站在我们的眼前。错觉之间，我们也亲临了刑场，听闻那一段低声的最后道别。“会痛吗？”“不会的，一点也不痛。”
当天上完课，依例搭地铁回布鲁克林的家。地铁列车一站一站停留，像历史的短暂定格，然后载着乘客前往知名或不知名的下一站。每一次停留，都只是片刻；每一个启动，都是新的抛弃。列车速度把纽约地下铁道满墙的涂鸦变成了动画，它动了，于是最夸张、最残暴的图样以飞快的速度在我的眼前演出，但还来不及辨识，刹那间我又已失去了它们。
地铁，重回黑暗。
历史不是有什么用，而是它总出其不意地来，然后无声无息窒息般地笼罩着你；历史是一个永不断绝的复制品。我在新社会学院求学时阅读布洛克那一代历经的经济大恐慌历史，。电子书下载以为只是进入了60年前的往事；从来没有想到那些数字的点点滴滴，在2008年之后，再度成了我必须熟背的经济史。大萧条对世界深远的影响，其实远比一次大战伤还大，还深。1929年10月29日大崩盘的经济激变，等同资本世界的全面解体。全球每一块土地，工业生产大国，农业生产小国，丝袜供应地，咖啡、棉花、白糖、橡胶、蚕丝种植国，皆一败涂地。大萧条在历史怎么开始的，知道的人多；怎么结束的，知道的人少。它共持续了整整13年，并于1937年看似复苏八年后，二度衰退。这是今日2011年6月全球经济关切的焦点，我们是否又活回1937年魅影下？全球是否二次探底？
大萧条13年期间，除了1937年后引爆二次大战外，一切皆与今日像极了。全球牢牢地被掌握于恶性循环的“完美风暴”中。任何一个环节经济指数出现滑落，其他指数便跟着走向恶化。大萧条最严重时期（1929~1933），英国、比利时失业人口约为22％与23％，瑞典24％，美国27％，奥地利29％，挪威31％，德国高达44％。于是纳粹主义在如此可怕的经济灾难中崛起，使希特勒从一个《我的奋斗》畅销作家，跃升为第二大党党主席，再一步步接掌德国政局。伦敦《泰晤士报》1930年写下社论，“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的恶疾。”《泰晤士报》没有料及的是：失业，本身就会带来战争。
在1930至1931两年间，欧洲12国政权改朝换代，激进右派全面崛起。而当年的拉丁美洲，则演出今日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的戏剧性政变。各南美国家财政皆破产，阿根廷进入军政府时期；智利推翻独裁总统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巴西，大萧条结束了统治长达40年之久的“老共和”，民粹领袖瓦加斯上台。
大萧条的发动者美国当时工业生产量已高占全球42％，英法德三大国总加不过只占区区28％。美国一倒，短短数月，世界从日本到爱尔兰，从瑞典到新西兰，从阿根廷到埃及，皆掀起政治大波澜；其中最可怕的是法西斯路线变成世界性的运动。人类在经济绝望之际，竟走上拥抱毁灭、种族仇恨的恶行；史学家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只能哑然无语。历史，在那个当下，成了一个无法言语的哑口。
这或许是布洛克53岁还上战场的原因吧！一个史学家衷心信赖的人类文明，全然崩解。笔，已解决不了他的痛；他必需上战场，搏上一天又一天的性命，换回“史家的技艺”。当自由文明已解体，历史，有什么用处呢？
书写悼念布洛克，正值他逝亡67周年（1944年6月16日）。他枪决前的声音仿佛又出现我的耳边，“不痛，别怕。”在诺曼底的一个花园里，他死前四年曾思索一个问题“难道历史已出卖了我们？”历史证明当时的大浩劫及苦难，孕育了后代杰出的经济学家，伯南克、蒙代尔、斯蒂格利茨、英国前首相布朗……在79年后类似的大萧条，历史告诉了他们些许答案；也使欧洲极右势力虽仍崛起，但再也没有疯狂的纳粹，再也没有东方日本军国主义。
历史并未全然出卖了我们。
2011年6月13日
一个废墟，两个中国
历史如戏。往往一座宽宽窄窄的舞台，就道尽历代世纪沧桑，留下无尽世间悲剧。可惜我们只会看戏，不会看历史，我们的人生太短，历史却太长，我们或任何当代之人始终学不会以历史的纵深，观当下，或预知未来；也因此始终分不清许多事件在历史中的意义。
唯一的例外，是现代中国的领导精英。
2011年1月20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天。这一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GDP数据，初步测算中国GDP总值397983亿元人民币，合6万多亿美元，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自1895年甲午战败后，这是史上第一次，中国人超越了日本。115年的历史巨轮，在中日关系上，代表太多屈辱、屠杀、毁灭、战争、家破人亡……各种类型符号至今未歇。按理说，中国官方至少应在南京，或哪个长城关口放点烟火；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反应，却异常冷静谨慎。官方声明大意如下：
一、这是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
二、这只是量的总和，中国的高GDP是靠高耗能、低工资换取而来；无论国家的生态、民工的血汗都为此付出惊人的代价；因此量上中国超越了日本，值方面比不上，中国经济结构仍有待提升；
三、中国人口高达13亿以上，以GDP总量固是世界第二大，但以人均GDP换算只有4000多美元，全球百名都排不上。
1月2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此数据之日，也正是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的最后一天。尽管奥巴马以G2最高国宴款待，胡锦涛仍绝口不提中国今日之成就。无论国内或国外不约而同，唱的都是同一出低调之戏。许多人不了解中国领导者的心态，是的，中国正在崛起，但它小心翼翼地不与任何大国正面冲突，几代领导人深记邓小平遗训；中国要崛起，就不能与任何大国正面冲突，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必须记住保持一件事：低调。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执旗的士兵挥起国旗，踩的是169个步伐。这一年的中国，是从鸦片战争那一年算起的；这一刻的北京天安门，牢牢记住我们离海淀圆明园废墟，不过几十公里远。
另一个呈现中国历史态度的是关于圆明园遗址的决策。2005年北京翻天覆地拆迁老胡同、旧民房，兴建鸟巢、水立方之时，该不该重建圆明园，又成了巨大的辩论。最终北京市政府决定维持2000年已定的方案，这里将作为中国人永久国耻印记的“遗址公园”，这一片面积458。9公顷的旧物，要让世代中国人永久凭吊，谨记19至20世纪，被列强烧杀抢奸的中国。
中国领导人要人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废墟；它是一部独特的纪录片；一出最苍凉的戏；也是一面最重要的镜子。
在北京我常遇着两种发迹的人，一种是忘了镜子的人，金表名车十足炫耀，首善行善送钱都得红花花纸钞摆在舞台，或直升机上涂个自己的名字，唯恐人不知；另一种，譬如潘石屹，他常常睡觉初醒还没全回神，第一个反应竟是害怕没饭吃，下一分钟清醒些才想起“哦，我现在已是个百亿富翁了。”他用一个可爱的比喻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