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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这年年初，在所谓批判“右倾保守”和扫除“暮气”的思潮中，提出要用15年或20—30年时间，在工业生产和经济上“超英（国）赶美（国）”。认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即将到来，提出要夺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
1958年2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跃进再跃进”的呼声甚高，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纷纷表示决心，一定要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在这次会议批准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工农业生产指标明显偏高。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认为“大跃进”的气氛不够浓，运动发展得极不平衡，于是提出要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形式，继续开展所谓“反右倾”、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运动。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确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期。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批准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账”。“第二本账”根据所谓“国民经济大发展、大跃进的新形势”，对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已经明显偏高的经济指标又进一步加码。按照“第二本账”，1958年的农业总产值要比1957年增长15。2％，粮食总产量要增长12。1％，棉花总产量要增长27。5％。在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的引导下，各省、地、县互相攀比，“摆擂台”，有的地方提出一年之内实现平均每人生产粮食1000公斤，有的地方提出当年粮食亩产达到5000公斤。
1958年下半年，国家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作了重大修改。要求至“二五”计划末即1962年，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比1957年增长3倍以上，其中粮食总产量要达到7。5亿吨，棉花总产量达到750万吨。1958年8月，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听了汇报后表示非常赞赏这个县的工作，并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要各地研究。国家统计局发表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公报称，当年全国粮食、棉花的总产量均比1957年增长1倍以上。
“大跃进”运动中，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男女老少齐上阵，日夜奋战，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继“大跃进”运动之后，一场规模更大的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又席卷中国农村。1958年上半年，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对所谓“大跃进”的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仅不致力于克服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反而认为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过小，不利于组织和发展生产，不利于迅速实现水利化、机械化，于是颁发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问题的意见》，随后各地相继掀起了并社高潮。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此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建立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在农村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决议》提出，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了。
接着，“人民公社化”的风暴骤起，两三个月内，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并有部分地区建立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片面强调公有化的范围越大越好，在组织措施上促使一些穷社、穷队“共”了富社、富队的产；片面强调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把一切生产资料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家畜家禽等都收归公有；取消评工记分，推行“吃饭不要钱”的“按需分配”方式，提倡“放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普遍以村为单位吃集体食堂。因此，“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把农民引向虚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使农村生产力遭到空前巨大的破坏。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受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影响，造成全国粮食产量1959年、1960年连续两年均以15％以上的速度下降，1960年仅2870亿斤，比1957年减少26。41％，低于1952年水平（3088亿斤）。棉花1961年仅1600万担，比1958年减少5122万担，还不到1951年产量的一半。由于农业产量的大幅下降，整个国民经济面临空前严重的困难，城乡市场供应全面紧张，城乡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
二、调整农村生产关系
自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党和政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有所察觉，并试图进行一些纠正。一方面在理论上确认，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承认现阶段应当保留按劳分配、商品交换制度和价值法则；另一方面，着手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纠正各生产队之间、农民个人之间收入“一拉平”的倾向，纠正平调生产队的财产、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的情况，逐步实行“三级（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这些纠正“左”的错误的原则和政策措施，虽然不彻底，但对刹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使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转机。
一是调整人民公社体制。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着手对人民公社的体制进行调整。《十二条》规定，以生产大队（相当于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人民公社的一项基本制度，从1961年起至少七年不变；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公共积累不宜提得过多，要适当扩大社员分配部分；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有条件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等。《十二条》还要求对人民公社成立后平调社、队和社员个人的财物进行退赔。
二是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1961年3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并发给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讨论。这个条例草案规定：公社和大队不得平调生产队的资金、物资、牲畜等生产资料；公社对生产大队的经营活动不得强加干涉，可进行协商和提出建议；组织生产大队之间的协作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以及小农具等，永远归社员所有；坚持评工记分制度，按劳动工分进行收益分配等。这些规定对解决平调风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期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负责人亲自组织调查组，就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倾听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意见。
三是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农业发展。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进行了调整，国家从资金、物资和政策等多方面加强农业。“七千人大会”统一了思想，把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压了下来，压缩粮食征购任务，调减农业税的税率，减轻农民的负担，同时提高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
四是调整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并指出：生产队的规模，应根据土地的数量和远近，居住的集中情况，劳动力、耕畜是否配套等条件确定，一般以二三十户为宜，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平原地区可以多些，在人口稀少和山区、丘陵地带可以少些，原来生产队之间土地划分比较合理的，可以基本维持不变，生产队之间按人口平均土地面积相差悬殊、群众要求调控的，应妥善处理，控制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人数，对这两级干部补贴工分总数，应控制在全大队工分总数的2％左右，一般不超过2。5％；原来平调社员的现金和物资，分别由大队、生产队负责退赔。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并发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再一次确认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公社、生产队两级，也可以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人民公社的各级权力机关是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和生产队社员大会。人民公社的管理机关是各级管理委员会。这样，就奠定了后来长期沿用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模式。
上述对农村生产关系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整，对刹住“共产风”，恢复生产队的经营自主权，稳定人心，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快恢复生产和战胜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起了很大作用。当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调整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因素。
三、“文化大革命”与农业生产的曲折发展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开始。在“文化大革命”最初一段时间，农村与农业受到的冲击相对比较小。但是，1966年年底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共中央在《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中提出：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进行串联，等等。这样一来，农村被迅速卷入“文化大革命”之中，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挫折。
1970年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冲击、“靠边站”的各级农村干部、技术人员陆续得到“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对农业生产加强了领导。1970年八九月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与关怀下，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这次会议虽然未能摆脱“左”的错误，提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等错误要求，但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为扭转农业生产停滞、下降的局面，会议重申了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政策措施。会议指出：“‘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贯彻执行”；“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社员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切不可重犯‘一平二调’的错误，不许无偿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