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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身处异民族环境中的人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属性要比多数民族或生活在本民族环境中的人更明显、更清楚，并且也更加重视。关于性别也可以这样说：异性占多数家庭中的孩子比同性占多数家庭中的孩子更多地想到自己的性别。换句话说，个体性被认为是一种特点即与别人的差异。
与此同时，“背景距离”使“社会比较”变得积极起来，使“自我形象”
变得更为不确定、更具选择性和内在矛盾。
认识到自己和别人的差异，个体不得不或多或少自主地选择他应该、能够或者想要指靠的群体，于是开始将自己和别人不仅按照“同异”的轴心作比较，而且按照“高低”
、“好坏”
、“对错”等原则作比较，这直接涉及他的自尊心。
①麦圭尔，Ｗ。
Ｊ。和麦圭尔Ｃ。
Ｖ。
：《受个人差异影响的自发自我观念》，载林奇等人编：《自我概念》一书，第１４７—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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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比较的过程是两方面的。个体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是在与别人比较中得出的，对别人的认识和评价则在与自己比较中得出。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别人成为“自我”的原型，而什么时候相反地“自我”成为出发点，成为认识“别人”的参照标准？尽管自我认识总被认为是困难的，人们往往还是认为判断自己要比判断别人容易，也比较相信这种判断，特别是如果涉及内心状态和动机等等的话。
谚语“人心隔肚皮”即由此而来。但是我们觉得是“对自己的直接认识”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定性过程（将一定的特性归于自己）的结果。
在个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个人意义的各种特征起先在对别人的描述中出现，然后才在自我描述中出现。与此同时人们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特点加到别人身上，认为自己的行为反应、看法甚至身体特征要比与此不同的那些特征更为普遍、“正常”和正确。并非偶然的是，我们常常觉得他人要比实际情况更象我们自己。身材矮的人认为自己的身材是中等的，并且也这样称呼其他身材矮的人；好心人认为大多数人都心地善良，而说谎的人认为大家都说谎，只是假装诚实。
因此把某些特性加给别人成为一种不自觉的自我揭露。
反思的“自我”积极地参与不仅关于自己，而且关于别人的信息的加工，扮演着不言而喻的、虽然多数是无意识的比较标准的角色。
自我定性原则的理论根源是斯金纳的激进行为主义和贝姆的自我知觉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个体从三个主要来源汲取关于自己的情感、定势和信念的信息：知觉自己的内心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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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观察自己的公开行为，观察这些行为发生的环境。内心信号越是微弱、矛盾或不可理解，人在对自己的判断中就越是依靠他所观察到的自己的外部行为事实及其条件，也就是说根据自己的行为作出对自己的判断。换句话说，不仅人在一定环境下的行为取决于他对这一环境的知觉，而且他对环境（包括这一环境中的自己）的知觉和评价也和他在环境中的行为有联系①。
人是否确实根据外在的、“行为的”
标志来判断自己的情感状况和感情（我笑了，所以我快乐）
，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是，贝姆的说法只是一般定性理论的一种。根据客观的行为标志归纳内在的秉性，是自我意识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在评价（认识）才能、能力以及其它一般根据行为及其结果加以判断的品质方面。例如，学生的学习的“自我”
，亦即他对自己作为一个学生的观念，不仅是掌握关系人（老师、同学）的评价以及社会比较的结果，而且是根据自己活动的客观结果进行自我定性的结果。个体根据自己在一定活动中的成败，不仅对自己的素养及学识作出判断，而且对自己在这一活动方面的才能作出判断。
如同社会比较一样，自我定性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无论在筛选、解释和区别对待因果因素方面，还是在挑选描述它们的用语方面，都是这样。
在许多实验中，被试者被要求说明自己解决一定课题的
①贝姆，Ｄ。
：《自我知觉理论》，载贝科威茨，Ｌ。
编：《实验社会心理学的进展》一书，纽约，１９７２，第６卷，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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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或不成功的原因。结果显示出四种心理战略。第一种是想把自己的不成功归咎于无人称性和无法控制的力量，例如运气不好；而那些正确解决课题的人则相反，总想把成功归功于自己。
第二种战略是推诿于课题的客观复杂性和信息、时间的不足等等。第三种是力图把不成功归因于动机的缺乏或微弱（“我能做到，但没有特别努力”）。第四种是缩小成功的价值（“我能不能做到不是一样吗？”）。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不成功的原因都被排除在自己的“自我”以外，而成功常常被归功于自己。
对各种因素的选择性解释表现为个体有可能比如说对学校评分的客观性提出异议，不根据分数，而根据在科学小组取得的成功和同学们的公认等等对自己的学习质量作出自我评价。合理化的自我防御机制担负着同样的功能，这种机制促使个人找出一些可以使自己的行为显得更有利的原因和动机。对待事实的选择性态度可以使人不去注意不希望听到的信息，而用语的选择可以给事实加上可以接受的情感色彩：不是吝啬，而是节俭；不是鲁莽，而是勇敢；不是胆怯，而是谨慎。
虽然外部评价的内化、社会比较和自我定性是心理上的不同过程，但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往往会根据“自我形象”
意义整合的定理相互转化。意义整合这个概念实质上同罗森堡的“心理中心”定理相似，按照这个定理，“自我性”任一成分的意义都取决于它在自我性的结构中的地位（它是中心的还是外围的，首要的还是次要的，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部分）。但是，意义整合这个概念容量更大，它不仅强调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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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形象“的系统性、完整性，而且强调了它的价值—意义特点，强调了”自我性“的各个认知侧面（认识到什么，到什么程度，靠什么认识到的）与各个动机侧面之间的不可分割联系①。
“自我”
各个侧面的不同主观意义使人们能够协调自己的社会追求和个人追求，找出最有利的——不是“一般地”最有利，而是对自己最有利——的自我实现方向，扬长避短，承认别人较强的方面而不损害自己的“自我”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正是个人价值及自我评价的区别选择系统使大多数人即使生活中遭到挫折和失败，仍能保持较强的自尊心。改变“自我形象”的可能性和“自我形象”
的恒定程度也都取决于有关品质对个体的重要性如何：比较重要的、中心的角色或特性自然较难改变，也需要有较大的个人恒定性。
所以，反思的“自我”是一种媒介个体与环境的信息交流的认识图式。在这一过程中自我认识本身，也就是说主体本身的特性和品质在他自己的意识中的反映，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自知还是自欺？
我知道一切，但不知道自己。
维雍
①见斯莫林，Ｂ。
Ｂ。
：《个人的自我意识》，莫斯科，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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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朴的日常心理常常把自我认识问题归结为：人能否比较恰如其分地认识自己，他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描述是否真实地反映出他的客观特性，他是否正确地了解他周围的人对他的态度，他是否恰当地评价自己解决某项问题的能力。
这些问题都是合理的，但自我认识并不仅限于这些问题。
反思的“自我”和进行反思的“自我”永远不会完全吻合。
在提出人能否客观地认识自己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先问一下人为何需要这种信息？
一切自我调节系统都需要关于外部环境和自身状态的信息，而且这一信息应该是真实的。但是信息在意识中的加工和保存不单是要将它译解和保存在记忆中，而还要有一定的控制系统，亦即连贯的指令系统，按照这些指令来对信息加以取舍，把它们贮存起来或者作为实际行动指南①。
而决定这些指令本身的则是生物的和社会的合目的性以及对这一信息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自我性”的保持。
自我认识作为人与自我的内心对话，同人的实际活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和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为前提。个体与环境的信息交流越是积极，他就越少有理由考虑自己和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交流也表现较弱。但是一旦割断个体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使之处于孤立的条件下，那么这些内心过程就会积极起来。
①卡弗，Ｃ。
Ｓ。
：《自我注意过程的控制论模式》，载《个人和社会心理学杂志》（英文版）
，１９７９年第３７卷第８期，第１２５１—１２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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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库兹涅佐夫和列别杰夫在隔离室内所作的实验是很有说服力的①。被剥夺了现实交往的人会把伙伴从自己的意识中“排除”。自发的言语积极性出现了，代替往常习惯的内心说话，他开始出声地和自己交谈，亦即自问自答。
虽然心理稳定的人这时并未失去自身认定意识，但他已出现了心理自动性综合症的萌芽：他觉得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是外来的、强加的，他可以听到神秘的语声。例如，一个被试报告说，在第十天他开始觉得有人站在室内他的椅子背后，尽管他并没有任何视觉或听觉感觉，而且他清楚地知道，室内除了他以外别无他人。
在库兹涅佐夫和列别杰夫的实验中，这些现象是通过控制主体所处的环境人为地造成的。同样的效果也可能由某些心理疾病引起，如各种所谓人格失常——异化综合症、非现实化、人格解体和人格分裂。对于我们的题目来说，令人感兴趣的不是这些现象的精神病性质，而是从正常到病态的演变规律：个人的正常生命活动不仅要求与环境交流信息，而且要求同环境建立某种有情感意义的关系。在应激反应条件下情况发生变化：个体无力排解的冲突境遇引起他强烈的恶感，对他的心理及存在本身造成威胁。为了摆脱应激反应，他应割断自己的“自我”与造成创伤的环境之间的联系，或者至少使这种环境变得不那么重要。在日常生活中为此服务的是
①参见库兹涅佐夫，Ｏ。
Ｈ。
和列别杰夫，Ｂ。。
：《心理学和孤独症精神病U理学》，莫斯科，１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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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２自 我 论
“陌生化”
（超脱）的机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