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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在20世纪70年代还不算一个重要的石油出口国，但出于明显的经济原因，也决定发展核电，作为其快速工业化计划的一部分。这样，它的石油“遗产”就可以用在其他方面，例如赚取出口美元。在初期的核能计划中，墨西哥与日本三菱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签订了合同。1975年，石油危机初期，墨西哥国家能源委员会决定，燃烧碳氢化合物发电是一种浪费和效率低下的方式。随即他们宣布在20年内建设15座新核电反应堆的计划。
在布托总理领导下的巴基斯坦政府以加快小规模核能计划的方式回应了1974年的石油危机。为了追寻独立的国家发展政策，布托带领巴基斯坦退出了英联邦。
布托政府与法国就在巴基斯坦建设燃料浓缩设施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在1976年3月终结。巴基斯坦正在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说客，游说所有中东国家，让她们相信除石油资源以外，发展核能最重要。1976年8月，美国国务院和基辛格本人开始对法国和巴基斯坦施压，目的是让她们的交易流产，并声称这显露了发展核武器的野心。尽管巴基斯坦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批准，认为其有足够的安全监督人员来保证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但还是于事无补。据巴基斯坦方面称，这一年年初，在拉合尔，基辛格直接威胁道：如果布托不放弃与法国的核再处理项目谈判，那么“他将使巴基斯坦成为恐怖的榜样”。
1977年，齐亚哈克将军领导的政变推翻了布托政府。在被处以绞刑之前，布托控诉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是此次政变的幕后黑手，因为他坚持发展巴基斯坦独立的核能计划。行刑前，布托在狱中写下的自辩书称：作为美国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有着聪明的大脑。他说：我不该说为了满足巴基斯坦的能源需求就有必要建设再处理厂，这样的言论惹恼了美国情报部门。作为回应，我告诉他，我不是以讨论巴基斯坦能源需求的方式来惹恼美国情报部门，但是同样地，他也完全不应该以讨论核设施的方式来侮辱巴基斯坦人的主权和尊严……我被判了死刑。
齐亚哈克将军放弃了布托的独立外交政策，迅速投入了华盛顿的怀抱。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军事援助。
但是，发展中国家在1974年石油危机初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核能举动，绝对是来自伊朗国王。伊朗国王的上台，归功于1953年英美情报机构策划的一次政变，那次政变推翻了民族主义者摩萨台政府，恢复了亲美的君主政体。伊朗国王看起来是一位对美国20多年来军事和其他援助充满感激的接受者。在1974年1月的欧佩克大会上，他甚至同意基辛格关于欧佩克基准油价上涨到11。65美元/桶的主张。
但是，随着新的石油收益越来越多地流入美国财政部，伊朗国王看到了实现古老梦想的机会。伊朗可以用石油财富建立世界上最现代化的能源基础设施之一，在核能发电的基础上，它将改变整个近东地区对电力和其他能源的需求。
到1978年，伊朗制定了世界上第四大，第三世界国家第一大的核能计划。伊朗国王的计划主张在1995年以前安装20座核能反应堆，提供总量为23兆千瓦的电力。伊朗国王认为，核电是改变伊朗对汽油的依赖、使能源更加多样化的一种合理方式，而且也是抵抗华盛顿和伦敦使伊朗的石油美元流向纽约和伦敦银行的一种方式。
伊朗国王发展核能计划的主要伙伴是法国和德国。早在1974年，伊朗就已经和法国签订了一项建设五座核反应堆和一座核能研究中心的临时协定。此项协定在1975年扩充至建设八座总耗资为86亿美元的反应堆。另外，伊朗购买了法国在特立卡斯坦正在兴建的铀浓缩设施10％的股份，还给这项设施的建设提供了10亿美元的贷款。
1976年，伊朗和德国的核能公司KWU签订了一项总额为78亿德国马克的合同，建设两座核反应堆和基础设施。接下来在1977年，又签订了一项提供另外四座总耗资为190亿德国马克的反应堆协议。除此之外，以国王的名义，伊朗对主要的欧洲工业公司进行投资，包括在德国克虏伯公司参股25％，并投资法国的核浓缩设施。伊朗与欧洲大陆的经济联系正在大幅增加。那个时期，在卡特总统严厉的反核政策下，美国并没有参与出口核反应堆技术，而且一直在努力封锁德国和法国的交易。
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无论是西欧还是发展中地区，在每一个国家，核能设施正逐步成为除石油外增长最快的能源基础设施。
【“危险”的欧洲新生力量】
1975年4月，由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大卫·洛克菲勒和彼尔德伯格集团创始人乔治·波尔组织的一次私人内部会议在东京举行，精心挑选的政策发言人在会上讨论了一项特殊计划。华尔伯格银行董事长洛尔勋爵和英格兰银行的一位董事出席了会议；大卫·奥姆斯比·戈尔、哈莱赫勋爵也出席了会议，其中哈莱赫勋爵在关键的60年代肯尼迪时期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巴克莱银行董事长安东尼·图克先生也参与了那年4月的东京秘密讨论；克罗墨伯爵、乔治·巴林也同时与会，乔治·巴林与纽约的摩根信托担保银行和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基辛格的石油冲击时期，巴林还是驻华盛顿的大使，当时美国国务卿对其与英国外交部政策非同寻常的紧密协调是比较认可的）。在东京重要谈话会议中出席的还有皇家荷兰壳牌公司董事局主席约翰·劳顿，他也是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
在4月洛克菲勒新成立的三边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国务卿基辛格和共和党政府对世界其他国家继续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一百多位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表示关心，认为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是欧洲、发展中国家还是欧佩克国家，基辛格将她们一个又一个地孤立起来，为的是“各个击破”，并把欧佩克描绘成破坏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坏蛋，让它为彼尔德伯格集团1973年的石油政策背黑锅。
到了1975年，基辛格赤裸裸的“暴徒式”国际外交手段十分危险，正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有必要树立一个新“形象”，来说服全世界相信仍需要维持美国的霸权。因此，4月在东京的三边委员会议上，也就是离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洛克菲勒向他那些有影响的国际友人介绍了一位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的人。这位来自佐治亚州小镇、喜欢人们称他为吉米·卡特的花生种植者，即使是在美国也默默无闻，更不要提外国了。关于建立三边委员会的背景，请参见本书第9章注释。这一机构成立之初受到比德伯格集团的多方影响，比德伯格集团是在西欧推行盎格鲁－撒克逊政策的工具。三边委员会试图适应变化了的地缘政治版图，这就是日本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的巨人。北美、欧洲和日本三足鼎立。在欧洲，这是一个由各派组成的混合集团，包括了德国的拉姆斯朵夫伯爵。许多三边委员会的欧洲成员长期以来都是洛克菲勒的好友，全部都是他战争期间的欧洲商业网的老成员。在亨利·基辛格与民主党候选人大卫·洛克菲勒的门徒卡特之间没有根本的政策分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基辛格离开政府后，洛克菲勒提名他担任大通曼哈顿银行咨询委员会委员，在布热津斯基主理卡特的美国外交政策之时，又提名基辛格接替布热津斯基担任三边委员会执行主任。
在1975年东京会议露面之后，《纽约时报》等自由派媒体集团为卡特打造了不同寻常的公共关系形象，他被吹捧为美国“新南方”充满活力的代表。1976年11月，尽管在选举中被怀疑有违规行为，卡特还是成了美国总统。
卡特让许多三边委员会成员成为他的顾问，以至于人们给了他一个“三边总统”的称号。不光是他的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就连他本人也是三边组织的秘密骨干成员。还有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国务卿塞鲁斯·万斯、财政部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以及国务院高级官员理查德·库珀和瓦伦·克里斯托弗，都是这个三边俱乐部的成员。
卡特总统对外展示的执政形象是，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提倡协商，放弃对抗”。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华盛顿权势集团的“圈外人”，但是，在卡特领导下的美国政府，连同他的选举委员会顾问们，推行的政策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美国世纪”。在“改革美国外交政策”的外衣下，卡特政府继续推行“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基本战略，这一战略是由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根据“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制定的。其目的是阻扰第三世界发展，推行“增长极限论”的后工业政策，用以维护美元霸权。为了证明对第三世界目标国家内政进行干涉的正当性，“人权”成了卡特政府的一个有力武器。
石油冲击之后时，产生了一个严重问题，威胁到新的英美“石油美元货币体系”。1974年，欧共体委员会就已经向其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提出建议，用黄金解决欧共体成员国内部的贸易结算余额，市场价标准为约150美元兑换一盎司纯金。欧洲提出的这项建议，将大幅减轻许多欧洲国家购买石油的负担，也将降低美元的影响。出于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的政治原因，美国财政部强硬地坚持中央银行将美元与黄金的比价人为地维持在42。22美元兑换一盎司纯金的低水平。黄金价位定在较高的水平，可能会打开欧共体与两个主要黄金出产国——南非和苏联建立大规模贸易关系的大门。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保罗·沃尔克在1974年秋访问伦敦，严厉警告那些在石油危机期间想把黄金拉回到货币体系中的欧洲国家，不要轻举妄动。
但是，欧洲的想法并不会自然消亡，而是与此相反。约翰·福尔斯特领导下的南非政府，其石油主要依赖进口，正在油价暴涨开始时艰难地维持着南非的经济稳定。同时，尽管在国内有着严厉的种族隔离制度，南非还是试探性地向非洲国家伸出了加强经济合作之手。
安哥拉富藏石油，但南非有安哥拉和其他非洲国家所需要的工业技术和基础设施。这个地区需要经济投资和对外贸易出口。1974年末，南非财政部长尼古拉斯·迪德里希对欧洲的辩论做出了响应，公开要求各国中央银行，把黄金价格重新定到市场水平。
我一直在向货币当局施压，应当允许中央银行之间以市场价格买卖黄金……中央银行金库里的黄金应被重新定价；而且将会有更多的钱支付给阿拉伯国家；其次，美元应贬值。
与此同时，德国和意大利启动了一个双边协议，在此协议下，黄金将作为德国贷款的抵押，价值为当前市场价格（150美元/盎司）的80％。很明显，就如何有效地利用黄金，使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美元标准之外的另一个标准，欧洲国家讨论这一问题的动力越来越大。
但是，这些加强欧洲大陆和南非贸易和经济联系的可能性遭到了破坏性的打击。在苏联和古巴的支持下，安哥拉马克思主义人民解放运动（MPLA）将安哥拉带入了与比勒陀利亚敌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