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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茍能以大学之道为“经”,把它当做不易的管理原则,那么劳伦斯米勒(LawrenceMiller)在“美国企业精神”(AmericanSpirit)一书导研中的感叹:“在寻求新管理做法的狂热中,所缺的是检讨管理灵魂与精神,也就是管理阶层是依据何种基础而有管理的权力。”即能获得彻底的解决,因为管理者只要“权不离经”,尽管依据三纲领、八条目去权宜应变,都可以找到最适决策而止于至善。
管理的意义是修己安人任何事理,总有其时间性与空间性,而且缺一不可。无论处理事情,或是解决问题,必须同时兼顾这两种性质,才能得当,也才能中肯。管理亦复如此,居现代中国,欲谈管理,自应切实把握中国的与现代的两个要素,以期满足空间与时间双方面的要求。
中国地大物博,从来存有自给自足的理想观念。举凡典章制度文物,俱认为“古已有之”。此种以高度文明自豪的意识,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自皇帝以至一般老百姓,大抵都作如是观。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三日,英国对中国不宣而战,为欧洲列强对华的第一次战争,不但打开了通商的关口,而且粉碎了中国人的自信心。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一方面震惊于西方的船坚炮利,渐至形成崇洋媚外的心态;一方面寻根究源,却严重地违反伦理的精神,竟然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祖先,否定了传统的价值。
中国管理现代化,就在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中,挟着“美国人的挑战”威力〈一九六八年法国记者史莱坡语〉,徒然使“现代化”成为“西方化”或“美国化”的代名。管理学界和企业界人士,大量引进美国的管理理论和制度方法,却忘记了推行管理的现场是中国!“日本第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佛格尔所着JAPANASNO。ONE)在美国引起极大的震撼。美国人是好强的,他们藉此激发更为强烈的竞争心,希望在最短的期间内,再度领先。中国人则对美国一直抱持较佳的印象和较强的信心,最低限度,向美国学习总比向日本学习来得容易,因为美国人一向富于传授的热情,不像日本人那样,深怕外人学得他们的真髓。
但是,日本和新加坡的成功,至少唤醒了一部份中国人,更加体认美国管理大师杜鲁克(PeterF。Drucker)所一再强调的:管理以文化为转移,并且受其社会、传统与习俗的支配。管理的勃兴,固然对社会与文化的传统有所挑战,却同时加强了传统的重要性。努力改造传统,使其适应时代的新潮,才是真正的现代化;而要突破传统在本质上的限制,必须首先肯定自己的传统,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下给予健全的认同。
中国人应该走自己的路,似乎是当代中国人逐渐摆脱五四时代“全盘西化”的观点,开始反省与寻思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现代意义,居于人类学家“完全脱离传统,任何改革均不可能成功”的忠告,所产生的一种觉醒。以“创造中华文化的新意义”为前提,不要盲目复古,更不任意拋弃传统。具有这种正常的心态,才能够了解中国管理现代化,便是发扬中国传统管理,结合西方管理精华,创新出既能适应中国环境,又能符合现代化需求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它不是混合,也无所谓体用,却应该是真正的整合。
孔子主张正名,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并未说及名的定义,荀子则确定为“分别各个实物,使其不会混乱”,便是“名”。要研讨中国管理现代化,必先正“中国管理”的名,也就是从管理的“意义”入手,来详加考察。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分成〈一〉中国式管理的传统意义;〈二〉西方式管理意义对中国式管理的影响;以及〈三〉中国式管理的现代意义,说明如后。
中国式管理的传统意义儒家思想,一向被尊称为中国传统的中心骨干。孔子认为一切精神界科学,都应该纳入伦理学的范围。影响所及,我国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军事学、宗教学、美学,都和伦理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学当然也不能够例外。
人类社会,种类既多,又特别复杂。因为社会组织,虽然有时用以对付自然。而最重要的,还是人与人的交往。人类有互相猜忌、互相仇怨的习性。为了求生存,势必对内要求相安无事,争取共同的繁荣;对外希望守望相助,团结一致,才不至让敌人有隙可寻。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组织,儒家提出了“天下一家”的构想。从家庭开始,实行尊重秩序的“家长制度”,逐渐推广到宗族、乡党,乃至于国家。父亲是一家之长,为最高的权威。但他必须负责一切,包括教育子女,维持家庭中的和平安乐。家里人与人的关系,不外乎父子、夫妇和兄弟。在这三种关系上,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义务,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义”,乃是“齐家”的基本条件。
把“齐家”的原理应用到国家,产生了“君臣”的关系;应用在社会,便有“朋友”。原先家庭中的三种人与人间的关系,加上“君臣”和“朋友”,组合成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称为“五伦”。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大家如果都按照这个道理去做,社会自然太平,天下也会统一成为一家。
从家庭到天下,划分成家、国、天下三个阶段。家包括家庭、家族、家乡三者,同时成家、立业都是家庭范围内的事情。所以大学之道,只用“齐家”、“治国”、“平天下”来概括说明管理的范围。
管理家、国、天下,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先,必须“修身”。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乃是各人完成修身工夫的必经阶段。任何人都应该努力修身,然后再视个人的才能和环境的实际需要,以已修之身去齐家、治国或平天下。
梁任公用论语的“修己安人”来表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修己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安人的行为。
中国式管理的传统意义,便是“修己安人的历程”如图3…1…1。管理的活动,始于“修己”的功夫,而终于“安人”的行为。管理不是一种独立实体,而是组织内人、事、地、物关系的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所以是一种“历程”,也就是“过程”。
至于管理的基础,孔子是主张“感应说”的。他提出一个基本观念,认为人性是纯的,无所谓善恶。人由先天所遗传下来的性,初生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形态,完全是纯白的纸片一般,可以任由后天的环境予以塑染。环境的形态不同,塑染成功的形态也不相同。所以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居于这种“性纯可塑论”,孔子提倡“感应说”,肯定只要外面的环境,如果提供合适的刺激,人们必然会产生一种正常的反应。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意思是说:在上位的人,如果以身作则,表现出礼贤下士的风范,大家就不敢不恭敬待人。居上位的人好义,大家就会服从。在上位的人,言行诚信,大家便不敢不诚实。上司做部属的好榜样,才能产生良好的感应。
要获得良好的感应,自必重视管理者的修己。我们从孔子所说“修己以安人”,加上一个“以”字,即是将“外王”学问纳入“内圣”之中,一切以各人自己为出发点。不论管理者或者被管理者,都应该各自专注养成健全的人格。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儒家千言万语,各种法门,都不外归结到这一点。管理者自身做事正当,即使不用命令,员工自然照样去做;管理者自身做事不正当,虽然一再命令,员工也未必肯服从。所以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所以注重管理者先修其身,是因为环境的力量,可以塑染人性。只要先改善员工所处的环境,则员工不正而自正,组织也就不治而自治了。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便是主张管理者应该造成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员工自动自发,亦即是“有所感应”地把份内的工作做好,不必样样规定,凡事指示,完全符合儒家“部属自爱自律,上司仅量少管”的要旨。
儒家“道德管理”的原理,到孟子才完全确定。他将孔子“仁”的观念效用化,认为管理是否有效,系于管理者的德性。管理者必须具有“不忍人”的“仁心”,才能够实施“不忍人”的“管理”。“仁”观念由纯道德意义,化为涉及实际的观念,更增强了管理的伦理气氛。
由此可知,中国传统对于管理的“修己”与“安人”,是比较着重在“修己”的。而对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责任,又是比较重视“管理者”。由于每一个人,就相当的范围而言,都有担任“管理者”的机会。例如结婚生子,便应该善尽“家长”是“管理者”的责任,所以任何一个人,都以修身为本。管理的传统意义,如图1西方式管理意义对中国式管理的影响西方式管理,并无统一的定义。然而在多种定义之中,显示出一种共同的关联性,就是管理者对达成组织目标的关切。例如行为科学家对于管理的定义,即偏重于“指导并参与个人及团体工作,以达成组织的目标。”何格斯(R。M。Hodgetts)说:经由他人的努力及成就而将事情做好,谓之管理,乃是普遍为人们共认的定义。西方科学的人类观,指出人与动物区别,在人依“目的”行事,而动物只服从它的“本能”。人立于自然之外、之旁、之后,自己能够指导自己;动物则处于自然之中,为自然的一体,无意识而行动。一方面是摆脱自然的人,另方面则是被自然所束缚的动物。人既然脱离了“不得不然”的“自然”范畴,他就可以自行决定“目标”,自行选定达到其目标的途径,因而获得预期的“成果”。西方所强调的“目标管理”(ManagementbyObjectives;MBO)或“成果管理”(ManagementbyResult;MBR),实际上都把管理视为“始于『目标』(我要如此)而终于『成果』(我要成功)的历程”,加上“经由他人的努力及成就”,构成了西方式管理的意义,有如图这种管理的意义,传入中国之后,至少产生下述六种影响:1。管理与伦理脱离关系。认为管理是管理,主要在追求组织目标的达成,与伦理无关。浅见的人,甚至高喊“企业需要管理,是为了经经营有效,可以多赚利润,绝非为了慈善。”西方管理学家,殊少谈及伦理道德。人群学者所谓HumanRelation,多半指的是“个人对群体的关系”,他们将“个人与个人的交往”,列为私人生活的范围。这种“有公无私”的管理态度,也使中国伦理化的传统管理,面临极大的挑战。
2。不重视“修己”。平心而论,中西管理都离不开“修己安人”的范畴。只是中国传统,比较侧重“修己”,肯定“已修之身”才能“安人”;西方管理,则比较偏重“安人”,不过所用手段,有所不同罢了。西方式管理不以修己为重,很快地影响了中国。因为修己原本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