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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上台，需要处理好的第三件事是，与太监领袖冯保的关系。冯保这人，招权纳贿，名誉不甚好。《明史》本传没给他下什么好评语，说他“性贪”、“横肆”、“黠猾”。
这一点，要从两方面看。在我们的印象中，宦官不坏的好像很少（蔡伦、郑和是特例），似乎良知道德都随着那玩意儿一起给阉掉了。但是，史书一般都是朝官写的，因此就不免有偏激之处。历代宦官为祸，是朝官的恶梦，大臣们甚至在正式行文中对宦官都没有什么好称呼，比如“宦竖”、“大珰（帽子上的装饰）”、“权阉”、“中涓”之类。在史书中，修史的官员对前朝的宦官当然不会留情面，于是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定型的印象。其实在宦官中，正派、老成、甚至才华横溢的，也大有人在。
冯保跟前朝后代的一些“权阉”比起来，还算是比较本份的。只要不得罪他，为人也还平和、谨慎，不大有太过格的事。
张居正对冯保在李太后面前的得宠，决不像高拱那样看不得，而是相当尊重。严守“井水不犯河水”规则，不去抢占不属于自己的地盘。但是对冯保这个人，又没有敬而远之，那样的话就可惜了。他看出了冯保是联结皇权与相权的关节点，决不可忽视。对冯保，张居正以结好的方式进行了不露痕迹的驾驭，借用冯保之力，来加强自己的权势。所谓冯保的权力，说到底也就是李太后的权力。正是这条管道，源源不断地给张居正送来了强大的权力资源。
张居正心中有数：有了这个本钱，再放开手整顿朝政，才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有雷霆万钧之力。
当初李贵妃“矫诏”让冯保同受顾命，张居正也有参与其事的很大嫌疑。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他进行了一笔相当成功的政治投资。
在整个万历新政时期，冯保做得非常知趣。也许是在与高拱火拼的过程中，尝到了外廷的厉害，也看到了张居正的超凡能量，所以他对张居正始终尊重并全力支持，决不干涉外廷事务。
张居正就是这样子，把一个历来骚扰外廷的恶势力，变成了一个支持他改革弊政的良性势力。
两人互为利用，相得益彰。
无怪后来有人评论说：冯保依仗执政，言路方面就不用担心，可以在宫中适当来点儿猫腻。而张居正依仗中官，则保持了太后的恩宠长期不衰（见蒋棻《明史纪事》）。
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狼狈为奸”，现在一般都被阐述成“双赢”。
张居正平时在和万历对话时，凡是讲到为君之道，冯保总是不失时机地添油加醋：“张公是忠臣，是先帝特别托付来辅佐皇上的，所以你要听仔细了。”
而张居正也利用冯保对整个宦官系统进行约束和钳制，以至在后来新政展开时，中官无一人敢于阻挠者。
张居正对冯的表现相当满意，说他“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冯保对付高拱的那套办法，从来没对张居正使用过。
后来，有一次冯保的侄子、都督冯邦宁（名不副实）在闹市酗酒，欺凌百姓，恰遇张居正的亲随姚旷。姚旷劝他不要胡闹，冯邦宁不听，反而扯坏了姚旷的腰带。张居正遂写了个条子给冯保，让冯保自去处理。结果冯保果然大怒，打了侄子40大板，夺去他冠服，一年内不许参与重大活动（停职反省）。像这样能严厉约束其家属的大宦官，在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这就是张居正的魅力所在吧。
于慎行高度赞美这一合作关系，说“自是宫府一体，其心若兰矣”。
皇上、太后、大太监，全部搞掂。
大明中晚期的一辆规格最高的“三套车”，就这么在历史的冰河上跑开了！
对上的问题解决了，余下的就是对下的问题了。张居正骤登高位，手握大权，并不等于万事皆备，他还有一个收拢人心、建立公信力的问题，
横在他前面的，并不是坦途，而是沟壑纵横。
首先是高拱的被驱逐，百官中多有不服气者。凭什么让他滚蛋，你坐庄？这情绪必须压制下去。张居正坐在文渊阁中，只觉得脚下随时有火山要爆发，“日夕兢业”，不敢大意。他对自己联冯驱高的猫腻，做了大量的撇清，反复向人解释，自己对高拱被逐曾经“冒死为之营诉”。这当然是欲盖弥彰，但总比不盖好。
其次是资历问题。张居正虽然浸**官场25年，但与前几任首辅比起来，资历尚浅，如何才能让人乐于效力？这就不是说说就能办到的了。纵观历史，凡能够领袖百官者，基本都有长期身居高位的资历，早就拉起了自己的一套人马来。当年老严嵩做了7年的礼部尚书，又做了6年大学士，才升任首辅。徐阶做了3年礼部尚书，后又做了10年大学士，才扶正的。这资历，张居正根本没法比，他虽然也做过6年大学士，但入阁前只有礼部侍郎的虚衔，从来没担任过院部堂官，是由翰林院直升上来的。
用官场流行语来说，这是“下面没人”。
平时倒是没甚问题，下面的可以不算人。但到了当首辅的时候，你指挥不动，才能感觉到，下面的小罗卜头不仅是人，而且还很难摆弄。
张居正只有采取清理的办法，打一批，拉一批，目标控制得很精准。
高拱是个很干练的吏部尚书，任职三年，基本队伍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因此，他走后给张居正留下的，是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文官队伍。
官员里永远有靠上窜下跳进谗言吃饭的家伙，其哲学概念就是“做糖不甜做醋酸”，也就是建设性的事情做不来，毁人的事很拿手。高拱的门生韩楫就是一个。基本可以证明，高、张交恶，韩楫没少“做醋”。
对这类人，张居正称之为“害政者”。
“害政者”总是笑脸朝着有权势的人，*股朝着没权势的人。所以高拱看到的都是可爱的笑脸，而张居正恰恰有幸看到了许多*股。
现在你们要换成笑脸也来不及了！
他说：“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道，不得不锄’者。”我就是要拔了你们这些仙人掌！
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一部分，还有一些让张居正看不顺眼的，不过仅仅就是“站错队了”罢了。
那没有办法，玉石俱焚吧！
他刚一执政，就开始清理门户，隆庆六年六月，对南北两京四品以上官员进行考察。七月，对所有京官进行考察。这就是威力很大的“京察”。因为锁定了目标，就不是泛泛的开大尾巴会、表言不由衷的态＇奇‘书‘网‘整。理。'提。供＇。两次大扫除，共斥退吏部员外郎穆文熙等30余人，并将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等50余人调离京城。之后，从庶吉士中补充了一些人进来，重建了言官队伍。
后来又贬斥了一批尚书、巡抚级别的高官。
这可以说是一次很彻底的大清洗，时人说：“一榜所黜皆高党！”（《国朝征献录》）
这一通扫荡很解决问题。那时候的官员，看问题也比较科学，降就降了，打起背包就走。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有升有降才是正常的。只有在不断代谢的东西，才是活的。只升不降、连平级调动都要大惊小怪的官员体制，怎么可能是个活物？不过百足之虫罢了。
干掉了一批，就要选拔上来一批，而且不能不像样子，总要和“高党”比一比。安排内阁与各部首长，也是一门艺术。如何医治政变留下的创伤，只有把有声望的人安排上来。
内阁里，高仪死了，张居正不能“独相”。 因此张居正选了礼部尚书吕调阳。吕调阳是个忠厚长者，张居正选他入阁是动了点儿脑筋的。这个平台上，不能允许有潜在的对手，哪怕他现在还很弱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都各自有教训。张居正把别人拱翻，现在就要防止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这便是中国的“州官”定律。
吏部尚书由当时资望最高的杨博担任，礼部尚书空缺由陆树声补上；兵部调来抗倭名将谭纶；户部用了王国光；刑部用了王之诰；工部朱衡与左都御史葛礼光留任。这些人，都是素有清望的大臣。其中王之诰是张居正的亲家，但从不依附张，颇得舆论欣赏。
明代的六部堂官，虽然并不由首辅来选，但在当时情势下，张居正多有策划是无疑的。
这样一套班子，可谓声威赫赫，基本可以服众。
此次清洗，力度之大，远超过严嵩、高拱刚上台时进行的清洗。有人形象地说，是“扬人如掖，摧人如掷，天下从风而靡”。好家伙，提拔人就像往上拽，贬斥人就像往外扔，
这次清洗，既是对将来万历新政革除弊政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张居正为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而采取的措置。
他在《陈六事疏》中，曾经反对新官一上任就撤换干部，但他自己也未能免俗。这是因为，中国哲学里“老鸦站在猪身上”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就在他环视海内，觉得乾坤初定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从天而降！
事发突然，且极其吊诡，险些毁了他一世英名。
【凌晨刺客直奔皇帝而来】
这是一件注定要考验人性底线的事件，倏忽而来，令人惊愕。
张居正经过半年才稳定下来的局面，陡起轩然大波，以至令他取舍难定，犹疑再三。这在他一生的行事中为仅见。
往前一步是什么？
他也有惶然的时候。
事发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九日。凌晨的夜幕中，万历皇帝被**叫醒，乘坐软轿出乾清宫上朝。轿子刚出乾清门，从西阶上猛然下来一个人，身穿太监服装，慌慌张张直奔轿前。守门兵卒见势不对，立刻虎狼般扑上前，三下五除二擒住。
皇帝队列连忙停下。一片鼓噪中，兵卒立刻对该恐怖嫌疑分子实施搜身。结果搜出绑在腋下的刀、剑各一把。
宫禁之中，竟混进了刺客！
此人虽然下巴上没胡须，穿的也是太监衣服，但面孔陌生，没人认识他。
大胆！随值的太监与众兵卒心有余悸，喝问该嫌疑人：“叫什么？哪来的？”
该犯略迟疑，立刻有无数拳脚伺候。最后他吐出两句话：“小的我叫王大臣……家住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
此外，打死再没有二话了。
皇帝重新启轿上朝去了，事情交给冯保处理。
话是再问不出什么了。冯保照直汇报上去，万历亲笔批了个旨：“王大臣拿送东厂究问，此外再派当差的校尉去着实缉访了以后，来回话。”
让东厂这帮恶狗来治他！
警卫森严的皇宫如何混进了外人？其实这事也不算蹊跷。高墙虽然跳不进去，但门是可以混进去的。
按照《明会典》，文武百官进宫办事，须出示“门籍”，也就是腰牌，上面注明姓名、籍贯、官职。这是皇宫的特别通行证。进宫时交给卫兵，出来时取走。太监也有这东西。
既然有通行证，就有可能假冒或转借。一些想混进紫禁城的人，自然会有办法。有的人借了太监亲戚的衣服，早上混进去，晚上再出来，居然也没事。
皇宫里有近万间房子，哪里有那么多人来看守，于是有那胆大的，晚上在里边找个偏僻地方过夜，第二天再混出去，亦无不可。
天下事就这么无奇不有。那么，这些人混进皇宫来打算干嘛呢？
所幸，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有的，就是想开开眼界，回去好在被窝里跟老婆吹吹牛。还有的，想进来发点儿小财，顺手偷个金蝶子金碗什么的。
《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