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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一月十一日，一场风暴正在瑞金上空酝酿，林汉掀桌子粉碎的历史，正快速地朝另一条支路驶去。
第46章 皇帝的新衣（2）
如何才能尽早地消除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共产国际莫斯科派对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这是林汉在回国的路上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象杀掉常凯申一样地，在上海对这伙人来个大屠杀？或者找到他们，然后给中统或蓝衣社的人打小报告黑了他们？这种无节操的作法，林汉不是没有想过，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
杀死王明博古，甚至干掉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并不能真正的解决此时中国革命路线错误的问题。因为当时在中共上层，“哈苏”，想“复制苏联革命路线”，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又以留苏派的那批人这一情况最为严重。相反，李润石这样的本土派，农村包围城市派，反而是党内的少数派。
有人的地方，就会拉帮结派，所谓共产国际派，莫斯科派，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比如留过苏，在伏龙芝进修过的刘帅，在来到江西和李润石接触过一段时间，并亲自在前线作战后，很快转变了观点与立场。遵义会议上站到李润石这边的关键人物：王稼祥与张闻天，同样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而作为共产国际派的王明与博古，这两人本身也有极大的缺陷——他们太年青了，1932年时，王明才28岁，博古更小，25岁，两人全是“小年青”。这两人没有资历，没有阅历，甚至没有长期在中国革命的经验经历，这种无资历无实践无功劳的三无人员，小年青，居然能力压一堆资历和功劳都远胜他们的“前辈”，轻松地爬到中共最高领导的职务，本身就是很奇葩的一件事。
套用后世人恶意地说法，无非就是跪舔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人际关系打得好，所以能扯到这张虎皮作大旗。而当时的中共内部又受共产国际影响控制得极严重，四一二前，中共放弃军队武装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政策，执行这一政策的罪名被陈独秀担当了，可是后人考究结果，这却是共产国际那帮人的意见，陈独秀只不过是替罪羊。
陈独秀当了替罪羊，这事一般人不知道，但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党内中高层人员，不可能不知道。只是因政治需要，加上后来陈独秀又变成托派，于是让他把这黑锅背到底了。但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大伙就象是看到皇帝的新衣一般，嘴上不说，心里还是有数的。
王明博古这种才二十多岁，无资历无实践无功劳的三无人员小年青，硬行捧成中共的最高领导，难道党内就没人心里有意见有怨言有看法？中共上层的那帮人哪一个不是人中精英，怎么会看不出这中间有大问题？
如果从人心的角度去分析，这两人上位过程，党内心中犯嘀咕的人绝对不是少数，只是大家慑于共产国际代表的淫威，不敢明言罢了。
这依旧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对共产国际胡乱指挥的作法，党内不满因子，其实在很早就已种下了。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人敢说出来，指出来罢了。
当林汉这个穿越者站出来，以比“共产国际”更高的身份“穿越者未来人”的身份，扒下共产国际的皮，揭破了这件“皇帝的新衣”后，就象汽球被戳了一个洞，从前积蓄下来的压力矛盾，瞬间找到了突破口，然后很快地顺着这里井喷出来。
而另一方面，以李润石为首的所谓本土派，在1932年被全面夺权的时候，对自己的坚持的路线，自身也是自信心不足。例如朱老总，陈帅甚至彭帅、虎帅等人，心里都对莫斯科派怀有幻想……
而林汉的出现，则给了他们信心，告诉他们，你无需去哈苏，其实你们现在正在走的，就已经是最正确的路线了。你们不但不比那帮所谓的“共产国际莫斯科派”笨，反而要比那帮书呆子聪明得多，比他们更接近真理。
没人愿意否定自己过去的努力。
对李润石为首的本土派，林汉的出现，已不是注入强心针了，而是直接给他们贯顶输入了百年功力了。一夜之间，原本动摇的本土派信心爆棚。
所谓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即使是本土派，因为来路出身地的不同，也分为湖南派，江西派、广东派等等，由于缺少一个能统合所有人的领导，并不是铁板一块。彼此间也互有矛盾。但林汉的出现和“历史的被泄露”，面对着“共产国际莫斯科派”的到来与打压，同时又得知“真理是站在我们这边”后，迅速地联合起来。
而伍豪为首的白区派，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因为王明的瞎指挥损失惨重，心中更是怨气冲天。
当这两派被林汉这个穿越者“点火”联合起来后，即使只有一个瑞金根据地的力量，也已不再是王明那伙人能抗衡的了：毕竟他们只是几十个留过学的书呆子而已，没有共产国际的虎皮，他们什么都不是。
唯一剩下的，只是如何能以“程序合法化”地，赶这帮人下台。但这并不是太难，无非就是等这伙人在上海呆不下去，跑到江西来祸害时，将历史上的遵义会议，放到瑞金来开罢了。
整个一月份，苏区都在开会，林汉到瑞金的第一天，参加会议的根据地人员有二十八人，但三天后，被扩大到了五十四人，全是紧急召来各地红军的一、二把手。
在这次“扩大会议”上，伍豪同志向他们分发了前一次会议的记录，再次引发了轰动。
不久之后，由李润石主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检讨会开始了。李润石先上台作自我检讨，然后接受台下的同志的批评。接着是根据地目前的最高领导人伍豪同志，再然后，参予那次见面会的其他红军领导也一个个上台。
先是各人的自我检讨会，然后就是被林汉掀开的盖子后摆上台面的，党内过去那些被有意无视的错误的重新正视和批判，比如共产国际那帮人为四一二应承担的责任。当莫斯科派头上的“正统”画皮被穿越者揭下后，由此引发的反弹，终于以剧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在知道了未来几年的历史后，通过这几次自我检讨会议，本土派和伍豪为代表的白区派联起手来，而根据地内的莫斯科派，也全都被拉了过来。在这期间，远在上海的那伙人又对根据地下达了进攻赣州的命令，但根据地里的人根本就没有理会。作为旁观者和旁听者的林汉知道，王明博古的政治生命，已经被他提前结束了，不管未来他们再怎么上窜下跳，也不可能再拿着鸡毛当令箭胡搞。
除去针对莫斯科派的斗争外，林汉在苏区的时间，就是被这些革命前辈拼命地榨取知识和见解。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林汉身边总是被红军不同方面的领导高层围着，和他讨论“历史”上不同时期，红军采用的不同的政治、军事及农村土改政策。
军事战术上，林汉谈到了红军在漫长的战争中总结出来的“三猛战术，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三快一慢”等战术，而战略上则到了游击战的升级版运动战、蘑菇战术等等。林汉也就是个半桶水都不算的伪军迷，这些东西，他的了解也仅止于课本、军事杂志上简单的几页纸的叙述，具体如何实施操作他也不清楚。但这些东西，对于石帅、虎帅这些一辈子都在和军事打交道的人来说，却是直接指明了方向，点明了要点，加快他们军事战术素养的成熟。而运动战是游击战的升级版，同样也加快了李润石战略思想的成熟。
来到苏区后，林汉送给李润石的另一件礼物，是德国著名的游击战专家，雷托文·沃尔贝克一战时在德属西南非（今纳米比亚）作战记录及他本人写的战争回忆录战争回忆录：《我在东非的回忆》。在整个一战中，沃尔贝克率领的军队人数从未超过1。4万人，而核心兵力却不过是几百人的白人军官士兵，却在西南非将十几万英军围剿部队戏耍得团团转，直到一战结束，英国人都拿他的军队毫无办法。
林汉亲自动手，将沃尔贝克的战争回忆录译成了汉语，来中国前，甚至派人去沃尔贝克家中针对性地采访他本人，从他口中得到了一大堆关于东非游击战的第一手资料，采访记录加上战争回忆录，装钉在一起给了李润石。无论是李润石还是朱总司令，都非常地喜欢。这本书和采访记录甚至被油印成册，在红军将领中流传开来，林汉通过这本书告诉红军将领：“即使是狂猛酷霸屌炸天的德国佬，游击战也一样是极受重视的战术。”
这过程中唯一的问题是，林汉亲自翻译书写的小说和采访记录，全是使用简体字，这让还在使用繁体字朱老总和李润石看得极吃力。不过也正因为此，他们更加确信他自称的穿越者身份。
此外穿越者们最爱玩的“特种兵”战术，斩首战术，也在这过程中交流给了红军。林汉带来的那两百具狙击瞄准镜，几个红军主力师的师长见了后个个爱不释手，为了瓜分这批瞄准镜几乎抢破头，口水官司一直打到了伍豪这里。至于那把装备八倍数瞄准镜，堪称精品的十三毫米口径的重型狙击枪，更是众人争抢的焦点。
而在政治上和土改方面，林汉一边和这个时代的红军高层谈论另一个时空随着历史的发展，红军政治政策的变化变迁。从苏区时代的“限制富农、联合中农、依靠贫雇农”到抗战时的减租减息、三三制再到解放战争时大土改政策，其中的利弊得失全说了一遍。虽然历史已被粉碎，但那些“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对他们来说仍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在红色根据地的每一天，林汉都过得极充实，伍豪领导下的红军领导们使尽手段，将他肚子里的牛黄狗宝掏出了大半。在此期间，林汉凭记忆抄袭了一大堆适合这个时代的歌曲交给了红军的宣传队，而他自己，出于恶趣味，更拿出抄袭大作送给原作者评判。
他把李润石未来的名作《七律·长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抄袭了过来，交给原作者“品味”。他送给了陈帅他本人后世的名作《梅山三章》，又把《可爱的中国》和《清贫》交给了方志敏。
“这些原本都是你们在我那个时代，留给那时代的我们的名篇大作，可是这个时空，历史被我改变得太多了，诸位估计也不会再遇上写出这些名作的环境和相关心境了，未免名作失传……”
看着这些名人读着自己“未来”的大作时哭笑不得的古怪表情，很是满足了林汉的恶趣味。
在1932年三月一号，瑞金红军对赣州发动了一次佯攻，此次攻击，倒不是为了应付来自上海“中央”发出的进攻大城市的指示，而是为了接收“河蟹”公司运来的大批机器。
常凯申死后，何应钦因为和宋子文争权，缺钱，导至炮党对江西基层的控制力下降到了最底谷，对苏区封锁的经济封锁在林汉的“银弹”攻势下更是名存实亡。但中共的高层都认为，这样的情况只是暂时的。为了抢时间，林汉在到达苏区后就命人从上海运来大批机器，通过长江航道运到了南昌，然后通过赣江航道运往苏区。这批机器很多是林汉来中国前就从国外订购，暂时封存在上海的仓库里，只是因为交通线不通，一直无法运往苏区。其中包括小型水力、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