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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里，赵祯的脸色才缓和下来。徐平说的夺，其实宋朝一直在做，乡间的五等户制即是，城厢除分户等制外，还有无所不在的官营，然后令人指射，官府从中分工商业的利润。这些手段，都是在从势力之家手中夺取社会生产的剩余。
农业生产的剩余通过地租和利息到了剥削者手中，工业生产的剩余通过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者加上金融手段集中到剥削者手中，哪怕地主和资本家各个都是大善人，这种趋势也不会逆转。终有一天，剥削者侵占的就不再是剩余，而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整个社会的危机必然会产生。更不要说，从剥削者中找善人实在不容易，要让他们变成善人就更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把剥削认为是天经地义，被剥削者做牛做马，不但不会让剥削者知足，反而会变本加厉。把社会分阶层，把人分等，只是温和手段，最后终将会退化到奴隶社会，从占有被剥削者的财产，到完全占有被剥削者的人，他们的一切。危机一旦到了剥削者开始向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下手的时候，如果政权不进行调整，会突然恶化，因为此时剥削者相互之间的争夺会变得激烈，压迫和剥削更加穷凶极恶。
政权出现，就是要改变这种社会退化的趋势，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进行调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摊开来说，就是剥削的手段和促进社会生产扩大的各种因素。生产力越发展，社会生产便就扩大，剥削手段开始从全部占有奴隶的一切，变成了通过地租和利息。进入工业社会，变成了占有剩余价值和使用金融手段。这是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而剥削者把社会生产的成果大部攫取到自己手中，最终开始吞噬生存和生产资料，生产关系就开始起反作用力了。不进则退，没有革命和调和，退到奴隶社会也属正常。
如果认为政权没有调和性，则这种矛盾冲突最终是要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如果承认政权有调和性，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变法和改革。
宋朝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之下，对社会上剥削者中的最大多数，即势力人家，一直进行着抑和夺。不然，为了养军的庞大费用，整个社会早就民不聊生了。宋朝的问题是抑和夺之后，官方收了这些钱上来，没有用于生产和生活，而是用在了养军上面。养军几乎对生产没有帮助，军队又不能真正保家卫国，更加不能开疆拓土，这些财富相当于白白扔掉了。
消费可以拉动经济增长，那并不是绝对的。财富越集中，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越小。从奴隶主到庄园主，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社会前进的脚步缓慢无比。
随着西北党项的覆灭，对契丹的胜利，宋朝的生存压力已经变小。而随着三司场务带起来的生产大发展，社会的财富在增加，讲起来，现在应该是一个压力较小的时刻。
如果徐平不进行改革，把省下来的钱和增加的财富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接下来就会出现一场全民大狂欢。财政压力减小，官营的很多产业再没必要，会开放到社会上去，自然大多会流入势力人家。
一方面是徐平靠着两世知识指导着生产力突飞猛进，一面是接收了官营场务酒楼商铺的势力人家剥削能力大增，剥削烈度提高。当生产力前进跟不上剥削烈度的加深时，空前的社会危机即将到来。那个时候的徐平可能已经垂暮之年，也可能已经故去，危机将会算到他的头上。这一世的辛苦操劳，为了天下和百姓的付出，换来的可能是身后骂名。
在社会危机之下，最大的可能是自己正确的做法被废弃，自己摒弃的错误做法被捡起来认为是正确的，并依此指责自己这个祸国奸臣。天下再次陷入治乱循环，自己也成为了大奸佞，与赵祯的关系，一起长大的李璋，诸般种种，都会用来证明自己就是个佞臣。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人的身后名，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不管是革命者还是改革者，本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得利者推出来背锅的角色。商鞅如是，王安石如是，只要一个不小心，徐平自己也将如是。
为什么在改革之前，徐平要把这些道理跟赵祯讲得清楚明白？不但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获得他的认同，能够得到坚定的支持，也是把话说在前面。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了有什么后果，不这么做有什么后果。哪怕不顾及自己的身后名，不顾家族的兴衰，还要顾及天下以后要发展，天下百姓不再受苦。
一个人活着，到了徐平这个地步，再去天天想自己赚多少钱，留给后代多少财富，这人做得就太没意思了。不如就此归隐田园，过自己的小日子好了。做皇帝，做宰相，都是要心怀天下的。没有这份胸怀，何必来坐这个位子？徐平又不差这点俸禄，凭着他现在的功劳也足以荣耀一世。接了诏旨，来做这个宰相了，就要给世间一个比较长久的太平。
宰相称拜，而非是任，是因为这个职位是官之极任，甚至超脱出了官的范围。任官你坚辞不去，是要受惩罚的，但是宰相拜而不受，则是允许的。不想干，是可以不干的，这是宰相与一般官员不一样的地方。既然你不想干就可以不干，那么干了，当然就接受与一般官员不一样的要求。官员治事有功，宰相是不可以用治事之功来评价的，对于宰相的评价是天下治还是乱。你能干不能干，没人看你的能力如何，只看天下治理得如何。
天下大事，无论文武，宰相事无不统。这个权力在你这里，就要当这个责任，不能还像一般的官员那样。徐平前世对宰相的职责认识不清，认为只是最大的官，其实是不正确的。相之所以为相，甚至地位崇高时加上一个字，称为相国，因为这是国家真正的治理者。
统治者是皇帝，治理者为宰相，这并不是其他官员那样垂直的上下级关系。在所有的官员之中，只要具有了宰相的这个身份，就超脱出了官员。御史大夫、大将军，只要真地有了实任，也是相的一员。只是现在有枢密使，而无真御史而已。
所以此时的宰相，实际上晏殊、徐平和吕夷简三人。整个宰执集团，还要加上各位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这些人一起，行使的就是秦汉时丞相的职责。而台谏集团，则是秦汉时的御史大夫，同样是宰相之一员。台谏对宰执的牵制，是从职责上来的，而不是官员之间的勾心斗角和相互牵制，这就是这个时候的政治结构。
第15章 理政
抬起头来，看着窗外渐渐变浓的夜色，徐平沉默了一会，叹息一声，对赵祯道：“天下治乱兴亡，后人评点起来，总是要说哪一个是庸君，哪一个是奸臣。天下若无这庸君奸臣，必然世道永昌。依臣看来，以天下之大，岂是一二人能够祸乱之？此事前朝或有，本朝君臣一体，祖宗家法，诸事立制，却不应该如此。秦有天下，二世而亡，指秦二世和赵高、李斯为昏君奸臣。臣言，二世和赵高固然是暴君奸臣，然而秦之亡，却不是亡在这暴君奸臣的手里。秦之亡，实因其暴政而亡，后世当引以为戒。”
赵祯道：“秦之亡于暴政，先贤论之甚明。宰相，你言以仁义之道佐朕治天下，必然是与暴政无关。突然之间，怎么说起秦之兴亡来。”
徐平捧笏：“仁义治天下，仁之一道，固无可言，而义之一字，实是一言难尽。臣言天下大事，无外文武。对内曰文治，对外曰武功。文治不可兴于外，武功不可取于内。是故文归于仁，武起于义也。对内不施不仁之政，对外不兴不义之兵，此朝廷之职也。对外称仁，不识大体，如妇人持家不分内外。满朝臣僚，对内示义，则有异心。天下大义，必操之于人主。是故臣为宰相，变法理政，当受天下之怨，而恩归于上。臣以下所言，多是受怨之事，以陛下之聪明，自能尽知。臣明言之，非欲分辨于陛下，只是告之后人，臣为政之举，多有不得己而为之之处。后人当深知，此政只是有利于此时此地，不可因循。”
后人经常讽刺中国古代，不管什么事都是皇上英明，坏了事是有奸臣。其实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怨归于己，恩归于上，不然你是想做王莽吗？自己同意来做大臣，皇帝把大权给了你，事情做砸了，不管什么原因，都得甘心受罚，哪里能够一点委屈不受。
赵祯听了，从案后站起来，对徐平道：“朕召宰相来，正要咨以治世之道，而致天下太平也。宰相何出此言？你我君臣相得，当携手并力，拯民疾苦，让天下安泰！”
“凡事，皆要一分为二，有其一利，必有一弊，因时因地而异。此时之善政，百年之后或为恶政，此时去除之弊，百年之后或有利于当世。政因于时，因于地，一时举措不能致百世之太平。为政者当深知，查其时，查其地，而用治世之术。不可因循苟且，行刻舟求剑故事。自上古而及于今世，欲变法者不可计数，成者有之，败者有之。若论变法之功无大于秦用商鞅，用商鞅之术秦富而强，终灭六国，一统天下。秦用商鞅之术变法而致国强，商鞅终受车裂之刑，后来者岂不震怖！用一术，治国者只是取其利于当时之端，而其弊天下之端已种，时移世易，其利渐尽，弊端渐显。当此时也，治国者当别求一术，取利而暂抑其弊。以仁义行天下，此治国之大道也，大道可以行于万世。道之下治国之术，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利尽弊显之时，治国者当别寻治国之术。书生不知世事通达，见一时之荣，而百年之后渐枯，则跣足而舞，告于天下。尔曹皆愚笨，蒙昧无知，为人所欺，聪明如我者，则见其功成之时，败因已种。天下之亡，不亡于某某，实亡于建大功之人也！”
听了这番话，赵祯一时怔住。就连一边记录的吴育也抬起头，看着徐平，不知道他突然间怎么说出这番话来。以大宋制度，商鞅的悲剧必不可能，说起来又有何用？
为什么说这番话？因为接下来徐平要讲的，就是从现在的势力人家手中夺社会生产的剩余了。他凭着前世的见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并不会真让势力人家变穷。所谓夺，也不是真地夺，只是后面的发展成果，势力人家分到的份额会变小。然而有的人就是这样，记仇不记恩，便宜没够，吃亏不玩。别人赚十贯钱他赚五贯，便就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世上再没有一个好人。有这种人在，徐平的话又说得这么明白，必然有人会在以后骂他刻薄，全天下都受了好处，还是刻薄。
话说明白，是为了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