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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撤销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
七，关税自由权；
巴黎和会自始至终在帝国主义战胜国的操纵下进行。
大国会议，凡和会一切重大问题均先由五大国会议讨论决定。先有“十人会议”，由美国威尔逊和兰辛、英国劳合？乔治和贝尔福、法国克里孟梭和毕盛、意大利奥兰多和桑尼诺、日本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组成。“十人会议”为五大国“经常的正式会议”，和会期间共举行60多次。1919年3月26日起，“十人会议”缩减为“四人会议”，即英、法、美、意四国首脑就和会中有关欧洲问题私下协商（4月23日意首相奥兰多离会，由英、法、美三国首脑以“三人会议”形式控制局面）。
和平预备会议，即27国全体会议，和会期间仅开过6次，止于形式。
和平正式会议，协约国代表与各前敌国代表分别相会，一次是递交和约最后草案，一次为签署和约。
虽然中国欧洲远征军在欧洲打出了漂亮的战果，虽然南方的国民政府已经开始了现代化的步伐，但是在列强的眼里，中国依然是一个弱小的古国，而日本才是亚洲地区性强国。
英国对于日本这个小老弟还是很照顾的，不过战后的英国已经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安抚日本了，他们能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用中国去满足日本，然后使得日本能够为他们继续牵制俄国，同时不要去打英法在南洋殖民地的主意。
和会最初答应归还在山东的权益给中国；但是日本代表牧野伸显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说，该员坚持认为按照这个条约，山东地区的利益应当归属大日本帝国。英法几乎想都不想就把这个权益则转交到日本。
顾维钧立刻要求重提要求，把原定的七点要求改为八点：
一，废除势力范围；二，撤退外**队、巡警；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
四，撤销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
七，关税自由权；八，废除二十一条。
甚至为此他们还单独求见了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寻求支持，因为该死的英国佬已经旗帜鲜明的站到了他们的日本盟友这一边（英日同盟是英国控制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扼制俄国和美国的一个重要政策）。
但是和会依然于1919年4月29…30日将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
1919年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政治斗争的问题了，和历史上不同，现在的皖系早早的就失败了。如今的中央政府是奉系扶持的钱能训政府在掌权。而原本属于历史上皖系势力的新交通系除了曹汝霖投靠南方担任武汉市市长，而陆宗舆，章宗祥则扛着新交通系的大旗投靠了张作霖，张作霖手底下还正好缺人，于是联合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批和新交通系不合的政客则在一些已经南下的元老级人物支持下搞出了一个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汤化龙、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破土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巴黎和会交涉失败的消息严格来说就是这个机构泄露出去的，这里就不得不说张作霖做人失败了，徐世昌这个大总统虽然是他扶持的，但是却跟他不是一条心，对于巴黎和约，徐世昌也是抱有期望的，所以如果交涉失败，徐世昌是不会也不能在上面签字的。可张作霖和日本人他也惹不起，于是他选择暗中支持这个国民外交协会。
第426章 五四之夏（五）
“同学们，同学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在昨天晚上，**无能的钱能训总理居然密电陆征祥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是我在电报处工作的福建同乡貌似交给我的电报底稿，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这是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初三清晨，站在国民外交委员会门口慷慨陈词的林长民理事。
而一直等待在门口的是来自首都各高校的爱国学生们，当英法决定把中国之山东转交日本的时候，钱能训秘密指使中国在巴黎的代表团签字的消息无疑点爆了爱国学生最后的底限。
林长民当众宣布了国民外交委员会的决定：
一、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
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款及英、法、意等与日本关于处分山东问题之密约；
三、如和会中不得伸我国之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
四、向英、美、法、意各使馆声述国民之意见。
但让林长民等人始料不及的是，五月四日，也就是第二天，震惊中外的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了。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二所学校的三千多名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实际上在5月3日的晚上，北大学生就在北河沿北**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参加会议的学生代表包括：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段锡朋，罗家伦，方豪，罗章龙，王自治，张国焘，傅斯年，邓中夏，许德衍，高君宇，罗隆基，王造时，陈长桐，何浩若，瞿秋白，闻一多，郑振铎，刘仁静等人，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举行示威游行。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从汇集***，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张作霖的大帅府居然没有任何表示，据说张雨帅正忙着搓麻将了，毕竟只是学生闹事，在他看来还是兵变危险一点。当时杨宇霆向他汇报此事的时候，张雨水问的居然是：“宇霆啊，咱们这个月的饷都发下去了吧，下头的弟兄们别闹腾就出不了事。”
张作霖居然是这么一个心态，北京的高层在应对学生运动中会有多迟缓就可想而知。
但是学生们的动作是迅速的，和历史上不同，曹汝霖在段祺瑞垮台后就去了南方国民政府任职，而且西原贷款一事严格来说他参与不多，所以成功逃脱这次学生运动。但是投靠奉军的梁士诒，陆宗舆，章宗祥等交通系的官员就没那么走运了，林长民他们毫不客气的把当年和日本签约的责任推给了他们，而学生们自然也就毫不客气的要找他们算账了。
最搞笑的是，梁士诒好死不死居然搬进了曹汝霖南下后转卖的赵家楼府邸。
于是湖南学生匡互生第一个带头冲进了赵家楼梁公馆，事态瞬间失控了。他们没有抓到梁士诒，但是却成功的抓到了正在梁士诒府上做客章宗祥，一顿群殴不可避免。
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地位向来较高，有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读书人也常被称为“学老爷”。张鸣在《北洋裂变》中有如是论述：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其时的军警也很为难，要维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结果只能窝窝囊囊，被动的接受学生的进攻。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的学生散去，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了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50多处受伤，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手无策，他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当时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证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证。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证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应该说这个时代的北京军警和后世相比还是一群有良心的人，一群有良知的人。
不过火烧赵家楼显然超过了军警方面的预期，他们如果不抓人，只怕是没法交待，于是就在五月四日当天，北京军警一共逮捕学生三十多名。当晚，大总统徐世昌拒绝了林长民等人提出的释放被捕学生的要求，接下来的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1919年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
同日，国民政府主席孙文以国民政府的名义致电中央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近闻京师**，乃保全主权的爱国义举，然政府操持过切，抓捕学生多人，实为不智，盼早日释还，妥善处置为宜。”
徐世昌看到孙文的电报气的吐血，这个中央政府大总统还真的是里外不是人。
在武汉，在南京，在上海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王振宇没有下令禁止游行，但是为了避免有人借机生事，他还是命令宪兵和安保部队全员进入待命状态。同时国民政府命令下辖各高校严禁学生串联，允许其北上支援爱国学生运动，但是严禁在国民政府辖区内组织罢课罢市等破坏社会正常生活次序的活动。为此政务院总理熊希龄在刚刚设立的南京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在山东问题上，国民政府将和北京爱国学生保持一致。
同时王振宇从这一天起连续召集军中高级将领开会，并且命令刚刚完成扩编的青年军进入动员状态，以徐州和郑州为集结点，大批青年军部队和军备物资开始运动。
同时戴笠出任国安局山东站站长，大批特工进入山东地区对当地的情况进行二次收集整理。
日本方面对于北京爆发的**也表示了严密的关注，开始频频向张作霖施压。
而张作霖显然是手气不好，输了大把的钱导致心情也不好，如果不是部下拦着，说不定就命令把抓到的学生都枪毙了。他可不是什么丘八，人家是土匪出身，在土匪的眼中，知识分子那是一文钱也不值的臭老九。
杨宇霆就是苦劝张作霖的人：“雨帅啊，那些学生不可杀，您一动手，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