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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守军也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毙敌400余人。
日军夺取山海关后，关东军以第六、七、八、十二师团为主力，再加伪军总计10万余人，于1933年2月21日兵分三路进攻热河。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放下部队不管，扣留了200余辆军用载重汽车，往天津外国租界运送自己的金银财宝和烟土。
凡抵抗的军队，蒋介石不准补充兵员和弹药，所以各部队日退百里。
日军大骂中国军队：“你们的腿跑得这样快，我们报告战果都没法报告，希望你们跑慢点！
”
由于中国军队的大溃逃，日军不费吹灰之力，于3月4日上午10时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
热河失守，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
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
蒋介石不但不抗日，反而下令：“侈言抗日者，宁杀勿赦。”
接着，又命令何应钦取消河北境内的义勇军、救国军等抗日力量，派蒋孝先的宪兵第5团到北平搜捕共产党和爱国青年，破坏华北人民的抗日活动。
驻守在长城一线的国民党军队和长城内外的义勇军在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鼓舞和推动下，自动奋起抵抗。
首先是驻守喜峰口的第29军第37师，在师长张自忠、副师长冯治安和负责第29军前方指挥的何基沣将军的指挥下，从3月9日开始，与进犯的日军进行了七昼夜的殊死搏斗。
张自忠将军善于夜战、近战。
他指挥37师官兵利用夜幕主动出击，迂回包抄日军，给敌军以沉重打击。
其大刀队更是震惊长城内外，杀得日军闻风丧胆。
张自忠将军坚决抗日，守住了喜峰口，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
接着，3月16日至18日，第29军刘汝明师又在遵化以北的罗文峪地区，连续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守住了罗文峪。
于喜峰口御敌的同时，中央军第17军第25师于3月11日在古北口与日军激战三昼夜后，古北口失守。
25师装备极差，除迫击炮外，山炮和野炮都没有，又是匆匆上阵，但在师长关麟征和副师长杜聿明（关负伤后代理师长职务）率领下，凭一腔热血与强敌激战，毙伤敌军2000余人。
第154团派出的一个军士哨，因远离主力，在大部队撤退后，仍与敌人顽强战斗，毙伤日军百余名。
日军最后用大炮和飞机联合轰炸，才把哨所炸平，七名军士全部壮烈殉国。
七勇士的事迹，使日军也由衷敬佩。
他们把七勇士的尸体埋起来，并立了一块“支那七勇士之墓”的石碑。
日军占领古北口后，又于4月16日至5月11日向南天门发动了新的进攻。
第25军第2师师长黄杰思想麻痹，以为日军脚穿皮鞋爬不上南天门左翼的制高点，所以只派了一个连防守上面的八座碉堡。
这一个连的官兵也凭地势险要，放松了警戒。
结果日军一个大队在当地汉奸的带领下，于20日夜偷袭成功，一夜之间，八座碉堡全部被敌占领。
第2师苦战5昼夜，反复争夺，也未成功。
由于伤亡惨重，只好由刘勘的第83师接替。
83师又激战8昼夜，敌我双方均伤亡很大。
5月10日至11日，日军发动了更大的进攻。
一昼夜之间，守军团长魏巍受重伤，副团长汪兴稼阵亡，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第83师全线崩溃，被迫撤离阵地。
师长刘勘欲拔枪自杀，被参谋处长和作战科长夺去手枪。
古北口、南天门失守后，中央军节节败退，日军大踏步前进，北平岌岌可危。
何应钦赶紧调傅作义的第59军开往昌平集结待命，同时立即向日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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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悲歌又一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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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军到昌平后，于5月21日与日军进行了激战。
但5月22日下午，何应钦会见了北平日本大使馆代办中山，要求停战。
23日，59军从拂晓到晚6时，在怀柔县城以西，南自石经厂、北至长城—线与日军连续血战了15小时。
战事正酣，何应钦突然命令停火。
傅作义将军气愤地向参谋长陈炳谦说：“这个仗打得太窝囊，牺牲了这么多官兵，他们以宝贵的生命换来的却是妥协、停战。
阵亡的将士能瞑目吗？”下午7时，何应钦又连续给傅作义打了3次电话，命令他马上撤至高丽营一线。
傅回答说：“只有敌军先撤，我们才能撤，我决不在敌人火力下撤退！”何应钦又命令参谋长带着他的手令，强迫傅下令撤退。
傅军只好撤退，长城抗日的最后一仗草草收场。
接着，经蒋介石批准，中国军代表熊斌与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于1933年5月31日在塘沽仓库楼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其内容是：“第一，中国军队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南地区，今后不得越过该线前进。
不得做一切抗战扰乱行为。
第二，日军为确悉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视察实情。
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予以便利。
第三，日军确认中国军队已撤退至第一项协定之线时，不超越续行追击，且自动撤归长城线。
第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协定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担任之。”
这个协定是继袁世凯之后最大的卖国条约之一，使冀东地区逐渐变成了第二个“满洲国”，为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热河失守，长城抗战失利，《塘沽协定》的签订，这无疑是抗日战争中的悲剧。
但悲剧还未演完，悲剧中的悲剧人物还在悲愤中抗争、呼号。
较有代表性的悲剧人物是冯玉祥将军和他的老部下、年轻的共产党人吉鸿昌将军。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
安徽省巢县人，1882年生，父亲是淮军（后称练军）下级军官，家境贫苦。
11岁母亲去世后随父住在军营，从小受到军事生活的熏陶。
1896年14岁时正式入伍，先后当过哨长、排长、管带、参谋长、团长、旅长。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调任陕西、河南督军。
第二次直奉战争为第3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与奉军作战。
由于受孙中山影响，于1924年10月回师北平，发动了北平政变，解除了总统卫队，囚禁了曹锟，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军，并电请孙中山北上。
11月5日将已废清帝溥仪驱逐出故宫，彻底清除了清室小朝廷。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帝斗争高潮。
冯玉祥倾向革命，受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影响，派代表团赴苏考察，又选送了30名学生到苏留学。
苏联也派军事顾问帮助冯玉祥训练部队。
冯玉祥反帝和追求革命的行动，引起国内外反动派的仇视，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等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组成反赤大同盟，准备联合进攻国民军。
冯玉祥为了缓和局势，于1926年1月10日宣布下野，3月20日率员赴苏考察。
不久，国民军在南口大战中被直、奉军和晋军、直鲁联军击败，残部退向绥远。
冯玉祥得到消息后，立即于9月16日回到绥远五原，并于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7年5月，冯玉祥与奉军激战于河南，占领洛阳，6月与北伐军会师中原。
到1928年七八月间，冯玉祥已拥有9个方面军、40万人，在新军阀中力量最大。
8月，他到南京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
蒋介石为了削减冯玉祥和其他新军阀的力量，于1929年1月召开编遣会议。
冯玉祥因与蒋介石意见不一，也得不到其他军阀的支持，2月份以养病为名离开南京。
1930年5月，冯玉祥与阎锡山、李宗仁组成讨蒋军，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
冯进军顺利，很快占领了洛阳、郑州、开封等战略要地。
但在蒋介石拉拢下，张学良通电拥蒋，并率军入关，使反蒋战争很快失败，冯玉祥苦心经营了20年的军队陷入瓦解，残部退入山西后被张学良改编为第29军，由宋哲元当军长。
冯玉祥潜入山西汾阳峪道河隐居。
在此，他做了痛苦的思考和总结，重新与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请人讲社会主义和唯物辩证法。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忧国忧民，心急如焚，为抗日到处奔走呼号，高喊“战则生存，和则灭亡”。
10月21日发表通电，提出抗日救国13项主张。
1932年1月淞沪战争开始，他兴奋欲狂，积极支持抗战，并表示自己要带领敢死队到前方杀敌。
但因蒋介石坚决不准抗日，他怀着愤懑心情，于1932年2月到泰山隐居。
冯玉祥在泰山期间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他深深地认识到，抗日必先倒蒋，只有打倒蒋介石，才有实现抗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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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悲歌又一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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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数次派人到广州与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接洽，进行抗日反蒋活动。
汪精卫为了拉拢他，请他担任内政部长，他坚辞不就。
汪精卫从北京南下路过山东要与他会晤，他也不予理睬。
他离开泰山时，对国联调查团的报告发表了坚决反对的谈话，并和李烈钧、程潜等15人通电全国指责报告书的谬误，要求南京政府“于政策要有坚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之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复失地”。
冯玉祥将军虽然有一颗抗日心，但对蒋介石未产生任何影响。
这使他认识到，没有实力是不行的。
这时，其部将宋哲元担任了察哈尔省主席。
察省地处偏远，易于开展活动，他遂于1932年10月9日到达张家口，开始进行抗战准备工作，并决心与共产党合作。
1933年1月，共产党派宣侠父、张存实等来到张家口，帮助冯玉祥策划抗日具体计划。
当时，从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退下来的军队和察哈尔、山西的军队加在一起，足有20余万人，组织起来可以打几个大仗，但又苦于没钱。
正巧，朱庆澜在北平成立了一个东北抗日军后援会，并在上海、北京等地募了些款子。
听说冯玉祥将军的抗日同盟军万事俱备，只差钱粮，便派人送去十万现洋。
这时，冯玉祥的老部下、共产党员吉鸿昌将军也来到察哈尔。
吉鸿昌一见到老首长，不由跪在地上大哭起来。
他为国难当头，政府不抵抗而伤心。
他向冯玉祥表示，此次来找老首长不为别的，只为抗日。
他愿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以死报效祖国。
冯玉祥被吉鸿昌的赤诚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拉起吉鸿昌说：“没说的，咱们同心协力干，你就担任前敌总指挥吧！
”
冯玉祥又致电两广、上海的将领和国民党中央委员，陈述抗日决心，请求募捐支援。
蒋介石和汪精卫对冯玉祥的抗日言行非常不满。
便玩弄权术，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电请冯玉祥去南京“商谈国是”。
冯立即予以拒绝，复电说：“榆关已失，热河告急，外交折冲，早陷绝境，此诚全国奋起抗战之时，希国民政府立即动员抗战。”
并提出12条建议，作为最后呼呈。
蒋介石见冯玉祥拒绝入京，又派王法勤、黄少谷去张家口访冯，并以监察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
但冯不上蒋介石“调虎离山”的圈套，向来人明确表示：“蒋介石如果决心抗日，当然可以合作，根本谈不到做官问题。”
“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的可能！
”
《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又派黄少谷持他的亲笔信再次去张家口晤冯，促�